 农村现代化是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村落城市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李
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以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变迁的故事，并以此为基础，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对蓬勃发展的非农化、城市化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李培林从普通人点点滴滴的生活经历入手，针对珠江三角洲城郊村落进入终结的过程，实地调查广州40多个城中村400多个个案（作者遵循为受访者隐的原则，把这些村落虚拟为一个“羊城村”），讲述羊城村四种类型的居民的故事：（1）羊城村原村民的故事，如卸任的前任村长、坐收房租的房东、担心失去分红的村民等的平凡人生和生活期盼；（2）羊城村外来小老板的故事，如广东潮州凤凰镇来的茶行老板、河南平顶山来的杂货店老板等的喜怒哀乐和人生追求；（3）羊城村租居白领阶层的故事，如广东湛江来的公司财务总监、湖南来的餐厅经理、湖北来的公司销售主任等的人生理想和职场阅历；（4）羊城村租居蓝领阶层的故事，如四川绵阳来的缝纫女工、湖南常德来的送报工等的甜酸苦辣和就职经历。 城市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许多地方的做法是郊区农民分散拆迁安置，如北京的望京等。在这些地方，非农化和城市化基本上是同一过程。广州的情况比较特殊，那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涌现大量乡镇企业（最早称为“社队企业”），开始了“非农化”过程，耕地越来越少，厂房越来越多。在城市空间规模扩大的同时，村民没有分散拆迁，村落依然完整，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现象。在城中村，虽然没有了耕地，传统的农舍也被单调的火柴盒似的楼房所替代，但是那里依然是未被城市化的“社区”：村落内部，虽然非农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人们在收入、生活、情感、社会交往、心理认同等许多方面依然对自己的“村落”有着强烈的依赖关系；在那里，土地崇拜与工商精神并存，传统乡土民情及非正式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村落权力的更新继替方式依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村落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经济边界）出现了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分化过程，社会组织完成了由生产队制向村落单位制、并最终向村落公司制的转变……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李培林当然不能停留在讲述故事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种“超越经验社会学”的一般化分析模型。李培林认为，“羊城村”不仅仅是一个村落，它也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是一种村落和企业合一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是市场网络和企业组织之间的一种形态。这种形态深深地嵌入于村落社会网络之中。“羊城村”是村落城市化多样性的变异形态，正是这种特例可以修正一些“普遍规则”的内涵和边界。比如，关于中国村落的变迁和转型，在学界里常用“非农化”和“城市化”两个概念，许多研究者经常互相换用。事实上，“非农化”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与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有关，与“离乡不离土”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关；“非农化”是由于农民认为农业“无利可图”而走向非农产业，是农民的主动选择。“城市化”是一个国际通用概念。“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农民来说是外在的铁律，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城市化”是因为农民认为土地值钱，而将土地用做他用，逐渐放弃了农业，最后变得“无地可耕”。李培林指出，由农业“无利”而引导的“非农化”和农民“无地”而伴随的“城市化”，在现实中的确并非同一过程。在农村“非农化”中，“无利”是因，“非农化”是果；而在农村“城市化”中，“城市化”是因，“无地”是果。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学术界关于“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内涵和边界。 在传统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学术界一直通用的是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如“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对立（梅因）、“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对立（涂尔干）、“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滕尼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韦伯）、“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对立（帕森斯）、“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对立（雷德菲尔德）等。在他们看来，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针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李培林提出了“连续谱”的概念。他指出，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二元对立之间，事实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真实世界，并非完全依赖于理想化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如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等）就可以解释的。比如，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企业的产权形式，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私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地方政府所有企业、国有民营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全资国有企业，一直到外商独资企业，是一个产权多样性的“连续谱”。根据“连续谱”观点，而不是“二元论”的主张，我们在看待变迁时，也不能采取由此及彼，或非此即彼的态度。 李培林发现，广州的城中村虽然早已实现了生产和职业的非农化、生活方式和户籍制度的城市化，村民的乡土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开始动摇，但是，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而成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远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就能完成的；一蹴而就往往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着产权的变动、社会网络的重组以及利益和价值的冲突，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合作与整合机制；在村落的传统本土资源和现代化的新传统之间，存在着连续谱的过渡和多样性；城中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为新市民的摇篮和跳板。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李培林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1版22.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