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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中学术界提倡人文关怀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是读书界关心的话题。这几年国内译介、出版的西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著作不少，这类著作大多要提及20世纪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著——1927年初版的朱利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比如，齐格蒙·鲍曼把这本书称作“知识分子的宣言”；W·赛义德说 本达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形象：“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然而，即使今天，朱利安·本达及其《知识分子的背叛》在中国“知识分子”圈里还是相当陌生的名字。 朱利安·本达1867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比利时犹太人血统的富裕的商人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法兰西传统教育，但是，少年时代一度又沉湎数学的学习，人文学科的基础与理性的追究这两方面都对他以后的“唯理主义”产生很大的影响。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后，21岁那年不得以又进入高等工艺学校，但是出于天性的对实学的应用科学的厌恶，第三年退学。24岁那年服役入伍，退伍后又重操学业，转入巴黎大学学习历史哲学与“批评的方法”。30岁那一年的德雷福斯事件对他的世界观的奠定产生决定性影响，也把他引入写作生涯。我们在读《知识分子的背叛》时，从他对法国右翼民族主义的激烈批判中也会感悟到这一点。要知道希特勒上台前，法国是欧洲排犹社会风气最严重的国家。 本达把知识分子规定为古代以宗教为职业的圣职者（clerc），也就是那种脱离世俗社会，追求形而上的学问，追求终极的真理的圣职者，从更广义的词义来看，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预言家”。在他看来，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特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传统的文化、伦理在物质文明的冲击下渐趋衰微，随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物力论等形形色色现代思潮的日益高涨，欧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在世俗社会中完全抛弃了他们那种对真实、真理与正义追求的责任感，走出了研究形而上的学问的象牙之塔，狂热地为各种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奋斗，并且还对民众煽动自己正追逐着的那种狂热的政治热情，背叛了知识分子本身的职责。他厌恶知识分子热衷于流行、结社、运动和党派，任何谎言和非正义、非理性各种的行为会引起他的愤怒。他逆时代潮流而上，抵制当时最为盛行时髦的本格森的直观主义哲学和辩证法，追求永恒的形而上的学问；反对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已经预见法西斯主义的危机，为世人敲响了警钟。被称为具有“刀笔之才”而擅长文艺批评的本达的旁征博引、论证严密，言语犀利的文风，让许多论敌望风披靡。此书出版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已经羽毛丰满，虽然德国纳粹主义还未成气候，但是，本达已经预言欧洲将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重大危机。随着时局危机的发展，这部著作日益受到欢迎，1939年，二战爆发那年，重印达39次，广为流传，为欧洲当年最畅销书之一。战后，1946年、1958和1975年在法国此书又数度再版，分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文字。 本达从理性至上的唯理主义出发，要求知识分子始终不渝地追求真实和终极真理，但是正如米恰尔·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中所说“一个纯粹理性的人是一个抽象化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决不会存在”（华夏出版社2002年，123页）。现代社会中，现实生活，已经不能容忍一个纯粹理性的人、一个抽象化的人。《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书名出自古法语，进一步追溯的话，源自拉丁语的clericus、clerus乃至希腊语的kleros，原意是指剃发的僧人、神职者、圣职者，后又引申为有教养的学者。此词本达在其他著述中也经常使用，clerc几乎和intellectuel是同义。所以他的唯理主义中强调的理性，严格地说来理解为“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更加贴切。它与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内涵是有区别的。20世纪初，传统的贵族绅士的教养受到大众文化和教育普及冲击的时代，追求高深哲理的神职者为迎合世俗的浅显的教理的宗教界所冷落的时代，要保持这种“主知主义”的传统是一种实践起来相当艰难的价值取向。与他同时代的哈罗德·拉斯基在对以传统文化继承人自居的托马斯·艾略特批评的同时，也提到了因《知识分子的背叛》蜚声欧洲的本达： （1929年经济大萧条发生前），我们可以像朱利安·本达那样主张：就知识分子而言，决定进行选择就是背叛他的主要职责。他的职责不是去试图解决问题。他认为必须对效果漠不关心，必须满足于把自我表现作为努力的动机，他应当设法传授的价值必须凌驾于一切植根于物质欲望的价值之上。……他要知识分子为思想放弃行为。他坚称思想家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发现和形成先验的真理，接受了这些真理，就会再一次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本达先生和艾略特先生一样，是为时过晚了；希特勒已经上台了。（《我们时代的难题》，商务印书馆，2001年，140—141页） 另一方面，本达也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这样圣职者——知识分子滋养的土壤。但是，他认为今天如果面临法西斯主义等邪恶势力的挑战，知识分子仍应该出来坚持理性，捍卫正义和真实。这种书生气的以理性主义反浪漫主义的理想，本身在现实中受到来自大众文化的排斥、各种政治思潮乃至生计的巨大压力而成为一种理想主义。他在书的最后表达了对时代现实的忧虑： 但是，目前的现状哪里谈得上具有欲望与自尊心的国家精神的灭绝，相反，正在向其最高形态发展，国家自称为了人类，把上帝作为敌人。从这时起，人类被统一成为一个大军队、一个大工厂，人们除了英雄主义、规律、发明等食物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无论哪种自由而且无私的活动都要遭到非难，把善放置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工作都被停止下来，除了自己自身的意志之外已经没有上帝的存在了——我们达到完成了这样的伟大的事业，即达到了人们都沉湎于席卷到整个人类对追求巨大物质的统治、获得权力与荣光的那种喜悦中去，也同时达到了自觉追求这种权力和荣誉的地步。然而，这样的话，历史一想到苏格拉底和基督为了人类献身就要发出微笑。 所以，本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陷于难以自圆其说尴尬、狼狈的境地。战后，他也经常直接参与知识分子的对抗权力的请愿活动，遭到激烈的批评，甚至被人视作“斯大林主义分子”。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的时候，他是想保持一种个人独立立场的中立主义：不赞成右翼把攻击共产主义作为否定民主主义的一种借口；虽然赞同左翼的理想，也总是对左翼的现实政治持有异议，但是确实“对垒的两军还是不会给他任何和平或自由的机会”。拉斯基本人所信仰的费边社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两军对峙”中也常出现摇摆和动摇。相反，也正因为如此，提倡和身体力行这种“主知主义”的，效仿苏格拉底和基督的知识分子更加弥足珍贵，能够获得历史的肯定。 （《知识分子的背叛》［法］朱利安·本达著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16．7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