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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李英桃博士的《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一书，列入颇具知名度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据我看，无论对英桃本人，或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这都是一件值得庆贺、值得书写的事情。 李英桃是当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女性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我曾说，在中国深 入而执著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性别问题的人不多，出类拔萃者当属“南胡”、“北李”二人。“南胡”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胡传荣女士，“北李”即指英桃。两人人居沪京两地，却亲如近邻姐妹，不仅常以书信电话方式切磋学问，并有合著论文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在《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问世之前，她们的多篇作品和各自在不同学术场合的专题报告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性别研究这一分支领域的开拓起了不小作用。我早几年写作《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时，多少看了一点欧美学者的此类著述，加上兼做国际关系理论刊物《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约稿和编审工作，对她们工作的价值有认知、有鼓励，常为其志向远大和坚忍不拔所感动。正因如此，《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凝聚了英桃多年的心血，体现出她写作手法的成熟，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的性别研究领域发表的最有分量的著作。借用英桃一篇近作（“小人鱼的安全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里的概念，我想说，这本书的出版，恰似“小人鱼”的成功一跃，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这门分支学科，跳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龙门”。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也叫“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别研究”，肇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西方，扩展在70－80年代的世界各地，更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全球性相互依存过程的深化而增强。本质上，它既是实践中不断扩大的国际范围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思想表现，又是新的多元的社会理论和批判哲学的一种衍生物，同时受到旧的、主宰性的军事对抗格局及其思想表现（权力现实主义）之颓势的激励。它所要探讨的，是长期历史和现实因素形成的男性中心主义，如何事实上塑造和沿续传统国际政治的主题（如外交、安全与战争）及偏好，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建立和推广男子世界观（强权至上和国家中心）及所谓“高级政治”的研究纲领（如博弈分析、结盟战略和大国重心），如何有意无意地将文化、伦理、习惯、风俗等因素排斥在决策操作和理论分析的视角之外，如何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发展出一整套男性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的范式、术语、规则和定理，以及如何最终造成妇女在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和全球发展中的“屈从”地位。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内部，又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派别、观点和分析方法，如“政治反对派”、“社会经验视角”和“后现代主义”等等；从发展趋势观察，它内部的分化、重组或趋同过程仍在继续，日益形成一个多元多面、极富生机、引人注目的思想分支。与过去的情况不同，目前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比较充分的那些地方，不论涉及学术界、教学领域或出版品种，缺少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课题、科目和书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作者在她所说的性别视角前面加上“社会”二字，涵义很深。我认为，它反映出近些年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积极动向，也是实现新的理论突破的一个“切入点”。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传统的两极对抗格局的结束和权力政治学一家独大地位不再，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出现许多新的动向和发展。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在它们当中最重要的，当属“文化”范畴的引入和“社会”视角的凸显。冷战的结束和世界大战威胁的消解，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际间关注焦点更多转向经济建设、生态保护和社会福利乃至人的全面发展，各类群体的活动空间和选择面比过去有所拓宽，社会内部的不同意识和追求得到更多重视，差异和认同的复杂共存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背景下，狭义的“性别平等”问题和广义的“文化多元”问题，在徘徊于社会学和文化学学科多年之后，闯进了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严格意义上讲，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已不再属于旧式的国际政治领地，至少不再依从传统的权力定理和博弈模式，它是社会学和文化学在国际环境和条件下的“嫁接”，是相对和平与趋向多极的全球政治安全格局的一种思想折射。此外，冷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之威望的提高，形形色色NGO的大量涌现和跨国跨地区交往的增加，好似天然盟友一般，强化了女性主义团体的批评声音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崛起势头。并非偶然的是，这些年来“全球社会”、“国际社会”甚至“地区社会”等概念在各种媒体上的出现频率大大提高，它们在世人心目中的道义合法性也在不断上升。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时代的进步，证明了“社会”范畴在国家内部生活和国际关系中逐渐加大的分量。《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提示我们：像很多事务一样，当性别问题逐渐“社会化”时，独断专权的做法和单一层次的判断便受到质疑，多层次的参与互动及价值判断有了更大可能——国内政治如此，国际政治亦不例外。 我敢说，无论对于国际关系的专业研究人员或教师，还是那些关心时事政治的普通读者，英桃这本书里介绍的许多观点或事实，都是新颖独特的、甚至从未想象的。例如，一般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刚听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词汇时，往往联想到“争取国际范围的男女平等”的老话题，却不会了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还反思了“战争／和平”、“国际／国内”、“政治／道德”、“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等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划分，揭示了所谓“自然状态”、“安全状态”、“无政府状态”等权力政治范畴陷入困境的原因，提出了“个人即是国际的”、“国际的即是个人的”等发人深省的观念，从根本上挑战了以往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书中还提供了一些很有用却很专门的研究资料及其出处，如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和强奸问题，全球各地军事基地的妓女问题，各种经典中的妇女形象问题，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内部各派的比较，等等。另一方面，尽管是一个高水准的专业作品，它对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同样有趣、有益。例如，你可以见到全球范围内妇女参与决策的事例和数据，包括20世纪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妇女的姓名、国别、时间，女性在发达程度的不同地区和国家担当重要职位的比例（包括行政、司法、立法、经济、社会等不同方面），她们的各种参政议政模式和渠道，以及古今中外婚姻与国际政治的各种联系。此外，书内也有很大篇幅介绍中国的相关情况，如新中国建立后驻外女大使的清单，女性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历程和成就等等，读起来令人兴致盎然、欣喜赞叹。我一边翻阅一边在想，英桃通过自己多年不懈奋斗，终于“修成正果”：这本书打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又一扇窗口，一个景深无限的视角。 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想对英桃和中国的女性国际关系研究提一点改进建议。应当承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毕竟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领域没有涉足，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学术界公认，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激进思潮和建构主义是目前国际关系学的几个主要学派；那么，在它们的不同影响和塑造下，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别分析可能呈现哪些不同的面貌和风格？这方面不妨以发展较早、相对成型的“国际安全研究”范畴内的各种流派作为参照系，认真审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差距和下步发展的潜在区域。再比如，尽管书中提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等不同分析层次，依我看，有关社会性别分析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的分类仍不够清晰，它们各自的方法论仍有待摸索，它们的实证过程仍需要加强，对它们的学术批评仍然任重道远；我衷心期待，英桃及其同道进一步努力，弥补自身理论准备、跨界合作能力和社会资源动员等等方面的不足，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推广至更大的范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为中国人思想的更加丰富多彩，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多样，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