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在谈到冰岛小说家古博格·博格森的《天鹅之翼》时说：“人只存在于他的具体年龄里，一切都随着年龄改变。”这是我在读帕蒂古丽的作品《隐秘的故乡》时所想起的一句话。尽管帕蒂古丽在这部作品中常使用的是第二人称进行叙述，但我始终觉得作品中出现的还是那个“二转子”混血黄毛小女孩帕蒂古丽，而且我还会固执地认为这个小女孩和今天的帕蒂古丽毫无关系。或许这就是因为当年生活在新疆沙湾县沙湾镇大梁坡村的帕蒂古丽和如今生活在南方水乡的帕蒂古丽不是在同一年龄段中吧。
    当所谓的乡愁迅速蔓延为一种流行庸俗的鼓噪时，我们难免会对这类题材的写作抱有警惕和厌倦，倘若恰是无奈地遇到被写滥了的乡愁，那么至少要保持缄默。幸运的是，在读帕蒂古丽的《隐秘的故乡》时，我的疑虑瞬间被迎面扑来的羊膻味、马厩味、土腥味所化解。
    在帕蒂古丽早年年轮的印痕里，山川有灵，万物共生。人不分民族、老幼、男女，都是大梁坡自在的一员，马、牛、羊、骡子、鸡、狗也要各得其所，所有生命天然相伴相依而存在。在《老河坝》中，大梁坡帕蒂古丽家背后的老河坝，平日里“总是很体贴地在人们过河的地方变得浅浅的，浅到刚刚没过脚面，让人们卷起裤管，提了鞋，从它凉丝丝的水里蹚过去”。洪水来袭之时，“老河坝为了保护周围的村庄，把汹涌的潮水拦在自己的身体里，它衰老的身体被冲出了一个个大空洞”。更为神奇的是，“老河坝经过老沙湾那片坟地的时候，仿佛认得那里住着它过去的老熟人，怕惊扰了正在酣睡的亡人，它在离他们还有半里地的村庄边上打了一个旋，那个村庄没有损失，坟地也没有损失，只是靠近村庄的盐碱地被冲出了几百个大窟窿”，这样的老河坝充满了天人感应的神奇。就是童年的玩伴，如果与老河坝疏远，那也等于是和与老河坝已融为一体的自己的疏远。那个汉族男孩小石头，在老河坝里玩耍时，他只有脱掉那双小白鞋时，“从他沾满了汗和灰土的脸上，从他那踩在塘土和河坝淤泥里的光脚丫上，我重新找回了小时候跟我玩过家家的那个小石头的影子”。在《肉与铁的对峙》中，帕蒂古丽赋予日常使用的刀子以灵性：“爹爹不让我们从刀子上面踩过去，他怕刀子把我们当成了羊，记住了我们的脚掌，追上我们。”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形，破解的办法是“不小心踩着刀子，一定要再倒回去，这样你就不会被刀子记住”。这些似曾相识的生活在帕蒂古丽笔下变得十分陌生，但愣怔一下，你又会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有感受力的作家不可复制的感受。
    散文考验作者的诚实，对人生经历采取不回避、不粉饰、不做作的态度，需要作家能够打破思维、道德等层面的禁忌和束缚。《隐秘的故乡》写出了一个人童年发生的一切，其魅力也许正是来源于她的毫无保留。在《变种者》中，她大胆地写出了回族娃娃马高在渠沟里游戏、洗澡时，假借看虫子是否爬进她的身体为由，对小女孩的下体进行窥视。恰巧被路过的妈妈发现，还把小女孩用柳树条痛打了一顿，可无辜的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行为中隐含着什么。在《混血的日子》里作者写到，妈妈精神失常之后，曾有一天跑出去在满脸大胡子的老光棍居马訇家里过夜，爹爹由此怀疑自己最小的弟弟是妈妈和这个人所生，爹爹一边审问妈妈，一边用鞭子抽打妈妈的下体。在《图尔逊》和《亚森》中，帕蒂古丽写出了一个成长中的小姑娘是如何让成人唤醒了朦胧的性意识，以及在那种危险情境中的兴奋、紧张和恐惧……把这些常人羞于提起的经历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使我们看到了帕蒂古丽所构筑的村庄生活和自己的精神宇宙，不是那种经过过滤和筛选的书写，而是虔诚忠实地把握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无论是帕蒂古丽对村庄隐秘的描写，还是对家族隐秘的描写，她常常找到的是精彩的细节，小女孩视角中感觉的变形，还有对气味、声音、色彩、动植物、器皿等迥异于常人的理解，编织起来组成了一种鲜活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所流淌的生命力弥漫着无法遏止的迷人气息。罗兰·巴特谈到自己度过童年的法国西南方的村庄与写作的关系时说：“在我开始记事的那个年龄，我只记得那些‘主要的现实’所带给我的感受：气味、疲劳、嗓音、路途、光亮，总之，一切现实中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和后来只构成对往事回忆的东西。我之所以这样说西南方——就像记忆把它折射在我身上那样，是因为我相信儒贝尔说过的一句话：‘不应按照感觉而应该按照记忆来表白自己’。”也正是在这篇《西南方向的光亮》中，罗兰·巴特道出了一个文学的秘密：“童年便是我们最好的认识一个地区的正当途径。实际上只有童年才有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