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班牙诗歌的正常流变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在1936年的节点上中断，诗人们在诗歌中试图为这个国家寻求定义，后人得 到的是一部用诗歌写成的内战史，其中有对有名或无名死亡的挽歌纪念，有对关键战役、重要城市陷落的忠实记录，更有内战双方阵营对内战的双视角实录，以及鉴 于西班牙内战的特殊性，西班牙本土诗人与参加内战的国际纵队诗人笔下呈现的镜像，而在战争中出生长大、战后崭露头角的一代诗人对内战又有另一番记忆。
    西班牙的孤独
    每一天继续加深，放大。
    从我山峰的高处我远眺，
    在一个荒芜的世界
    倾洒我忧伤的目光。
    在我前方天空无知无觉地流逝
    而我的痛苦在其中永久地守望。
    ……
    叹，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我的西班牙……
    我感觉我的生命在脚下坍塌
    有一瞬间我的生命只是我的眼睛。
    ——佩德罗·加尔菲亚斯《西班牙颂》
    1936年7月17日，驻扎北非摩洛哥的西班牙将领佛朗哥举兵而起，对抗当时的第二共和国，西班牙内战爆发。此前十年，西班牙诗歌无论在数量还 是质量上都企及惊人的高度，既受到毗邻法国的先锋派艺术影响，也从希梅内斯“纯诗”和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之去人性化中获益，以真理与美作为艺术的终 点，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白银时代”的巅峰近在咫尺，诗人们似乎准确清晰地明了自己的创作要走向何方。然而，当危机积攒至临界点，内战一触即发，不安全 感席卷而来，诗人们在最初的重击下开始重新试探摸索，此时最显著的发展之一是对诗歌进行“复人性化”，在艺术的原始形式与日常真实、民众生活里的表现形式 之间建立联盟关系。
    诗学“纯与不纯”的矛盾是内战濒临爆发前的最后两年西班牙诗人频繁遇见的困惑，“三六年代”吉尔-阿尔贝特自身经历过从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青年 艺术家转而关心社会现实的意识历程转变，曾在《给当下诗人的话》一文集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诗歌的“复人性化”意味着诗人放弃作为创作者的遗世独 立，不再将追求美作为诗歌惟一且排他的目的，从完成诗歌对人类义务的角度出发，表达对令人不安的现实的见证，为实现道德需求而接受诗学上的“不纯”。他认 为此时再去宣扬纯诗是“不人道”的：“我们宣告对这种在鲜血上蔓延、踩在最不人道的残肢断臂上来保持‘纯粹’感到可怖，从美学上也对此毫无兴趣。”在同时 期的一首诗《美，然而……》中，吉尔-阿尔贝特也表达了这种道德上的不可能性，意识到当群体苦难存在，任凭自己被美所诱惑是不合情理的：“当这个逃亡的下 午从内照亮高高的屋顶/像一片古老的鳞甲，/当河水内藏的光线浸透/西方黑色的围墙；/当树木斜压染尘，当石头/高塔反射微微金黄的空气，/于是，不自觉 地，胸口想放下/某些骤然的巨块，/让融一的原野在惊人的/美丽下流动，/不用怀疑忠于自己的双脚/传递那持续的流动，/可怖地确知痛苦在继续，/确知， 听见阴影撕裂的声音的时候，再不能/让美继续诱惑我，/因为我不能向它延伸我的目光/也不能用炽烈的词语填满它的形态，/当我们堆积于此像陶罐里的蛤蟆， /因为我不能向美延伸目光而不察觉怨恨。”内战爆发后，站在“民众”一边的直觉让大部分西班牙诗人都走向这种“不纯”的诗学，意识到社会大背景与诗歌作品 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并出于一种赤裸的尊严，选择用笔墨表达自己与群体苦难的休戚相关。
    由此，在西班牙内战中，诗歌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单纯表达美的终点，诗歌成为战争需求的一部分，为其受众所作，成为“人民的风”，不仅读它，更要 使用它。如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所写，当灾难降临整个社群，如纳粹占领波兰，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便消失了，诗歌变成跟面包一样必不可少。共和国 军将军恩里克·李斯特的回忆录里这样追忆诗歌在战争中的功用：“……因为诗歌在战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诗人朗诵的时候，我盯着将士们的脸，可以说，我在 很多张面孔上看见这个或那个会成为下一场战役的英雄。”可见，诗歌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完成了干预战役本身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发生不需要读者与文本之间存 在任何个人层面的联系，而是由于诗歌文本融入集体行为之中而将共鸣普遍化。战争中的诗人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受苦，只是他们有能力把这些情感触动转化成语言， 读者能够从诗中激起热情，解释愤怒，或者抚慰痛苦。战争诗歌，无论对写的人，还是读的人，都可以是武器、宣言、陪伴或伤药。
    诗歌的传播途径也由硬皮精装与书店高阁变得更加直接易得。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第六师军官》以及写下“诗歌是用未来做弹药的武器”的莱昂·费 利佩的诗句都曾经被印在彩纸上从轰炸机上抛撒而下；墙报、电台、战壕的扬声器、分发的明信片或斗牛场的朗诵让诗歌不再局限于文学杂志细窄的空间，而是对战 场、对生活产生直接影响。此外，除了鼓舞己方将士的士气，唤起更大程度的凝聚与归属感，西班牙内战中的诗歌还常被用于劝服对方阵营。1936年11月7日 共和国军在马德里前线首次创立“前线扬声器”，后推广至其他战区。所谓“前线扬声器”有三种运作方式，一是在后方，二是在战区，休息时为战士鼓动士气，第 三则是在阵地前线安装大型扬声器，一般用卡车运载，开向战壕播放诗歌朗诵给对方士兵听。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就曾多次向对方士兵现场广播朗诵自己的诗作。例 如他曾在《西班牙农民》一诗中反复呼吁对方的西班牙农民转换阵营，“西班牙农民/醒醒吧，还不晚。/……/你们属于死亡/只有死亡：不属于任何人，任何 人。/我们是生的一边，/有树木的滋味。/醒醒吧/西班牙农民，还不晚。/在西班牙的这一边/我们等你跨越：/让你的土地和你的身体/不被侵略带走”。
    事实上，几乎所有在1936年7月之前已为人熟知的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写作过战争诗歌，也有一批新的诗人在内战中崭露头角。学 者斯拉文将他们归类为“职业诗人”，以区分更多由农民、工人写作的战争谣曲。从保存至今的大量内战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出战时诗人与民众之间的共生意义。一 方面，“职业诗人”群体也许在日常活动和写作中都从未比当时更加自发地贴近民众，1936年8月27日，散文家何塞·贝尔伽明为主席、诗人阿尔贝蒂任秘书 的国际保卫文化反法西斯知识同盟的杂志出版第一期，这本杂志取马德里最普遍的连衫裤工作服为题得名《蓝色工装》，后来很多作家在参加文化活动时都身着蓝色 或卡其色的工装，以表达自己作为与法西斯主义作战的民众的一份子发出集体的声音。后来有诗人回忆道：“我们所有人都记得内战爆发最初几个月的诗人们，换下 长裤和西装背心，穿上那个时代的机工卡其，系上民兵的武装带，像突然走出自己备受折磨的生命，走进笼罩在迷惑与毁灭阴影下的现实……在那样癫狂的时刻，当 民众或者说人类经历特殊的困境，触及深渊的底部，只能用颤抖的手感受到正义或幸福，诗人也融入其中，成为一个普通人，以同样的声音跟随所有人跳动脉搏。因 为诗人感觉并知晓那个时刻是纯粹的，是真实的，是神圣的。”
    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不知名的大众诗人的作品，诗歌成为战时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许多发表在共和国组织刊物上的诗歌都只用首字母署名或用化名。 诸如“一个士兵”“国际纵队卫生员”“步枪手”等署名只是简单写出诗歌作者在战斗中的职责。而也许最好地表达了诗作者意愿与真诚的当属“人民的胡安”。而 且，恰是在内战期间，共和国政府花大气力完成消除文盲，他们将文化视为抵抗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武器，无文化无自由。硝烟浓烈的1937年，共和国政府通过了 提供比和平时期更多教育的提案。数据显示，在此期间约有10.5万名战士在2047间学校学会了识字、阅读，教学活动持续整个内战。1937年9月22 日，第十一师一个叫伊格纳西奥·加西亚的士兵发表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妈妈：/军队来的时候/我还不会写我的名字，/现在，我给你写一封信；/我很开 心，我更像个大人。//……/这样我们赢了两场战争，/你的儿子向你保证：/用武器，赢得西班牙的战争；/用书本，赢得文化的战争。”相比之下，内战另一 方佛朗哥及其部下将领素来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无意保护或鼓励诗歌这种太难控制的创作形式，因此他们的战争诗歌多为“职业诗人”所作，出版物与结集成册流 传的战时诗集远少于共和国一方(数据显示共和国方面的报纸有1300至1350种，其中400至500种完全是前线报纸。诗歌在这些出版物中所占篇幅十分 可观，《西班牙内战文献考》一书中记载：“佛朗哥一方的战士经常在突袭对方战壕得手后，被收缴的战争报纸数量震惊”。而且，共和国方面的诗集流传在内战爆 发伊始迅速开始，佛朗哥方面的诗歌直到战争末期、甚至已经结束才开始结集成册。不过尽管如此，《起义诗选》的编者在序言中表示，有谣曲的战争才是真正人民 发自内心的战争；《战歌》的序言中也提及他们同样有在前线写作并发来诗作的诗人：“我们是非常特殊的见证人：我们参与作战行军，同时负责战士周刊的编纂， 我们服务于武器，服务于文字，也服务于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见，诗人与民众的共生互动在内战双方的阵营中都有所体现。虽然从某个角度看，诗人和民众在内战 中的所见所想仍旧不同，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们的轨迹得以交错，停留在历史的节点上，永久被保存在墨水的痕迹里，让诗歌高于诗人的意识本身，成为民 众深刻的声音。
    当然，从这些战争诗歌中，我们不仅能读到民众的声音，更能读到对历史的多角度记录。以诗写史的传统在西班牙中世纪以降的文学传统中绝非罕见。早 在13世纪前后天主教军与穆斯林西班牙的摩尔人连年战火的时代，行吟史诗与民间谣曲就已经成为如今我们能得以一窥旧时烽烟的有力证言。彼时的战争诗歌种类 多样，各有千秋，例如边境谣曲主要为交战双方各自在阵营内部传递战讯而作，也是百姓口口相传了解局势的途径。诸如“安特卡拉围城战”等至今还为人娓娓道来 的史实最早正是被那首以“那个摩尔人出发，/在天亮前三小时，/手里拿着/求救信，/混着鲜血写成，/却不是因为缺少墨汁”开篇的古谣曲传唱、后又记录于 散页流传。而西班牙内战爆发一年以后，即有文章提出此时的诗人为了传递深刻的现实而再次成为战场上的“行吟者”，随着德意法西斯势力与国际纵队的相继参 战，真实的西班牙内部的战争演变成一场全人类的闹剧(乃至后来被安上“二战预演”之名)，这种近乎混乱的经历给诗人带来奇怪的沉重感和无法复制的震动， “我觉得我们写作或说话不仅是要互相交流——毕竟今日最激烈的交流在于生活本身——而是也让所写所言像档案一样记录下来”。而作为后来者，我们从西班牙内 战诗歌中确可得到如历史档案般的收获。
    就这样，在内战的战场上，诗人被遗忘在中世纪古卷里的身份回归，用语言记录生命与死亡，带来英勇与哀叹的信息，且行且吟，为死者生者、为城镇战 役，在自己的故土上做一个无能为力的见证者。埃尔南德斯在他最后一本送印的诗集开篇已经清楚地看见战争将走向何方：它将把人变成野兽。无论孰对孰错，它都 是一场内战之灾，是国家的断裂，更是暴力的诞生。而在这场灾难中诞生的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 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