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应该担负怎样的作用？讨论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要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学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传统即是借助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立人”。作为现代文学的源头，梁启超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缔结了文学和“新民”之间的关系。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则接过梁启超的现代命题，进一步将其推进到实践层面，他们的逻辑理路首先是确立以“立人”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作为现代文学的精神遗产，文艺在各个历史阶段成为文化自觉的引擎，参与到各个时代新文化的建构，这也是现代文学的“中国经验”。网络文学及其衍生出来的网络剧、动漫和游戏等动辄以亿计的阅读、观看和参与者，使得网络这个“虚拟现实”必然成为最大可能“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文学及其衍生艺术参与文化建设的可能达到空前的程度。
    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姑且承认可以将网络文学收缩在“类型文学”来讨论。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文学谱系上识别网络文学。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是网络文学来源于现代中国文学被压抑的通俗文学系统。如果这个观点成立，以世纪之交为起点的网络文学，依次向前推进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港通俗文学带动起来的大陆原创通俗文学的复苏，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现和追认，进而延伸到古典文学的“说部”传统。网络激活和开放了这个传统谱系的文学潜能。正是按照这种思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建构的一个所谓的雅俗文学分合的图式常常被用来解释网络文学。但如果回到中国现代文学之初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视为“雅”的文学并不排斥文学的“通俗”。网络文学不应因为自身“类型文学”的“通俗”归属而自我矮化。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学版图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应该参与到以“立人”为中心的文化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思考网络文学忽视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作为“青年亚文化”症候在世界文化思潮中的前沿性。这不仅指网络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青年为主体，更重要的是其相对文化惯例的前沿性。正是因为其青年性和前沿性，在思考网络文学参与当代文学建设的时候，不能仅仅抱持改造和提升网络文学的思路，而应该将网络文学作为未来新文化的发源地和发端点。
    网络文学作为近二十年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修复并拓展了文学生态。今天的整个文学观、文学生产方式、文学制度以及文学结构，已经完全呈现与以作家、专业批评家和编辑家为中心的经典化和文学史建构的方式相异的状态。网络文学的“草根文化”特点，使得文学承载的职责不再是不对等的居高临下，而是共享同一文化空间的协商性对话。那么，一些崭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比如如何保证“协商性对话”的先进性？如何从文学自觉走向文化自觉，发现时代的精神动向，参与当代文化建构？事实上，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一些作者已经自觉地在本土和当代汲取写作资源发育出中国式的小说“类型”，同时通过网络残酷的汰选机制，确立了地位的“大神”作者在完成了自己风格化定型之后正在产生“个人”经典。正是这些网络文学的类型和经典的文学自觉，网络文学的“粉丝文化”属性积聚了庞大的文化建设能量，使得网络文学不只是作为“IP”想象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文化自觉也因此成为可能。进而，值得思考的是，管理者、平台运营商以及批评家等等网络文学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应该为整个文化建设做些什么？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