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出版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1] 。随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在“祝词”中强调，“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 与此同时，1980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作为会长的王瑶在发言中指出，“对于一个写过三十多部小说集而且在文体风格上有自己特色的作家，长期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确实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缺点，至少是一个薄弱环节。”[3]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1980年代展开了一场对作为“文物”的沈从文的“出土”工作，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沈从文热”。
    一 异邦新声：一部文学史与两个汉学家
    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年轻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71
    年又出版了增订本。1979年，中译本分别被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和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该书虽然并未在大陆正式出版，然而通过各种渠道，仍旧对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着一定的影响[4] 。书中有关沈从文的篇幅和鲁迅基本持平，若加上其他零星论述，其分量甚至超过了鲁迅。沈从文被称作“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 [5]其重要性，“不单止建立在他的批评文字和讽刺作品上，也不是因为他提倡纯朴的英雄式生活的缘故”，还包括“忠于艺术的精神”[6] ，尤其表现在对生命存在近乎于信仰式的虔诚与崇拜，包括对自然人性的极力赞美。另外，夏志清还强调，在特定的时期“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7] 如此“资深作家”在建国后的“缄默”自然让人倍感痛惜，因此在19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中，重提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并给予文学史的正确评价，自然是顺理成章。
    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版出版差不多同时，年轻的金介甫开始了对沈从文的研究，并于1977年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沈从文在给沈虎雏的信中曾谈及，“美国哈佛大学，还有个金介甫先生，为研究我作品，得了个文学博士，论文约五六百页”，并无奈地说，国内“是永远不会有什么人，还能把我作品那么认真集中，如日人或美国人那么认真不苟，又能客观作出正确公平估价的。”[8] 1977年8月28日，金介甫在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旋即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认为“喜欢世界文学的很多美国人都佩服您。”“先生的代表作品是世界上好多文学者永远要看，而且要给自己的子女看的。”[9] 1980年6、7月份，金介甫来华对沈从文进行了长时间的拜会与采访。1980年，沈从文赴美讲学期间，金介甫几乎在可以利用的所有时间里，都跟随着沈从文的脚步，努力地推动沈从文在美国研究界的深入发展。直至1982年，“金介甫联合在美的华人学者夏志清、许芥昱和德国的汉学家马汉茂等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0] 这也直接促成了马悦然在1983年正式提名沈从文参选诺贝尔文学奖。此后，又出版了《沈从文传》等一系列研究专著，再接再厉持续加热异邦的“沈从文热”。
    在夏志清、金介甫之外，不得不提的另一个汉学家就是沈从文连襟、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早在1978年8月至10月间，傅汉思和张充和一起来到中国。其时，傅汉思的身份是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的副团长。他十分倾心于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并直接促成了1980年沈从文访美。1980年“3月下旬，倪密、高辛勇、余英时、傅汉思四人联名邀请沈从文9月到美国访问。” [11]除上述三人之外，其他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人的到访也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了1980年代的“沈从文热”[12] 。需要强调的是，此时沈从文是以双重身份接受来访的，其一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二是著名的古文物专家。
    在异邦新声的刺激下，内地学者们带着“抢救文物”心态迅速跟进，一些报纸、期刊的主编开始接触沈从文，准备再版其作品、对之进行研究。但在沈从文看来，“我总以为在国外情形，与其说是对个人表示欢迎热情，其实不如说是对中国表示好感为合理，因为在任何情形下，我总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如此表态，“实因为明白社会‘外松内紧’，我生活和外界近于隔绝状态已多年，稍不小心即容易出差错，也即‘防不胜防’。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近三十年来从不和人争名位权利，只沉沉默默活下来”。 [13]在1980年访问美国的演讲中，沈从文再次对异域的想象进行了澄清：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 [14]
    二 权力的认可：一次文代会与六次亮相
    与异邦的“沈从文热”同时，1976年10月之后，沈从文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权力的认可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面对异邦的种种猜测，沈从文表示，“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国外情形，我受称赞，易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印象。”[15] 然而这种担心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就在这封信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沈从文就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被邀请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6月15日，沈从文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并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个是关于“特种手工艺美术品生产改进提高”的，一个是“关于文物工作，必须加强联系，加强研究，提高运用，才可望取得应有进展”[16] 的。这算是沈从文在“文革”后的第一次正式官方亮相，虽并非以文学家的身份。事实上，1978年3月，沈从文被调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同年4月从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为方便沈从文及其团队的文物研究工作，社科院特地从1978年10月6日起，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租用两个大套间做临时工作室。同时，“国内教《现代文学》的，尽管还在盲目骂我，上面对我作品似已有了较新的指示，且闻把调查工作分成二组，一刊物，二作家与作品。”[17]
    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对于沈从文而言， 1949年的文代会宣告了他的被迫“离开”，1979年的文代会则宣告了他的“归来”。在出席文代会的大名单中，虽然沈从文在中直系统的170人里位列最后一位[18] ，但在一封给沈虎雏的信中，沈从文说，“十月将开文代会，北京出席的分配八十来人，因多争持，后来决定试一回真正民主投票，投票结果八十来名额中，有大半是廿年前所谓‘右派’当选，事实上也反映这一回冤案，加一回表示，艾青居第一位，我在第四。”[19] 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按照当时一篇散记的报道，作家们都“听到了党的召唤，听到了进军的号角，听到了同志们跑步前进的脚步声。”[20] 然而对于沈从文来说，似乎并没有如此的美妙——“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沈从文可谓如履薄冰，对于涉及自身的言论，关切而紧张。他实在害怕旁人在大会上的不当之举，又遭致其大难临头。”[21]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沈从文在“新时期”的合法化，同时给“沈从文热”吹来了最强筋的春风。此后，沈从文在各种场合不断亮相。1980年7月24日，沈从文被聘请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1980年8月28日-9月12日，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此后，作为政协委员的沈从文又出席了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的会议。另外一个确认文学身份的重要会议，是1982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沈从文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在身份上正式被纳入“文学编制”中。
    沈从文重要的亮相还包括1980、1981年之交的访美行程及多次演讲。1980年3月下旬，沈从文收到访美讲学的邀请。为保证访美的顺利，同年10月26日还参加了“中美史学交流会”开幕式。在三个多月的美国之行中，沈从文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等15所大学讲学23次，“并与当地学界人士多次交谈或聚谈。”[22] 在美期间，还参观了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也在一些研究机构发表了相关的演讲。沈从文一再强调，“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怕，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23] 一些“极少具体明白当时社会环境的背景”的人的相关观点，“即或出于一番好意，有我看来，大都不够真实可信，以至于把握不住重点，只可供谈天用，若作为研究根据，是不大适当的。” [24]
    在成功亮相美国之后，沈从文又出席了为其举办的一些座谈会、研究会。1981年4月10日，出席《湘江文艺》举办的座谈会，作了题为《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的演讲，指出“谈到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说，我只能来学习”[25] ，转到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4月11日，又出席了湖南省文联举办的座谈会，作了《我有机会看到许多朋友没有机会看到的东西》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原因及其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得到的收获。1980年沈从文发表了《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回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较为集中地谈论自己的文学问题。他否定了自己“作品中歌颂下层人民的雄强、犷悍等品质，与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想”有相通之处，也表示“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找寻‘人生观’或‘世界观’”，而是“应当从欣赏出发，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26] 1982年5月，沈从文又在吉首大学发表演讲，提到了“这几年，有机会稍微把过去旧作重印出来，都是过去的东西……如果说还有点用处，可以看出新社会的伟大。” [27]
    三 他人的赞颂：一个学生•二位友人•一个亲戚•二位研究者
    从历时的角度看，“沈从文热”应始于1979年。这一年里，他不仅出席了重要的国家会议和文代会，还有众多海外人士来访，且在研究领域里涌现了一批研究者和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好友也开始站出来，为沈从文说话帮腔。
    1980、1981年，汪曾祺相继发表了《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迥异于当时主流文学的短篇小说，给文坛带来了震惊式的体验。在惊异于“小说还可以这么写”的同时，敏锐的批评家已经发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之间的关系，认为“虽然有对前代作家的借鉴与继承，却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创。”[28] 还有人就直接指出，“读汪曾祺的小说，自然地会使人联想起老作家沈从文、孙犁的作品。”[29] “他的修养和气质，也与那种市井风俗作品比较合拍，因为他在文学上师承他的老师沈从文，欣赏他的老师对湘西人情风貌表现得那样舒绻自如、入情逼真[30] 实际上，1980年代存在着一股沈从文影响的潜流，许多作家纷纷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对沈从文进行仿效或致敬。汪曾祺自己就坦承受到沈从文的巨大影响。在讲述《大淖记事》的写作过程时，他说自己“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象）。”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31] 这一时期汪曾祺还在两篇文章中专门谈论了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发表于《芙蓉》1981年第2期的文章分析的是沈从文的《边城》。文章认为《边城》有“牧歌一样的意境”，最后还感叹，“三十年来，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很少被人提起”，而到了新时期，“似乎沈先生的小说又受到了重视。出版社要出版沈先生的选集，不止一个大学的文学系开始研究沈从文了。”[32] 写于1982年，直到1984年才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指出“沈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 [33]
    友人荒芜在1979年9月寄给沈从文五首赞诗，沈从文在回信中说，“盛意可感。但弟以为不发表好些。”“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美，实已大大超过应得的甚多。”[34] 但诗歌仍旧于当年10月在上海和香港的《文汇报》与纽约的《华侨日报》上发表。在诗中，荒芜盛赞了沈从文，“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万卷书加万里路，自应选作探花郎。” 如果说荒芜的诗还有一些小巧的话，那么朱光潜作为沈从文的“京派”老友，在1980年代初发表的两篇文章可谓是“重量级”的。1980年，《花城》的编辑“邀我写一篇短文谈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素来坚信‘风格即人格’”的朱光潜认为，“研究从文的文艺风格，有必要研究一下人格。”人格当中，沈从文“对创作的态度是极端严肃的”，且“刻苦耐劳，坚韧不拔”。“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然而新中国建立之后， “他因此放弃了文学创作究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35] 1983年，正当“人性、人道主义”论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作为当年“京派文人”的重要成员，朱光潜发表了另外一篇关于沈从文的更富争议性的文章，《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朱光潜再一次表示：“我一向惋惜他改了行，虽然在他文物考古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总不免感到他‘改行’对新文学是个可惋惜的损失”。认为对沈从文的相关批判，有些“出于私人恩怨”，有些无端“挑剔”，肯定了沈从文“只造希腊小庙”且“小庙供奉的是‘人性’”的追求。最后，朱光潜以十足的自信说：“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而他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36] 这篇文章发表后，因其“被认为是否定革命文艺传统而受到批判”[37] ，被“清除精神污染”。
    与朱光潜的第一篇文章一起，《花城》杂志在1980年第5期还推出了沈从文的亲戚黄永玉和熟人黄苗子的文章。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和我》描述了建国后从侧面观察到的沈从文，“把湘西山民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38] 。黄苗子在文章《生命之火长明》中认为，“他写得极美，从文字之美使我发现生命原来也极美，因为这种文字是生命所赋予的。”所以，“现代作家中，象沈从文这样深刻地表达对乡土之爱的，还是少见的。文笔之美还是其次，感受之深则是主要的。” [39]
    在一个演讲中，沈从文提到研究他的人，“一个美国人就是专门研究我的，叫金介甫。……北京大学一个专门搞我的问题的——也是我们湘西的，叫做凌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还同一个叫邵华强——是上海师范学院刚刚毕业的，做论文也是关于我的”[40] 。1979年10月，凌宇由萧离介绍拜访沈从文，这就是后来的《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不久凌宇发表了一篇综合性的作家论，认为“其作品的质和量，在现代文学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具有“神秘美”、“幻想美”、“色调美”和“情感美”[41] 。1981年，凌宇又发表论文专论《边城》和《长河》。文章认为，《边城》“是现实生活的痛苦曲折的反应”，是“对黑暗现实的愤懑”。而“《长河》就是对现实黑暗政治的直接鞭笞。”[42] 。1982年，凌宇再次撰文指出沈从文总是“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寻着美”，“将美推到极高的地位”，无论是其“作品所反映的人生内容”，还是其“对下层人民道德形态的探索”，甚至是探究“人类之初人与人关系的和谐”[43] ，都体现着这种美来。1983年，凌宇开始将沈从文放置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列中来探讨其作品的抒情特性[44] ，论述的视域更为宽广。此后，1985年1月发表了《沈从文概论》。1985年12月出版了《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1988年10月又出版《沈从文传》。沈从文曾在信中对凌宇的研究给予了肯定，“你写的关于我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45] 另一位被沈从文提及的研究者是邵华强，1979年年末，邵华强就以学生身份给沈从文邮寄来了《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的初稿，虽然书的出版迟至1990年代。沈从文对书籍的出版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在身体有病且办公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仍坚持“拟选”“旧作”，给出较为具体的建议，比如“文学史历史科学性问题”、“香港美国有基本较客观的现代中国文学史”[46] 等。1981年邵华强发表论文指出，我们理应给予沈从文“一个正确的评价。文学批评史上那种连作品‘一本都没看过’，只凭片面的感情就轻率地贴上‘桃色作家’标签（见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做法，现在理应作为学术界的封建意识、官僚学阀作风铲除掉了。”[47] 对于两位年轻的研究者，沈从文在1980年10月的一封信中说，“近来看了几篇文章，都写得很认真细心，也写得极好。一是北大凌宇先生的，……引申材料，多极具体。……另一是上海师院邵姓同学作的，则就上海各大学公私图书馆所得报刊及单行本，为按年、月，某文于某刊某期发表，作成‘长编’方式，……看来也使我感动”。[48]
    在这一时期，其他重要研究论文还有吴昌立的《沈从文的“沉浮”与现代文学研究》、何益明的《论沈从文的<边城>》等。这种研究上的“重评”对文学史书写也造成了重要影响。司马长风于香港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以“中长篇小说七大家”为标题囊括了沈从文的《边城》，称沈从文是“独立派作家”，认为“他的作品乃告圆熟，……在技巧上推陈出新，独创一格。……遂成为文坛的巨星。” [49]同样，在大陆出版于1984年的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对沈从文的评价开始突破了建国以后各种同类书籍对他一贯持否定态度的格式，……肯定了他的创作数量多，反映生活面广，塑造人物栩栩如生，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革命传统”。“继这部《简编》之后，另几部成书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现代文学史新著，尽管对他的某些作品社会意义还有异议，但基本上都对他采取了肯定态度。” [50]
    四 用作品说话：一部专著、四个报刊、四部文集与四个地方
    1954年1月的一封信中，沈从文向友人描述了他近期的遭遇——作品出版的失败。“关于旧有的习作，出版的书店，早通知我说已烧了。印出的既全部烧去，那能说再出版呢？有什么值得出？谁来出？”并无奈地表示，“本意写作还有益于人，有益于国家，才把它在一个极长而寂寞的学习中支持下来。……以为必有一天，可以用到更有意义的更新的需要上去。到书店正式通知我说书已全部烧去，才明白用笔已完全失去应有意义。……我知道，我的对于工作的认识和希望，完全错了。”[51] 这里所说的是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烧毁沈从文作品的事情。
    到了新时期，1979年3月14日的一封信中，沈从文央求好友从上海帮助搜集自己作品的旧版本。“文学出版社要印我两本选集，不知在上海还可找得到我在开明出的十本小书没有？望为就熟人便中问问，如系学生肯卖的出钱买也好。”[52] 其时，香港盗版沈从文猖獗，故他在信中不无调侃地说，“香港那边盗印了我一二十本书，印得倒蛮好。”[53] 最终，1980年，由沈从文编订的《从文小说选》和《从文散文选》正式由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在《题记》中，沈从文展现了他的雄心，“有需要时，或将再把近三十年所做关于文学艺术杂论及文物研究商讨辑印一册。”[54] 此后的“全集”正是沿此思路编辑的。1981年11-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由湘潭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沈从文散文选》与《沈从文小说选》。在《题记》中，沈从文面对建国后的两种不同境遇不无感慨地说，“我在这场变动中，居然活下来，现在并且有机会让我这些旧作重新出版，面对这两份草目，真不免有隔世之感。”[55] 198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宇编选的《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在编后记中，凌宇强调，“沈从文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重要的现代散文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在现代文学史上，他的散文和文学批评，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占有重要的地位。” [56]
    同一时期国外也出版了三种较为重要的沈从文作品的选集。1981年，“《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出版了戴乃迭（Gladys Yang）翻译的英文版小说集《边城及其他》，内收《边城》、《萧萧》、《丈夫》、《贵生》等4篇小说，作为‘熊猫丛书’。”[57] 1982年《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又出版了英文版的《湘行散记》和法文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选入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中的散文共12篇，以及4篇相同的小说。1985年，德国法兰克福的Insel出版社出版了德文版的《沈从文小说集》，收入《萧萧》《牛》《丈夫》等9篇小说。同年，科隆叶氏出版公司还出版了德文版的《边城》。
    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凌宇编选的5卷本《沈从文选集》。这部文集最重要的当数第五卷，亦即“文论”卷，实现了沈从文想要展示自己文学批评成绩的想法，收入了《沫沫集》等。“近几年来，沈从文先生的著作印了好几种。但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选集•文论》（第五卷）在解放后还是第一次。作者重要的文论都被选在里面了。”[58] 五卷的篇幅塑造了沈从文不同侧面，无怪有人惊呼：“《沈从文选集》五大卷，堂皇富丽，美哉美哉。……见了如此印刷绝美的新善本，爱书诸君，谁不解囊速购、唯恐不及呢？……似此善本新书，得到读者好评并相争购，那是自然的。”[59] 这种措辞虽然有广告之嫌，但也足见这套“选集”在当时对于促进“沈从文热”所起的作用。如果这位喜欢善本的人看到另外一套 “文集”，恐怕就更加要“惊呼”了。从1982年开始，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和花城出版社便开始合作出版12卷本的《沈从文文集》，最终于1984年全部出齐。这套由邵华强和凌宇编选的“文集”以沈从文的旧文集为蓝本，几乎收入了解放前出版的所有作品，仅有一小部分以“存目”方式未刊。1-8卷为“小说”，收入几乎全部小说；9-10卷为“散文、诗”收入了散文和第一次以文集方式出版的诗作；11-12卷为“理论”，收入相关文学论文和杂论。1985年《光明日报》的一篇专访中就有了相关的介绍，“《沈从文文集》十二卷本，全卷约四百万字，收集了他半个世纪来创作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文艺论文和散文、杂考。” [60]在“文集”出版之初，辛笛便撰文做了相应的介绍，说沈从文的作品“文笔清新、婉丽，有诗情，有风致，而且不乏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61] 也正是这部文集的稿费，让沈从文做成另外一件促进沈从文热的事情：“闻名海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作家沈从文，……将《沈从文文集》一书稿费9700余元连同余款合计一万元寄赠家乡……修建一座图书馆。” [62]
    在作品出版方面，不得不提的还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的出版一波三折，经历了“文革”中的被毁、1977年后的修改增补、直至1979年1月书稿整理完成。最终，因北京轻工业出版社准备联合日本的讲谈社合作出版，遭到沈从文的否定而“未能按原计划出版”[63] 。此后，在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的奔忙之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于1981年9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出版后两个月，台北龙田出版社就以十六开本分两册翻印，……十二月，中国社科院以《要报》形式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情况。”[64] 并且“很快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欧美来人洽谈以英、法、德文出版，……此后，我国领导人出访美国和日本，还以这本书作为赠送对方国家元首的礼物。”[65] 这本书使沈从文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且改变了人们对于沈从文的偏见，即“小学未毕业”就写作逐渐被“专家学者”所取代。
    这一时期期刊、报纸对“沈从文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6]
    五 作为事件的文学：一桩公案、二场争鸣与二部电影
    “就在沈从文越来越受到关注，他的文学将要从历史严酷的沉埋中破土重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费解’的事。”[67] 在一封给徐迟的心中，沈从文在前半部分介绍了自己被重新挖掘的事实，然而话锋一转，“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如此义愤填膺，却在信中表示，“我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68] 。沈从文信中所谓的“最伟大女作家”就是丁玲，所说的“用朋友来开刀祭旗”就是丁玲发表于1980年第3期《诗刊》上的《也频与革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丁玲以指责的口吻叙述道，“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部书给我，……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在文章结尾处指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波涛汹涌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69] 此后相关人等公开了信件，使得这场文坛公案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 [70]
    这场文坛公案不久，关于沈从文作品的两场争鸣又接连上演。1983年8月《洞庭湖》第4期上，集中推出了一组讨论沈从文小说《雨后》的文章，争鸣的主题是“色情与爱情”。建国初期，郭沫若发表的《斥反动文艺》明确将沈从文指认为“桃红色作家”，“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71] 。编者似乎要突出一种对立来，第一篇文章所采取的观点几乎和郭沫若一样，认为沈从文作品中那些“描写色情、甚至是性生活、奸尸一类污秽行为的作品”，“显然是益少害多的”，“更重要的是，给当今的文学评论界和文艺创作思想造成了混乱！”[72] 第二篇文章则站在几乎完全相反的立场上，认为“沈先生以诚挚的心，带着淡淡的哀愁，诲人醒悟灵魂中的兽性，从而剔除它，把人与兽的距离拉得更远一点。”[73] 《洞庭湖》在当年的第6期中再一次集中刊发了两篇文章和两封读者来信。第一篇文章认为，《雨后》这篇小说确实是一个“没有彩虹的雨后”，它“所表现的终究只是一次并不高雅的性爱，题材略显单薄，人物性格也不够丰满。”[74] 第二篇文章则径直将《雨后》定位在“毒化青年的篇章”[75] 。紧接着的两位读者来信，一个强调“衡量文艺作品的两个标准”，一个强调“《雨后》是一篇色情小说，其社会影响必害多益少。”并且质问杂志社，“很多文字健康清新的小说不向读者介绍，为什么偏偏介绍这种内容不健康的过时之作？”[76] 翌年第一期，杂志草草地结束了争鸣。其中，“座谈讨论纪要”认为“《雨后》就是活生生的《春宫图》”，“叫人看了恶心”。主编则表示，“近两年文艺界有一股‘沈从文热’，争相发表沈的旧作，评价文章中一片赞誉之声。这股所谓的‘沈从文热’不正常。”所以便有这样一场争鸣，借以看清沈从文作品所带有的“污染”[77] 作用。“编辑部”的文章，认为沈从文被当做“热门货”是“不分好歹优劣，一味言过其实地颂扬，廉价地不负责任地吹捧！甚至有的把沈从文抬到九天云霄，有意无意地贬低鲁迅、郭沫若、矛盾等伟大的文学家……西方的文学家、评论界也推波助澜地加入了这一场‘吹奏’”，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需要“浇上一瓢冷水”，而此次的争鸣的目的就是“对沈从文作品要恰如其分的评价”[78] 。之后《书林》则发起了如何评价《边城》的争鸣。争鸣的文章有认为《边城》“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思想上则有较大的局限性”，虽然“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小说”，但“不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小说，它缺少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主题。”[79] 也有以重提“民族性”的方式来肯定《边城》的价值，认为这篇小说具有“民族性方面的意义，更具有了文学化石的价值。”[80] 许子东从“心理表现手法”上“氛围”的营造、“捕捉心理的反常波动”与“注意无意识心理的动作化和精细化” [81]三个方面，肯定这篇小说。第三篇争鸣文章从分析小说的“环境”“人物”入手，认为“《边城》并不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反映的世界……是作者头脑中的理想世界。” [82]
    与文坛公案、争鸣相比，让沈从文家喻户晓的是对其作品的电影改编。早在1952年，香港便上映了改编自《边城》的电影《翠翠》，且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1980年1月在给徐盈的信中，沈从文就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徐昌霖“拟把我四十五六年前早已过时旧作，试改成电影”[83] 。当年8月6日在给龙海清的信中，沈从文提到“上面计划已通过，惟剧本内容可能还待商讨。” [84]此后正是因为在剧本上沈从文与导演的意见相差太大，最终不了了之。1983年2月，女作家姚云和李隽培改编出了新剧本，最终这个剧本获得各方的同意，进入具体的拍摄筹备阶段。同年“8月9日，由姚云、李隽培改编，凌子风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边城》开拍。”[85] 消息一出，立刻成为当年文化界的热点话题，《艺术世界》《大众电影》《语文学习》《电影创作》等刊物就《边城》及其改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电影最终于1984年10月拍摄完成，1985年正式公映。紧接着，1985年作家张弦准备将《萧萧》改编为电影，并最终于1986年上映，取名《湘女潇潇》。两部电影的改编，尤其是《边城》的改编，让“沈从文热”达到了其发展的顶点，借由媒体广为传播，成为1980年代初文学景观中较为热闹的景色。
    2015.11.11人大图书馆圆桌
    2016.5.6改毕
    作者简介：
    谢尚发，1985年生，人民大学2015级博士，安徽临泉人。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批评。论文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曾被《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等转载。著有小说集《南园村故事》。
    注释：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2] 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3]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4] 在一篇采访中，钱理群表示，在1980年代初，“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书都是看过了的。”参见杨庆祥：《“20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6] 同上，第175-176页。
    [7] 同上，第166页。
    [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377页。
    [9] 金介甫：《给沈从文的一封信》，《花城》，1980年第5期。
    [10]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页。
    [11] 同上，第584页。
    [12] 这些来访包括：1979年7月下旬，美籍学者孙康宜来访；1979年12月下旬，法国巴黎大学中文部第三部主任于儒伯来访；1980年6月，曾于1972年出版了《沈从文评传》的华裔女作家聂华玲在丈夫保罗•安格尔的陪伴下到新居拜访；1982年春，英国《龙的心》摄制组来访；1982年9、10月、1983年1月9日日本服饰学者中山千代女士来访；1983年6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来访；1984年5月14日，日本汉学家稻田耕一郎来访。1984年5月，美国作家斯通贝克因为沈从文在病中，遗憾错过来访，但以《献给沈从文的组歌》来表达自己的赞誉。
    [1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1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390页。
    [1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1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物质文化史》（第3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387页。
    [17]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8]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页。
    [20] 孙万：《担心•信心•决心——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散记》，《音乐爱好者》，1980年第1期。
    [21] 斯炎伟：《第四次文代会时期作家的精神症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
    [22]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5页。
    [2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页。
    [24] 同上，第374页。
    [25] 沈从文：《沈从文晚年口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9页。
    [26] 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27]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
    [28] 凌宇：《是诗？是画？——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读书》，1981年第11期。
    [29] 程德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读汪曾祺的短篇近作》，《上海文学》，1982年第2期。
    [30] 刘锡诚：《试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追求》，《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31] 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读书》，1982年第8期。
    [32]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164页。
    [33]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读书》，1984年第8期。
    [3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页。
    [35]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36] 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湘江文学》，1983年第1期。
    [37]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7页。
    [38]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和我》，《花城》，1980年第5期。
    [39] 黄苗子：《生命之火长明》，《花城》，1980年第5期。
    [40] 沈从文：《沈从文晚年口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7-128页。
    [41] 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42] 凌宇：《从<边城>到<长河>》，《花城》，1981年第2期。
    [43] 凌宇：《从特异世界里探索美的艺术》，《读书》，1982年第6期。
    [44] 凌宇：《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4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50页。
    [4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4页。
    [47] 邵华强：《略论沈从文的初期创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4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49]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
    [50]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4-645页。
    [5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379页。
    [5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53] 同上，第337页。
    [54] 沈从文：《题记》，《从文散文选》，时代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页。
    [55] 沈从文：《题记》，《沈从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56] 凌宇：《编后记》，《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页。
    [57]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1页。
    [58] 王欢：《使我们理解他》，《读书》，1984年第10期。
    [59] 陈正宽：《多出新善本》，《读书》，1984年第11期。
    [60] 郑笑枫：《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访著名老作家沈从文》，《光明日报》，1985年12月19日，第一版。
    [61] 辛笛：《从郁达夫和沈从文两文集谈起》，《读书》，1982年第5期。
    [62] 记者：《沈老捐款一万元修建家乡图书馆》，《图书馆》，1983年第4期。
    [63]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7页。
    [64]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2-313页。
    [65]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页。
    [66] 1980年《花城》第5期在“作家之页”中集中刊发了沈从文的旧体诗《拟咏怀诗（外一首）》、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黄苗子的《生命之火长明》、金介甫的《给沈从文的一封信》、朱光潜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和沈从文手订的《从文习作简目》。1980年11月7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刊出了记者贾树枚的专访《“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访著名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1982年7月《安徽文学》以专辑《沈从文诗稿》为题刊发了写于建国之后的旧体诗，并塑造了一个“从未远离的沈从文”的形象，包括《匡庐诗草》2首，写于1961年；《郁林诗草》7首，写于1963年；《七十岁生日感事》3首，写于1971年；《京门杂咏》2首，写于1973年。1982年2月《长江》发表了重校后的《长河》。香港的《广角镜》于1980年发表沈从文的《一个无法投递的信件》，1981年发表诗歌两首。《新文学史料》这一时期也编发了大量沈从文写的回忆录（《忆翔鹤》）、附记等。1985年《光明日报》更是以头版头条大篇幅地报道了沈从文。
    [67]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
    [68] 沈从文：《沈从文致徐迟》，《长江文艺》，1989年第1期。
    [69] 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70] 这其中包括：徐迟和周建强公开的沈从文给他们的信件，邵燕祥的《负疚的怀念》、周建强的《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以及周良沛的《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建强先生商榷》、陈漱渝的《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直至1992年出版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这一段公案都是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坛往事。
    [71]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72] 邓丁波：《是色情还是爱情——从沈从文的<雨后>等文谈开去》，《洞庭湖》，1983年第4期。
    [73] 英武：《拉开人与兽的距离——试评沈从文先生的<雨后>》，《洞庭湖》，1983年第4期。
    [74] 凌烟：《一个没有彩虹的雨后》，《洞庭湖》，1983年第6期。
    [75] 焦付义：《<雨后>是毒化青年的 篇章——兼与英武同志商榷》，《洞庭湖》，1983年第6期。
    [76] 非琴、张兵：《来搞摘登》，《洞庭湖》，1983年第6期。
    [77] 《洞庭湖》杂志社：《沈从文<雨后>等作品座谈讨论纪要》，《洞庭湖》，1984年第1期。
    [78] 本刊编辑部：《对沈从文的作品要恰如其分的评价》，《洞庭湖》，1984年第1期。
    [79] 张德林：《怎样评价<边城>》，《书林》，1984年第1期。
    [80] 宋耀良：《略谈<边城>的民族性》，《书林》，1984年第1期。
    [81] 许子东：《我看<边城>的心理描写》，《书林》，1984年第1期。
    [82] 徐葆煜：《<边城>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书林》，1984年第1期。
    [8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84] 同上，第136页。
    [85]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