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二十余年中发表了三百多篇论文、出版十余部学术论著，为文坛所瞩目。他的文学批评力图站在一个灵魂视点的高度上，审视文学形式的变革与作家心灵的律动，及时而准确地作出反应。他致力于阐扬精神叙事、灵魂探索等关涉生命价值重建的理论命题，来实现对浅表化、戏谑化的文坛风潮的反抗，以及对新的文学理想的张扬。其中关于先锋文学、小说伦理、批评精神等的一系列论述，有效拓宽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边界，其整全的研究视野，犀锐的批评文风，以及对文学现场的强有力介入，体现出饱满的批评主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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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此时的事物”
    多年的批评探索中，谢有顺逐渐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阐述。其中对“文学身体学”的论述，可视为他理论架构的基础。针对革命年代身体被政治化，个人独立思考的可能性被取消，消费时代身体被肉体化和情欲化，最终变成商业符号的现实，他重申唯有正视身体的生理性、语言性和精神性，恢复其应有的伦理维度，才能获得身体的独立性。因此作家的首要任务是要恢复感觉系统，在生机勃勃的自然面前，以身体的在场写出活跃的感官。他以莫言为例，认为其关于声音、色彩、味道及各种幻化感觉的描写，有趣，喧嚣，色彩斑斓，充满生机；陈冠学写作《大地之秋》，仿佛眼睛、耳朵、鼻子和舌头都向着大地全面敞开，用自己的感觉来接触、放大田园里所发生的一切细微变化；于坚“看见一种事物比想象一种事物要困难得多”而坚持“拒绝隐喻”的写作姿态，把事物还原到本然的空间来观察和言说，做一个真相的目击者和事实的记录者。这些都是继鲁迅、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之后为数不多的能够写出自然律动的优秀作家。因此他坚信只有拂去蒙在事物表层的尘垢，重返其本真状态，以作家身体的在场为心灵的舒展找到坚实的依托，才能恢复文学对生命的真情体恤和有效表达。
    进入具体的创作中，绵密的细节、合乎情理的逻辑、在环环相扣中建立起来的说服力等，是文学成功的基础，谢有顺将其称之为文学的“物质外壳”。“读者对一部小说的信任，正是来源于它在细节和经验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真实感。……一部小说无论要传达多么伟大的人心与灵魂层面的发现，都必须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灵魂需要有一个容器来使之呈现出来，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就是这样的容器。”①他以鲁迅小说为例：祥林嫂“空的”破碗，“下端开了裂”的竹竿；孔乙己“满手是泥”，表明是“用这手走来”等细节，真实生动，可感可触，让人过目难忘，有很强的可信度。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可要让读者相信表达的真实性，就必须在逻辑链条上追求严丝合缝的叙述，包括人物前后性格的变化、器物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消费时代的宠儿纵情狂欢的经济来源等，都要有必要的交待，要合乎逻辑，否则就无所信，一个细节的失真往往会瓦解读者对小说的信任感。散文创作亦如此，不但要有真实可信的物质外壳（事实、经验和细节），还要有作家独特的精神发现和心灵体验，以细节见情理，以物质写灵魂，以事实照见人生的底色。谢有顺所强调的现实经验的严密性、逻辑推理的可信性等，是完成一部作品最重要的血肉基础，看似一个简单的细节，背后却隐藏着一整套生活标准和生活常识，需要作家下功夫去钻研和揣摩。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曾引领文坛潮流、建构起自己叙事特点的小说家纷纷改弦更张，臣服于市场和消费法则而降低写作难度，重新成为消费时代宠儿的现状，谢有顺内心充满感伤。在喧嚣的市场叫卖声中，作家们虽然轻易地站到了文学发展的显赫位置，可附庸于趣味和利益的写作格局仍然无从改变，叙事方式的探索、价值理想的重建等内在的文学品质依然不见改观，他认为这是一种“文学的殖民”：“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②从八〇后作家的文本分析中，他感触尤为深刻，认为他们虽有为时代代言的雄心，可单一的写作眼光，孤愤的精神气质，诙谐的话语方式，使得文风油滑，“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一种背弃故乡、背离“此时的事物”的写作，只会把文学引向精神低迷的境地。
    在此意义上，谢有顺呼唤一种有根的写作。他尤为推崇贾平凹、莫言、郑小琼等人作品中那种渗透创作主体深切情感体验的写作方式。他认为，贾平凹的作品有着结实的中国化的现实面貌，写出商州乃至整个西北的生活精髓，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转型为农村带来的心灵阵痛，以及从“废都”到“废乡”的中国人的精神流变。尽管作家心里已明显感到故乡的灵魂已破碎，对这片土地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但仍然试图写出故乡的灵魂。莫言以笔为犁，在故乡高密开疆拓土，建立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纸上王国，与其精神导师马尔克斯、福克纳一道有着自己坚实的写作根据地，成为写作风格化的重要路标；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腹地，其作品中的生命热烈、顽强、荒诞，充满原始力，是野生中国的真实写照。郑小琼的诗歌虽然写故乡的不多，但她以毫不妥协的姿态与现实短兵相接，尤其寻找到“铁”这一诗歌核心元素后，写出了如她一般生活于底层的打工者的血泪和痛感，其写作不是表达一己之私，而是成为了解这个时代无名者生活状况的重要证据。同样，从《出生地》《异乡人》两本诗集中，谢有顺看到一种追求精神之根的文学力量，诗歌中那种粗砺、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唤醒的是一个人身上最具创造力的部分，经由具体的、狭窄的路径进入现实，通达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从这些有精神根据地的写作中，作家回到了“此时的事物”，成功的秘密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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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灵魂的深”
    在消费主义潮流的裹挟下，当代文学精神不可避免地发生质变，作家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一种有痛感的经验，“缺乏向存在的深渊进发的勇气”。面对这种文学精神愈益委顿的趋向，谢有顺的忧伤情绪溢于言表，他强调文学应拒绝对社会性问题的表层抚摸，而要刻写“灵魂的深”。在几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他为作家写出这种灵魂的挣扎而感佩。如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书写的是知识分子在严酷的历史选择中表现出的犹豫与怯懦，而在怯懦的背后，指向的是对造成人性变异的社会的强烈批判与反思，因此怯懦也就值得理解与同情。张者的《桃李》反映的是当代知识分子从道德精英向知识精英转化，从倔强地与世俗精神相抗争到全面投身于消费社会的精神蜕变，作家以忧愤的笔触写出了这种蜕变的必然性。同样写当代人的灵魂挣扎，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精细地描摹官员们的日常状态和心理嬗变，从而凸显繁复世相背后的官场伦理与心灵逻辑，并以此透视出权力镜像下的个体生命在现实与灵魂之间的种种冲突。”③这些小说都是作家倔强地与历史或现实进行挑战的结果，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记录下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并引领读者体验到当下现实与人们生存盼望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切肤之痛，体现出一种真切的存在感。
    纵观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不仅是阐述具体的作家文本，更是借作品谈人生，表达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追求一种昂扬的价值理想。他认为，“作家有时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他要提醒人们思索活着的意义，他也要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不断深入到更高远的精神空间里，让人对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④“除了写身体的悲欢，还要关注灵魂的衰退；除了写私人经验，还要关注‘他人的痛苦’；除了写欲望的细节，还要承认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⑤从铁凝、阎连科、麦家等人的写作中，他看到了一种新的写作希望。如铁凝小说凝聚残存的人性之善，阎连科通过苦难写出人内心庄严的勇气和力量，麦家的《风声》为一种雄浑的人性精神作证，即使以逼视人性深处恶的因子著称的余华，也在写作了大量揭露人性恶的中短篇小说之后，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中，转向了温情，书写了生命之坚韧。在这些写作中，作家们用宽广、仁慈的眼光打量生活，力图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发现生活向真善美转化的更多可能性。谢有顺赞许这样的写作，并一再传递一种信念：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
    建基于扎实物质外壳之上的写作，最终指向的是深邃的灵魂，由此体现整体性的精神关怀。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写大观园内的装饰、宴席、礼仪、人伦，以及合乎社会法度的人情冷暖、遵从事实逻辑的人物言行，均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本真状态。在此基础上，小说还写出一种对灵魂世界的想象，如人物最终的命运归宿，一切归于虚空的哲学意境等，体现出一种整全完备的文学观。谢有顺将这种写作路径比喻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他引述著名学者刘再复关于中国文学表现维度的论述，为当代文学建立整体性寻找理论依据。刘再复认为现代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变成单维文学，缺少另外三种维度：叩问存在意义、超验和自然维度。谢有顺认同这一判断，认为文学不仅要关注现实，还要关注存在的境遇、死亡和神秘的体验、自然和生存的状况、人性的细微变化等命题。他从贾平凹的写作中，发现当代作家建立文学多维度和整体性的努力：在“国家、社会、历史”维度上，《带灯》《极花》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揭露和反思，真切生动地描绘了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性等现世事象；在叩问存在意义维度上，《废都》写出了知识分子颓靡的精神和无处依托的灵魂挂空；在超验维度上，《高老庄》以务虚的笔法表现神秘感和死亡体验；在自然维度上，《怀念狼》体现了人和狼既敌对又相互依存的自然辩证法。因此，谢有顺认为贾平凹是一个“自觉追求文学整体观”的作家。然而，我们有理由对这样的结论进行质疑，它是否失之草率？首先，刘再复关于文学四维的判断是否科学严谨、经得起推敲，如自然维度，这里专指“内向自然”⑦，如果指的是人性的话，它与“叩问存在意义”“超验”两维是否存在暧昧不明、难以辨清的理论缠绕？因为它们共同指向的其实都是人的灵魂世界问题。其次，对贾平凹作品的解读，本该需要深刻剖析以确证其文学维度的地方却又多语焉不详，多少有点让人难以信服；而有的解读是否又有过度阐释之嫌。当然，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面对文学发言的方式和尺度，只是在如此有价值的话题面前，谢有顺不该轻盈地滑过。
    对叙事伦理学的探讨，是谢有顺近年来观察小说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相继发表了《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等多篇论文。他强调“叙事也是一种权力”，叙事不仅与文学的形式、结构和视角有关，也关系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一个单纯的故事，经由作家的叙事重构，可以达到一种伦理效果，如莫言《檀香刑》中对看客心理揭示的叙事，起到了把邪恶当做审美的效果，抵达了人性的黑暗深层。长文《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⑥，对叙事伦理的话语谱系进行了回溯和重构，细致梳理了建国以来三个时段文学态势的叙事伦理，跳出单一以政治评判文学的格局，既看到文学发展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同构关系，指出这种倔强生长的艺术性是文学的内部规律变化使然，又探析这种艺术性的生长对重建文学与个人生命关系的作用，从而肯定文学叙事在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中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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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心”的批评
    谢有顺是一个有着清晰批评信念的写作者，他的《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对话比独白更重要》《批评如何立心》等文章，可视为其文学批评的“个人宣言”：“郑重地重申批评家对文学价值的信仰，重申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并肯定那种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主要内容、以思想和哲学为视野的个体真理的建立作为批评之公正和自由的基石，就是要越过那些外在的迷雾，抵达批评精神的内面。我甚至把这看作是必须长期固守的批评信念。”⑧基于对这种价值信念的追求，他的文学批评有较高的精神视阈，不拘泥于琐细的文本分析（他也重视那些能勘破作家机心、对作品意义有决定性影响的细节描写，如对《红楼梦》及鲁迅、金庸等的小说细节的深入分析），而是站在灵魂审视的高度来辨析文学的艺术得失。他所致力强调和阐扬的伦理、灵魂、苦难、道德等关键词，是人类心灵深处最为隐秘的部分，抓住了这些精神的内在性因素，文学研究才能真正回归本源，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重建人的心灵世界。
    作为文学现场中的一员，谢有顺对文学批评在当下的处境、遭遇和得失可谓有切肤之感。他一方面为文学批评遭遇的外部误解感到愤懑，尤其那些不切实际的外行指责，如要求批评家像战士那样勇敢、发力批判、横扫一切，他坚决予以回应，维护批评的尊严：“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⑨同时对来自文学批评内部的麻木、堕落和腐朽，如批评受到权力的制约，受到商业利益的绑架，或者变成知识的衍生物而走向僵死，造成主体的空洞和匮乏等，他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他强调文学批评的精神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更敢谩骂、酷评，而是比谁更能在文学作品面前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这种专业性包括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以及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基于此，他的批评写作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尊崇“文德敬恕”的话语风度，讲究辞采和性情，是一种“寻美的批评”。即使表达失望、愤怒和批判，也拒绝粗鲁暴力的文风，坚持“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对批评对象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不故作惊人之语吸人眼球，而以思想的敏锐和穿透力见长。他的写作不是单纯的知识编译和理论操演，而是源于内心对文学艺术特性和人性内部世界深切的探究渴望，这种重返文学本体的自由之思，充满理性主义的光辉，文章学理敦厚，发问有力，直抵艺术与人性的深层。
    谢有顺是一个有能力将自身人文才情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批评家。除了每年应邀到各地作大量的学术讲演外，由他参与发起并担负重要组织作用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至今已举办了十四届。由他撰写的授奖词，以精炼的语言，典雅的文辞，奇警的譬喻，穿透语言的迷障，沉入作家（作品）的精神内部，探析那些隐藏文本深处的幽微亮光，并将其聚拢成为作家文学人格的光辉标识。它们既是对作品历史意识、思想底蕴和美学风格的历史化重构，也是对作家心灵世界的一次深入掘进，体现出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秘密的敏锐洞悉力，亦可视为当代文学批评高度的标志之一。
    在文学批评愈发封闭化、偏狭化、碎片化的当下，许多批评家已把自己固化在一个极度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很难对重点研究领域之外的文体发言，也难以在整全的背景下观察文学创作的得失。综合审视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可见一种重建文学整体性的努力。从批评伦理来看，创作方法上，强调身体的在场，重视感官的解放，要求作家书写真实经验，建立文学的精神根据地，张扬叙事上寻求变革的先锋精神；创作意旨上，要作家呵护人类心灵深处真善美的情愫，书写生存的坚韧和生命的尊严，注重文学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查勘、探寻和正向建构作用；批评文体上，尊崇“文德敬恕”的话语风格，以趣味醇正、及物见理的批评实践，强力介入文学的现场，让读者看到文学批评的尊严和希望。从批评重心来看，小说研究是重点，同时在诗歌、散文、批评等文体的研究方面均有深度的理论探索，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从知识谱系来看，虽立足当代创作现场，但理论资源可追溯古典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力求打通古今中外的文论通道作为阐释当代作品的理论来源。从批评伦理到批评重心，再到知识谱系，呈互融共生之关系，显示出整全的批评格局，潜隐着一种沉稳大气的精神气象。
    作者简介：杨荣昌，1982年7月生，现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讲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评论文章60余篇，出版《批评的体温》（线装书局2012年版）等著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首批文艺特约评论员，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注释：
    ① 谢有顺：《小说的物质外壳：逻辑、情理和说服力》，《从密室到旷野》，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7页。
    ② 谢有顺：《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③ 谢有顺：《权力镜像中的人心》，《小说中的心事》，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202页。
    ④ 谢有顺：《文学的路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46-247页。
    ⑤ 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文学如何立心》，昆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4页。
    ⑥ 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246页。
    ⑦ 关于“自然维度”的论述，请参阅谢有顺《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被忽视的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0月版，第44页。
    ⑧ 谢有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文学如何立心》，昆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01页。
    ⑨ 谢有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文学如何立心》，昆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