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7日，“季充”张充和女士于美国逝去，近十多年来流传于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场域中的一个民国复现式的“传奇”——“合肥张家四姐妹”的风雅故事，也就此戛然而止，令许多人为之扼腕叹息。虽然，其流风余韵还会随着时间的流转，与中国内外社会文化风潮的变化，而多音复奏般地反复呈现，但故事的主线就此打住，最具奇观色彩的、诗书画琴戏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凝于一身的最重要的主角“四小姐”的人生主线，就此抵达了终点。充和女士的前半生，有着Madam般的人生漫游经历。其实，Madam①这样的人物，在沈从文的《看虹摘星录》中，是当然主角。沈从文创作其这部作品的时机，是当国联被“日内瓦宝贝”们所包围，那些机智漂亮的法国女郎们在活跃于欧洲政治圈层内外，法兰西被沙龙里的“马丹”们在即将断送国运之际；此时中国自己也因内部的失败主义者们已经从抗战阵营中分裂，中国的抗战局面经受着最为严峻的考验；加之沈从文自己深处情感漩涡之中，在深受眩惑与吸引，难以自拔的重要关头，其对Madam式“时代女郎”批判或嘲讽的语调加深，同时融入更深切更直接的个人情感。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月下小景》《八骏图》及四十年代最重要的作品集《烛虚》《七色魇》《看虹摘星录》中，都或浓或淡、亦直白亦委婉地留有这类Madam式的仕女在这种人生漫游中的一些影子。纵观沈从文一生的创作，张充和女士应该是他写作中最为重要的原型，爱欲创作的原初激发者、或者是很多作品的最终呈现者。现在“沈学”研究界的主流，是推崇和肯定沈从文和“三小姐”张兆和缔结婚姻的爱情传奇和漫长人生中的相濡以沫，而“四小姐”张充和与沈从文创作的深入而复杂的关系，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抹杀了。我在《〈沈从文全集〉的版本选择及集外文献问题》一文中曾分析过全集编辑者的眼光和心态所造成的版本复杂化问题，因此这里主要处理沈从文创作过程及作品本身的“四小姐”张充和的隐现问题。
    一
    沈从文的《边城》，并不仅仅写的是湘西古城。正如《边城》“题记”中所言，其所写的“怀古的幽情”版的边地人民的人性和人情，是作为“二十年来”现实的“对照”而出现的。辛亥以来内战频仍的中国，民族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的除湘西地区的苗族和汉族外，其实也隐喻着面临多次异族入侵、且日寇已兵临北平城外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整个中华民族。因此，在沈从文看来，其理想的读者，是“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那些普通中国人。②《边城》的写作地点，主要是在北平，1933年9月之后到年底，这时沈从文尽管和张兆和刚结婚，且同时内心还有对过去和未来个人生命情感的压抑和挣扎，但在小院子里低头写作时，偶一抬头，当可目睹日本飞机飞过深邃的北平晴空时，那骄纵恣肆的银灰色铁鸟的身影。在这种现实危机中，那种压扁扭曲民族灵魂的粗暴大力，并非仅是城市对乡村的、现代对传统的、汉民族对苗民族的，沈从文内心对此是了然的，所以在《边城》中，“苗”“汉”之间的历史悲剧性冲突，已经淡化而不再触目，“边城”呈现出一种超自然的和谐，一种淡淡的忧郁和洒脱的轻松诙谐相融合的和谐。
    在民族国家和边地风情之外，《边城》中还有作家自己的深切的生命情感的投射。沈从文的《边城》中，作者在茶峒碧溪咀管船人的孙女“翠翠”与“天保”和“傩送”的情感潜流中，将作者自己的爱欲摇荡与眩惑，融入翠翠少女思春的心理中，在古朴清新的乡村抒情想象中，含蕴着作者一度徘徊于“三姐”兆和与“四妹”充和之间难于决择的内心幽深隐秘的情感体验。这一点，解志熙先生在关于沈从文的论文中已经点破。③此处，沈从文采纳了一种心理上的男换女装，此外，他将追求多年终获允诺的新婚妻子张兆和的形象引入《边城》，作为女主角翠翠外形来源之一种，从而希冀获得一种作品内外、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使得《边城》的产生，成为自己内心生活显在的和潜在的诸多层面的弥合者，而非瓦解者。沈从文《边城》“新题记”中所谓的“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即直白无讳地告诉读者，《边城》叙述内核的这种情感真实性；并且相信，正因为这种小说和个人情绪生命的深切融合，使得作品“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④；在性格“素朴”的新妇和崂山北九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子”所代表的“生活的必然”之间的爱欲“挣扎”，是沈从文此一时期及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心情绪的基本流向。沈从文坦言《边城》的写作，使“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和“受压抑无可安排的对于爱情的憧憬”得到排洩和弥补，无人能解《边城》“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以及它对于作者的重要意义；著名现代批评家刘西渭（即李健吾）的《〈边城〉与〈八骏图〉》仅从田园牧歌式的风格去关注其文本形式，也未能揭示“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⑤这个崂山北九水旁的“乡村女子”是谁呢？是一个偶然遇见，一瞥而过的真正的乡村女子么？如果认真阅读沈从文的《白玉兰花引》，就不会苟同这种看似合理，实乃想当然的结论。
    《白玉兰花引》已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5卷，此诗应与青岛《残诗》同一时期所作。《残诗》亦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5卷，《全集》编者于诗末注明“这篇残诗估计为1962年初夏作于青岛”，在此卷所收的《青岛诗存》“解题”中，且明确解释为“本集为新编，收作者1962年始作于青岛的古体诗”；在《沈从文全集》“附卷”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中，则记载1961年“6月末到8月初，作家协会安排他到青岛休养。此行写了长篇散文《青岛游记》”（已收入《沈从文全集》第27卷），“1962年夏初，作《白玉兰花引》长诗。”⑥沈从文1962年夏天不曾去青岛，而《白玉兰花引》这样的旧游诗，当写于1961年夏游青岛期间，与《青岛游记》写作时间相近。《全集》第15卷之所以有此误，或因《白玉兰花引》跋文所言“此诗似作于六二年夏天，解放后第三次去青岛时”（跋一），“此诗原作于六二年五六月，时在青岛休息”（跋二）而引起的。《白玉兰花引》“跋一”云：“并联想及山中当时人事种种近于巧遇的印象，在公园中写成此诗”，则显然此诗最初的写作地是在青岛的公园中，初稿写作时间也只能是1961年夏天。《白玉兰花引》跋四“忆卅年前（一九三二）旧事种种”，“去‘北九水’坐车”，各在上清宫庙里偏院古玉兰花下、崂山主峰之“棋盘石”悬崖下和白云洞“三步紧”悬崖上，先后三次与一“修女式的沉静女人”相遇，相对默看玉兰，看百合独开，看白云飞驰变幻，看海中落日下沉。“春来木兰花争发，白中微碧怯抚摩。对之默默曾相识，盈盈眉目注澄波”，这就是《边城》中崂山北九水的“乡村女子”，也就是《边城》中“翠翠”的真正原型。沈从文在《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中强调说：“《绿玉》（《边城》英译名）青春永不磨，无人能知来自那？旧事倏忽四十年，记忆犹新惟有我。”⑦在人生的暮年，回顾一生所作，沈从文忧虑的是其创作的《边城》被人误解，并世没有真正的知音者。
    《白玉兰花引》的最后一段文字是：“此七五年春为永玉所作木兰花大卷轴而作，时多变故，几回万千，鹰隼善搏击，射干巧中人。因隐约其辞，亦不能直书于画端，惟留此稿以待解人。上官碧书于北京”⑧因此他要在隐约其辞中，反复书写《白玉兰花引》及《跋》，赠给亲朋故友，希冀它在文字脆弱难存、生命之火欲熄的时刻，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以求异代异时中，能有解人。
    二
    众所周知，“上官碧”是沈从文的最有影响力的笔名之一，沈从文的《潜渊》《烛虚》《昆明冬景》《看云》《看虹录》《见微斋笔谈》等重要散文小说和杂文，均曾署名“上官碧”，首次刊发问世。据其次子沈虎雏所言，此笔名为“1934年12月1日发表《卞之琳浮雕》时的署名，为20世纪30－40年代常用的笔名之一。”⑨但沈从文之所以如此钟爱“上官碧”之名，其原因大概很少有人知晓。1937年，上海时尚消闲杂志《莎乐美》第2卷第7期首页刊出张充和女士的照片，大半身隐约于花树丛后，头及上半身如花苞般浮露于花枝之上，身微前屈，手略有凭依姿态，头微前伏，姿态娴雅，神情略含羞怯，面略丰，有着少女般的莹润感觉，照片上书“上官碧小姐”。这幅照片，为我们在沈从文的笔名上官碧与张充和女士之间建立了令人惊异、却真确可靠的关联。这种关联一旦建立，就像绳索混成一团时，经过持久而专注的努力，忽然将系紧的结打开。到这时，一切将迎刃而解，蓬乱如麻的绳索很快顺畅如初，显示出它的来龙去脉，成为寻绎事物隐秘关联的标识。
    循此以往，我注意到沈从文还有两个笔名“四四”和“季蕤”，以及沈从文的小说《如蕤》，应该与张家四小姐张充和同样有着深切的关联。沈从文以“四四”的笔名，1931年8月1日在南京《创作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诗《对话》，1931年9月收入《新月诗选》时署名“沈从文”，该诗已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5卷。在1932年南京《文艺月刊》第2卷第5－6期第124页，以“四四”的笔名，刊载了《给一个医生——对话一》、《给一个医生——对话二》，未收入《沈从文全集》，抄录如下：
    给一个医生
    ——对话一
    你说，“你明白我，你明白我，
    明白我为什么近来这样瘦？”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因为一夜雨，一夜风，
    我们的庭院，就那么绿，就那么绿？”
    你说“我想告你，我想告你，
    我说话很痴很蠢可不是什么坏人。”
    “你莫诉说，你莫诉说，
    这个夜里太黑，没有月
    你那边不见有星，
    我这边也不见有星！”
    ——对话二
    我说“我要走了，莫问我什么地方，
    一匹老鸹从你头上飞，
    你从不问它打那儿飞。”
    “你走罢，你飞罢，
    人的脚同老鸹翅膀所及的地方，
    我不听到过人说是比梦去得远的地方。”
    此外，沈从文以“季蕤”的笔名，在1933年5月1日杭州《西湖文苑》第1卷第1期第18－21页上，刊发了诗《微倦》；在1933年6月1日《西湖文苑》第1卷第2期第1期上发表了素描《伏虎图》，一时装少女闭目伏首，作入睡状。“季蕤”显然隐指是张充和，沈从文用此笔名，也是为了对四小姐的深厚情意。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张充和的生年，显然应该是1914年，属虎，而非1913年，属牛。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将沈从文和张充和的相识追溯到1932年8月沈从文去苏州看望张充和，所谓的第一次在张家与张氏姐妹兄弟相见之前，至迟在1931年8月1日之前，张充和在沈从文的诗文创作中，已居有很重要的位置。
    更早的端倪在《神巫之爱》中，结尾神巫冒雨进入那不到十六岁的、美目流盼的“小女孩”——曾在其神座前向天吁气，其秀媚通灵的眼角浸出泪滴的花帕族女子——的窗户，却得到“凡是幸运它必是孪生”的结果：
    还有使他更吃惊的事，在把帐门打开以后，原来这里的姊妹两个，并在一头，神巫疑心今夜的事完全是梦。⑩
    “凡是幸运它必是孪生”，姊妹两个均为神巫所爱，在沈从文的情感生活和创作生活中，这似乎是一个寄意颇深的寓言。
    回到沈从文的《白玉兰花引》。2015年6月21日，雅昌春拍中有一帧沈从文的书法作品《白玉兰引》，为沈从文亲手赠与作家韩瀚的真迹。这纸《白玉兰引》，其文字与《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稍有差异，有些地方表明，《沈从文全集》所收文本或有错字或误植之处，比如“翠羽明珰故潜堕”，即比全集本“翠羽珠珰故消堕”稍佳；此外“潇洒放诞足风流，形势迫人阴影躲”，“九霄清寒冷澈骨，始终不偏木兰柁。《绿玉》青春永不磨，世人能知来自那？岁月倏忽四十年，记忆犹新唯有我。春来玉兰花争发，白中微碧怯抚摩。相对默默证曾识，盈盈美目注澄波。……白鸽双双出雾中，辛夷初发紫纱堕。春波溶溶散清馥，芳草芊绵门不锁。如闻呜咽能轻颦，棘刺（旁有小字‘矢’）贯心适中垜。人间倏忽四十年，记忆犹新惟有我。始知屈原宋玉所遇所观经验有浅深，弱骨丰肌‘小腰白齿’（旁注‘山海经语’）俘虏三生信有人。曹植仿佛若有遇，千载犹复重洛神。梦里红楼情倍深，雪芹独记血缘亲。青春生命流转永不停，虹影星光宜可徵。”亦与全集本意蕴有别。可见全集本《白玉兰花引》文字中有闪烁辗转之处，“致韩瀚本”则更为直率袒露，或许流露了作者生命中更多的真实情感和奇幻的接近于美和爱的人生体验。《白玉兰花引》可以说是沈从文晚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隐含着沈从文一生最关键的密码，寄托着沈从文直到生命尽头也无法舍弃的深邃情感，也是解读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爱欲主旨的一把钥匙。
    1948年底，张充和与傅汉思结缡，背乡去国之际，沈从文亲书王观的《卜算子》和陈思王曹植《别白马王彪》以赠四妹张充和：“水是眼波明，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上官碧书王观卜算子”；“（右边小字）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无亏，在远兮日亲。何必同衾裯，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陈思王别白马王彪之一”。沈从文借“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之成句，表达其内心欲留不得，生离天涯的怅然恋恋之情，和对即将离别之后生死难测的四妹的青春永在的祈愿；而“恩爱苟无亏，在远兮日亲。何必同衾裯，然后展殷勤”之句，则以曹植悲伤别离其弟曹彪的兄弟之情，来隐讳地表达他和张充和之间的这种远逾手足甚或夫妻之情、却无从坦然表露的别离之悲，与相思之烈。沈从文的这幅作品，笔触的开阖纵恣之间，似乎要冲破其书家的形式感强烈的风流蕴藉。而张充和赴美之后的后半生，完好无损地保留了沈从文的这帧手迹，偶或目视手摩之，其内心的情绪，应该是相当复杂难言的。这也无怪乎1980年后，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与她仓皇辞国之际，已经大不相同了，张充和女士遂在纽约华文杂志《海内外》上，撰《三姐夫沈二哥》一文，隐约其辞地表露自己与沈从文之间有逾常情的亲密关系，从而为后世沈从文研究，留下了一个看似破绽的切入口。
    注释：
    ① 张因明译：《法国的女祸》，《大风》第87期第2918、2919页，1941年4月5日，中国文化协进会逸经社合办，香港。
    ② 沈从文：《边城》“题记”，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第5、6页，上海。
    ③ 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第6页，北京。
    ④ 沈从文：《边城》“新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6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太原。
    ⑤ 沈从文：《水云（下）》，《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第56、57页，1943年2月，桂林。
    ⑥ 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第56、5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太原。
    ⑦ 沈从文：《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301－305页，第298、297、29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太原。
    ⑧ 沈从文：《白玉兰花引——书永玉木兰卷》，《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30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太原。
    ⑨ 沈虎雏：《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沈从文全集》“附卷”第23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太原。
    ⑩ 沈从文：《神巫之爱》，《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42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太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