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文学并不仅仅针对作品、作家，往往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诸一些人与事，许多偶然的被后人不断重述和改写的事迹，仿佛具有了超越具体的传奇性，它们在暗地里蠡测着文学的边界和可能性。李陀在当代文学的场域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是一个被多种传说包裹的写作者、文学活动家。
    一九七八年李陀在《人民文学》首尾两期连续发表《带五线谱的花环》《愿你听到这首歌》，作品的背景都是对当时知识界影响深远的“四五”事件，严肃讨论“言论自由”与“国家的主人”的关系，关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时代性和发表作品的媒体都让他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接着，他的社会影响从文学转入电影，写出《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对镜头概括力提出新要求，“变革电影语言”“摆脱戏剧化，更加电影化”，要“创造先进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美学”，对于当时的电影和文学界都是一声惊雷，也被认为是现代派小说的先声。稍后与张暖忻执导的《沙鸥》几乎贯彻了这一篇文章，以“新浪潮”电影语言表现“新现实主义”。
    一九八二年李陀重新转回文学界，《七奶奶》《余光》《自由落体》，带着浓厚的现代派写作气息，对人物意识流动的描摹，对平民生活的细节关注，都能看到他试图寻找另一种文学观和写作的尝试，比如《自由落体》，细致繁复地书写一个有恐高症的工人，在高空作业时的恐惧，“不管他怎样强迫自己靠在那牢固程度有些可疑的栏杆上，不管他怎样强迫自己镇定地吸那支变得没什么滋味的香烟，不管他怎样强迫自己的眼睛努力去适应那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可他还是不能把自己的害怕心理赶走。”
    如果我们重述当代文学史，一定会铭记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的“文学革命”以及由此开启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黄金年代，彻底告别了“工农兵文艺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今天文学的雏形和标准，当然也是许多问题的起源。李陀文学活动家的身份正是在这一年代确定，他的家是“一个川流不息的文学交流所”，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起他担任了《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朱伟在《李陀：文学的地平线》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李陀的工作和对青年作家的发现，“李陀在《北京文学》当副主编期间，更重要的工作是为莫言、马原之后的第二拨（他的排序是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作家正名。”八十年代末，李陀去了美国，研究“毛文体”与丁玲的关系，研究汪曾祺的口语化写作，是具有重写文学史意味的研究思路，一反常见的主流理解思路，另辟一途，把革命中国和社会主义道路都读进这些文学的形式和语言中去。
    随着个人经历和兴趣的转移，李陀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在亲密与疏离之间摇摆。从小说散文的创作到评论写作，从文学评论到电影理论和实践，从文学期刊掌舵者到研究者，从文学研究者到文化研究者，从八十年代文学黄金年代的缔造者之一，到“纯文学”的反思者，他的迂回与易道，其实都在文学的大范围之内，从具体的文学写作到它的历史化，从自我修正的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不断前行的先锋派。
    以李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当代文学艺术的深度参与，在七十八岁的时候完成了长篇小说《无名指》，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期待的。我曾想象这一部小说一定挤满了各种时间给予的“经验”和“故事”，遍布具有问题意识的理论家的私货，但《无名指》从框架上来说，是一个瘦削和简练的故事，一个海归高阶心理学家在幻境中国的自我遭遇和社会观察。
    我们可以在《无名指》中找到他之前写作的明晰痕迹，随时随地的音乐知识，爱用排比句和形容词，从意识流而来的对人物的迅速而直白的心理抓取。可能跟心理学博士的角色设计有关，也可能就是作家的一种视角，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会遭遇作家直接的人物描写，比如第一个来诊所的金兆山，“来人是个大高个子，西装笔挺，派头十足。奇怪的是，这人身上没一点湿，连贼亮的皮鞋上都没一点水迹，亮亮的鞋头在门口的灯影中闪着银光，很神气。只是客人的脸高高浮在暗影里，模模糊糊，一双眼睛就在这一片模糊中瞪着我，闪闪发亮。”经过各种文学流派和知识洗礼的当代作家，几乎很少使用这种人物描写方式，这是李陀的“时间”记忆。作家对音乐的爱好和各种音乐知识的展示，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无名指》的开头即是一段音乐描写：“打开音响，我挑了一张薇拉·菲兹杰拉德的唱碟，让她的歌声缓缓升起——三年前，我花了很多时间挑选，制作了一套CD，几乎把我最喜欢的所有爵士乐，都集在了一起，薇拉·菲兹杰拉德也在其中。她的声音无论什么时候，都像在朵朵白云之间缓缓流动的阳光，有些耀眼，可是舒服，你闭起眼睛，马上就能感受一种流布全身的暖和。”但凡人物独处或者思考，甚至是聊天讨论，随时可能会插进音乐描写的片段，它们疏离于主导故事线索之外，它不是一个故事和情景的道具，找不到具体而实在的联系，或者暂时找不到一个必要的理由，但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兴之所至，没有来处的来处，在被编进小说程式的生活中，自然主义式桀骜不驯的存在才是生活应该的样子。这也像《无名指》这部小说，它不是一个“故事”占主导的小说，大量的部分用来指摘这个时代，用的是去生活中摘取一些片段和舀一瓢水混合的方式。
    《无名指》以心理医生为主要角色，它的社会隐喻性非常强烈，由此可以串起整个社会的问题和隐疾。这部小说的最大看点除了这个有意识设置的社会全景观看框架之外，还有一个知识精英团体的自我呈现。在小说中，“我”与周璎之间的交往，除了日常的男女关系，就是两个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恳谈和社会评议。他们批评现代城市丑陋的建筑，无法与周围环境获得共鸣，没头没脑地砸在城市的中心，批评大学教育是大规模有计划培养准白痴的机构，看起来冠冕堂皇，最后却容易落入精神危机和邪教的窠臼。“我”与华森这个历史学家也是各种争论，比如对于“我”的心理学方式，华森就颇为不满，华森认为“你的责任，是把迷路的人平平安安带出山。可是你，不甘心，救人就罢了，你还关心别的”。在华森的虚无历史轮回论中，这种研究和关心毫无意义。前女友海兰的丈夫石磊，一个紧绷而又严肃的文学爱好者，一个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者，“我”与他谈论文学真实是否存在以及它的标准，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两个人的写作，讨论俄国作家思想和精神世界的“蜕化”。“我”和愤然退出学界专心赚钱的然然关于精神疾病、宗教信仰的小心翼翼的碰触。这些议论和对话就像凿穿顽石，艰难而勉强，似乎没有可能形成有效的交流，比如“我”跟石磊在筋疲力尽的对话之后，“当我们的视线再度相交的时候，他似乎没有看到我，而是眉头紧锁，眼光空洞，又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心神不定，好像在拼命想什么，掉进一个什么想法的陷阱里，不能脱身”。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言辞和行为，都像是自我暴露，把他们的认知和精神世界展示出来，形成一个团簇状的社会意识，让我们看到文化精英阶层们的内心图景。这个群体的人们之间的各种议论和愤懑，他们自成一个小团体，分享彼此的困窘和认识。这符合小说中“我”这个知识流浪儿的人物设计，他几乎成为人格缺陷的好奇心，都在这个人物自然生长的路径内。当然也可以跟作家的现实经历对照观看，李陀在九十年代思想转型之后对消费主义占据主潮之后中国文学和时代问题的关切，有意识地散落在各个人物身上。这两个部分组成了小说参差对照的主体，同时也构筑了当代社会凝重的世界图景。
    小说主体部分是心理有病、有各种需求的人来到诊所，他们的世界是主动在心理医生面前打开的，无论是新富阶层的野蛮粗俗，还是中产阶级的无意义感，以及由此而展现的现实的荒诞感，都是观察者眼中的奇幻旅程。在这个奇幻世界中，小说还设置了第三个维度——小玲的世界，作家给予了这个偶遇的世界许多光芒和灿烂的表情：“小玲那细瘦的胳膊和纤细的手指，还有她高兴时候发亮的眼睛，我甚至还闻到了孩子头发里隐隐发出的一股清香；混在地下室潮湿沉闷的空气里，这股清香显得十分尖锐，犹如一片超薄的透明锋刃。”小玲的背后有一个群体，工友之家、志愿者、建筑工人。工人之间的祥子在吉他演奏时，歌声在人群头顶上盘旋回荡之际，祥子那严峻和凝重的表情像一阵有魔力的风，凡吹过之处，立即印在了所有的人的脸上。小玲的爸爸王大海，一个体格壮实的矮汉子给“我”印象深刻，他的黑脸上似乎没什么表情，可有一种凛然不可欺的严厉，他说话的语气也平平淡淡，但是平淡里裹着很硬的东西，让人想起坚硬的钢锭。这个世界拥有正直、美感、尊严和生活的意义，尽管突兀，也可能存在想象，比如“我”对小玲犹豫的想象，但这个世界以其乐观阳光改写了小说所笼罩的怯懦、忧郁和萎靡的气氛。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在小酒馆喝酒时，“我”一下子像回到二十年前。从记忆中对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的小说孰优孰劣展开激烈的争论来看，“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六十年代末期或者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他们全盘经历了当代中国八十年代文化的精神洗礼，然后奔往美国经受西方教育。华森、赵然然、周璎都是一般人意义上的知识精英，过着王大海及其同事们不可理解的那类精神生活——比如对于音乐、美术、建筑、心理、经济、股票、教育等话题的正确而又切实的讨论。然后去国还乡，迎面遭遇二十世纪末期或者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当代中国幻境，成为志得意满的新富、蛮横的权贵、落魄的理想主义者、失去生活意志的中产阶级等各类心灵疾病患者。当然不能遗忘王大海和玲子这个阶层，他们毫不自知地承担着“我”的希望和力量。心理医生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一个不仅仅治病救人的心理医生，他抱着刨根问底的观察者心理，是一个自觉的探索者和好奇者。正是由于“我”不囿于狭窄的心理医学的范畴，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一个具体、科学、可信的治疗实例，有的只是浮光掠影，主人公带着猎奇的眼光这里那儿虚晃一枪，走走停停。
    小说中的人物以心理医生杨博奇为中心网点，串联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它们来来往往，相遇分开，爱慕与隔膜，理解与误解，人生故事匆促而过，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建立起一种深刻的值得信任的关系，即使亲密如然然、华森和“我”，在小说中也是一种更深刻的隔膜，他们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来彼此铭记和关切，只有作为谈资、议论、话题的片段。说到底，小说中的人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叫作中国或者时代的雪地上留下自己的鳞爪，剩下的需要靠我们的想象去补足他们的人生和未来时光。
    杨博奇这个人物有点自恋和骄傲，除了浓烈的荷尔蒙展示，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几乎都是为他而设计的，前女友海兰，小说中几乎隐形的前妻，正在分手中的女朋友周璎，情愫不明确的然然，还有一个粉丝级的年轻女记者赵筝，她们以各种方式加入到他的生活和职业中，成为他个人经历和魅力折射的一个弧度。但堆积起来的大量外在质料和故事并没有让这个人物更立体，反而制造着新的幻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展现。在小说中赵筝最后给他留下一封信，批评他的“优越感”和“骄傲”——“最后再说一句，希望以后不要有那么多优越感，多看了些书，并不代表一个人就真聪明，也许他不过是个不沾地气的书呆子。还有，希望你以后做什么事都勇敢一点，不要顾虑重重，瞻前顾后，那不是责任心，那是怯懦。”“说你不沾地气，说你怯懦，可能过分，你是心理医生，接触那么多人，怎么能不接地气？又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怯懦，并且让自己怯懦？不过，我就是那种感觉，错了就错了，反正也说了。”
    每一个写作者都对自己的优点、缺点有基本的知觉，只不过一旦铺排成一个框架和故事，延及一个时代，必然会有一些问题，而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有时候就是拖着问题行走，它会自我原宥，以矛盾去消解矛盾。杨博奇这个人物既是一个超级英雄，又有着致命的缺陷，有点知识分子化的堂吉诃德的风貌，他愿意自不量力地跟随世界流动，去捕捉一些超越自我和阶层的价值，去碰那些我们无法解决的个人和社会的精神难题，而这是我们目前的文学中所缺少的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天真气息，或许就是《无名指》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