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在蝴蝶的看似不得已的认同中也内在化和自然化了这一性/社会性别制度，并将这个制度放在了寓言的框架中将女性在这个古老的性别权力关系中的认同视为了必然。那么，当《极花》在用城乡矛盾这个“因”去合理化性别问题的“果”时，去打破这个因果逻辑并揭示女性如何被结构化于“性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才是《极花》这部小说的书写方式带给我们的“负面”启示。
    贾平凹的小说《极花》写的是一个拐卖女性的故事，但是小说在《后记》中说作者关注的是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蔽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的问题。所以从性别的角度看，一方面女性作为被交易的物品被放置到不同位置上的客体性仍然没有变化，具体到小说中，女性是城乡矛盾中可以被城市夺走的资源，也是乡村反夺回来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小说从拐卖女性的残暴问题倒推出拐卖女性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即城市对农村资源的剥夺导致的女性资源流失。于是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拐卖女性的不合法性转变为牺牲女性以拯救农村的合理性，至少是一种无奈。但是，小说并没有直接用城乡矛盾掩盖性别问题，贾平凹所关注的农村凋蔽问题是和蝴蝶的认同过程同时展开的，所以就非常寓言化地带出了关于女性的一些讨论：在讨论性别问题时，城乡等问题必然缠绕其中，但是为何性别却往往被看得不那么“重要”而被搁置？小说主人公蝴蝶最终又回到了农村，这是被拐卖女性的必然认同，还是男作家对女性道路的狭隘性想象？为何女性在城乡的资源争夺中成为可被交易的一部分而成为牺牲品？
    在小说所呈现的城乡问题和性别问题讨论中，后者往往作为“果”而被城乡问题的“因”所裹挟，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主人公蝴蝶的认同过程的话，我们会看到蝴蝶被迫一步步地认同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和在乡村中的处境。而这一性别的认同过程被充分自然化了，以至于在充满复杂的性别权力关系的父权制村庄中，这种被自然化了的认同根本不会让人觉得存在任何问题，因而蝴蝶寻花的寓言就成为被拐的女性的必然道路。
    小说的封面便非常寓言化地体现出了主人公的道路：蝴蝶在向“极花”飞去，蝴蝶寻花的寓言成为主人公现实中的认同之路。而这个认同是通过蝴蝶肉体的“死”来完成的，即“蚌病成珠”的过程，正如蝴蝶在土窑的感受：“感觉这土窑已经不是牛魔王了，是一只蚌，吞进了我这粒沙子，沙子在磨砺着蚌肉，蚌肉又把沙子磨成了珍珠，挂在黑亮的脖项上给他着得意和体面。”当蝴蝶第一次跑被抓回来时，蝴蝶的魂跳出了她的身子，蝴蝶被一分为二，“我竟然成了两个，我是蝴蝶吗？我又不是蝴蝶”。让被拐来的女人不再跑的方法就是让她在性上屈服并为男人生孩子，“你上不了她，她就不给你生孩子，你就永远拴不牢她。”在《招魂》这一部分，黑亮爹指挥着黑亮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上演了一出残暴的“强奸盛宴”，当6个人跑到蝴蝶的窑里时，“我”和蝴蝶成了两个人，在描述这场戏剧冲突时，小说的叙述视角也从“我”转变成了蝴蝶。当蝴蝶怀孕以后，她突然透过白皮松看到了两颗星，“我那时心里却很快慌起来，我就是那么微小昏暗的星吗？这么说我是这个村子的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这村子的人了？命里属于这村子的人，以后永远也属于这村子的人？我苦苦地往夜空里看了多么长的日子啊，原来就是这种结果吗？”
    蝴蝶跟着麻子婶学着剪纸，在黑家养着孩子的过程中，她就不再在窑壁上刻道了。尤其是《空空树》中，贾平凹用几个“如今，我学会了……”的句型表现蝴蝶的认同。蝴蝶对着儿子说：“娘现在是在圪梁村里，娘只知道这在中国。娘现在是黑家的媳妇。”说着说着，“后来我和兔子就睡着了。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并不知道，这让我醒悟着人死如睡着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死了。”在“我”和蝴蝶分离之后，通过孩子“我”逐渐发现蝴蝶死了，“我”和蝴蝶从一分为二再次变为了一，“从那以后，白日里忙忙乱乱没个头绪，天一黑我和兔子就睡了，再没觉得乌鸦在白皮松上嗤啦嗤啦拉屎，也没觉得狗叫和毛驴打喷嚏。”“死”过以后的蝴蝶灵魂不再飞出“我”的身体去看蝴蝶，蝴蝶也不再将圪梁村看作一个异质性的空间。
    当蝴蝶被娘救回去以后，她仍旧需要嫁出去，而且为了让更少的人知道，需要嫁到远的地方，哪怕对方是残疾人。从娘家到夫家，这是女性在古老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就被赋予的没有自己位置的位置，因而女性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是流动的，也就是“嫁鸡随鸡”。所以，蝴蝶慢慢认同了自己的位置，“我知道了月亮和星星是属于夜的，梦是属于夜的，有些动物和植物也是属于夜的，我睡在哪儿瞌睡了都在夜里。”最终，“死”过以后的“我”只成了一个“人样子”， “风把我吹着呼地贴在这边的窑的墙上了，又呼地吹着贴在了那边的窑的墙上。”老老爷说蝴蝶是前世的花变的，所以蝴蝶的今生是来寻花的，然而土窑里只有极花，极花可以变为虫，也能变为草。当蝴蝶寻到极花之后，她变为了麻子婶，变成了訾米，变成了“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的“人样子”。
    但是，贾平凹的这种寓言化的书写方式一方面将蝴蝶的认同过程变成了一个蝴蝶寻花的故事，在这个寓言故事的框架里，蝴蝶的认同成为故事的必然结局。然而被拐女性的现实却被寓言给淡化了，而且她们是否必然有这样的认同是值得质疑的。所以，贾平凹抛给我们的问题是，这种认同是否是必然的？是现实中女性确实无路可退只能认同，还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认同只能有这样单一的想象？另一方面则是这本书再次触及的问题，这种“蝴蝶寻花”的寓言中有“蚌病成珠”式的死亡和新生，于是这种认同方式在书中看起来是不得已而又必然的，从而内在化和自然化了从古至今的性别权力关系，即女性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无路可去，只能被镶嵌于权力关系给予的位置。盖尔·卢宾（Gayle Rubin）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非常理论化地将这个权力关系模型给揭示了出来，她借马克思“一个黑奴是什么？他是一个黑种人。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黑人就是一个黑人。他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奴隶”等反问继续追问：“一个顺从的女人是个什么人？她是人类雌性中的一员。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脱离了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像金子本身并不是钱……”所以在卢宾看来，存在一种“性/社会性别制度”“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在“性/社会性别制度”中，“女人交易”不仅仅是将女人作为交换的物品，女人还作为一种媒介和工具，通过交换，男性的“势”获得保证，也使得女性镶嵌于交换的网络中，所以女人的交易是性的“政治经济学”。在蝴蝶所处的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空间中，性/社会性别制度是相同的，在家中她因为是女性而要照顾弟弟，因为作为一种资源而被交易到圪梁村，而在圪梁村的认同也是服从了这一性别制度。所以，蝴蝶自始至终处于这个高度抽象化的性别制度中。
    所以，《极花》在蝴蝶的看似不得已的认同中也内在化和自然化了这一性/社会性别制度，并将这个制度放在了寓言的框架中将女性在这个古老的性别权力关系中的认同视为了必然。那么，当《极花》在用城乡矛盾这个“因”去合理化性别问题的“果”时，去打破这个因果逻辑并揭示女性如何被结构化于“性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才是《极花》这部小说的书写方式带给我们的“负面”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