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池是里下河文学作家群中年轻一代的代表，近期连续推出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与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显示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如果说《村庄的真相》反思与批判了乡土在城市化进程中付出的心灵代价，那么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则偏重于发掘裂变中的传统，以此揭示在当下社会变迁中，乡土传统的独特价值。
    这部小说虽然以一个挂职干部的视角展开故事，涉及到乡村政治权力，但它更像是一部乡土小说与成长小说的结合体。就其乡土性而言，小说将主要场景置于“回民乡”这一特殊的叙事场域，而将乡土、时代、政治乃至宗教情怀融于其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小说“意象”：岛。它首先是一种空间形态，在汉族大范围的聚居环境下，其中的一个回民村落就像一座岛屿，与周边的汉族环境保持着一定的文化距离。另一方面，从更大的范围看，包含回民乡在内的整个乡村，虽然在面积上远远超过了城市，但是在一体化的时代进程中，并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恰恰相反，城市的人格、思维、行动、生存模式，已经渗透于乡土的各个方面。因此，以李光荣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年轻干部，他们就是要发掘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此进行“文化扶贫”，所谓从乡土中来回到乡土中去，用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意识重新打量乡土文化，以此进行修复。李光荣所下之“乡”暗含了作者心中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复杂的情结，它是我们心中的文化故土，是诗意栖居之所向，同时也是一座具有典型意义的、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化岛屿。
    考察这座岛屿的内部形态，我们首先看到了自成一体的回民文化系统，虽然小说隐藏了遥远的“文革”背景，但是小说中的老一辈的干部如薛支书乃至普通群众如二歪子、小和子等，他们身上依然存在后“文革”时代乡村政治权力的影子。然而，回民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约束力量，这与我们看到的礼崩乐坏的挽歌式的乡土小说截然不同，周荣池没有将历史与当下，乡土与城市进行二元对立，它迥异于中国当代乡土叙事中的批判模式，与此相对的是，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积极向善的道德、教化的力量，它不是在回望与批判中前进，而是与乡土现实同步前行。即便在对儒商谢林生、企业家陈佑欣、“跑鲜”新农民王俊的刻画中，我们依然感到一种迎面而来的“古风”。周荣池没有像很多作家那样将新闻的碎片进行拼接并加以文学化，而是拉开了与普通读者看待社会问题的差异，小说的现实特征因为远离了我们一般对于现实的看法，而彰显出一种纯粹性。特别是薛阿訇对二歪子的感化，看似离我们很遥远，那是因为我们思维的触角还处于这座岛屿之外，但是，我们却无比认同这种精神的强大力量，即便到最后二歪子死于梦中，依然让我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充满善意的温暖力量。
    由此，我或许可以把李光荣下乡进行文化扶贫，看做是在一体化时代背景下，建立与传统乡土文化历史性联络的一次努力。作者在建构小说空间的同时，也在向历史、文化的纵深上开掘，这是一次历史接续行为，也是对当下的深刻反思。在许多作家对乡土文化进行知识分子式的纠偏与批判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警惕那种二元对立的、漂浮无根的乡土写作。必须看到，乡土文化中固守的道德、伦理规范、思维和生活方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并无根本的改变。虽然时至今日，原有的乡村秩序和文化伦理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时代的裂变，从传统中滋生着新的文化要素。那么，我们在展现乡村巨变的同时，也应关注传统乡土文化中纯良而稳定的面向。由此而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在小说结构上为何采用了一种类似《史记》中列传的做法，《史记》索隐说：“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文学即人学，作者采用立传的方式，将回民乡的诸位代表人物（类似于所谓的“乡贤”）的前世今生，工笔画般细细描摹，如终身传教的薛元中、桃李满天下的老夫子钱白平、捐资助学的儒商谢生林、商海拼搏的企业家陈佑欣、“跑鲜”新农民王俊等人，乃至钩微掘隐，兼及其余，一部当代里下河村庄史由此而生。作者没有沿着人物行动的线性逻辑发展，而是采用了章节并排的方式，将主人公李光荣下乡一年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穿插于人物列传之中，从而完整地记录下来，以此展现出古朴幽雅而又朝气蓬勃的新乡土画卷。正是因为小说接续了历史与传统，我们才看到了现代乡民真实的精神世界，以及规范乡村伦理秩序的新出路。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我把“成长性”作为这部小说的另一特征，正是基于小说展示了一位在城市中长大、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干部，回归传统的乡土文化而逐步成长的过程。与其说李光荣是一位年轻干部，不如说是投入乡土怀抱中再次体会母亲般温暖的稚子。他从乡土文化中汲取个性成长的力量，并发现新的人生价值，从犹疑、批判到以实际行动研究民间文化，再到深及古村的精神世界，小说人物从正反两面丰富了乡土的“现代性”。
    其实这种个人成长史，同时也是乡村的变迁史，李光荣与回民乡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结构关系，他既是见证者、发现者，也是历史的注解者。他就像里下河乡土历史中的一株稻穗、一粒尘埃，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作者低姿态的叙述立场。周荣池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摒弃了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而是始终坚持民间的书写立场，他的写作始终保持着与故土乡民天然的血缘关系，将情感与精神的根须深扎于里下河广袤的土地，并以知识分子的现代视野加以考量。从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们既看到了当下乡土世界的原生态，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新的乡村伦理重建的希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