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前辈作家陈忠实曾对杜文娟这样说：“陕西目前在全国真正叫得响的四十岁左右的作家，只有红柯一个，希望你写出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品……”。杜文娟把这句话看作是导致她走上文学道路的一种重要动力，她说 “这个时间节点无疑是我的里程碑，一个文学青年向作家队伍行进的起点” 。
    其实，杜文娟与红柯在文学写作方面的相似之处，并非仅仅在于从代际上看都属于六〇后作家，而且在于所书写题材的相似，即他们都属于边地生活的关注与书写者。当然，与红柯主要把目光集中于新疆不同，杜文娟的文学书写则基本聚焦于藏区。杜文娟曾多次进藏，有着丰富的藏区生活经历。杜文娟到目前为止的三四十部中短篇小说，大多数与藏区生活紧密相关，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朗玛》亦是如此。其长篇小说近作《红雪莲》所凝视书写的，依然是作家熟悉的藏区边地生活。
    小说以两代援藏者柳渡江与南宫羽各自基本独立的故事为主要内容。革命干部子弟柳渡江（文革中，为与被打倒的父母划清界限，以及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热爱，曾经改名楼卫东）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主动申请到西藏支援边疆建设，到了藏北羌塘地区的边远县城任教，数年后，终因难于忍受艰苦的生存环境而逃离，带着在逃亡途中收养的藏族孩子柳巴松一路漂泊，最终落脚于秦巴山区，由支援边疆的典型模范变成没有户口没有身份的人，最终抑郁而死。
    柳渡江的终点成了南宫羽的起点，秦巴山区的电厂子弟南宫羽，怀着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向往，鼓动自己的恋人李青林去南方淘金，但是李青林到了南方后却因没有暂住证而被救助站收容，因与外界断绝联系而导致李青林失去教师工作，也因此导致了李母的病亡。南宫羽为寻李青林也到了南方，但李青林因母亲病亡这件事与南宫羽鼓动自己南下相关而形成某种心理阴影，并因这种心理阴影的严重困扰，而没有与南宫羽走到一起。因情感及诸多方面不如意而心灰意冷的南宫羽，遂决定去西藏支教，几经周折后，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柳渡江支教的藏北县城。
    尽管小说中的故事并不限于一地，也还延展到了包括北京、秦巴山区、以及南方某大都市（似应为广州或深圳），但却无疑是以西藏叙事为主的。具体来说，整部小说共三十小节，在柳渡江的故事中，仅第一节涉及北京；而在南宫羽的故事中，十六节以后已基本是西藏叙事。整部小说中，西藏叙事近四分之三，把它归于边地小说应无疑义。但是与近年来大量出现的边地小说不同，《红雪莲》似乎并不着意于“探究蕴藏在民族文化内部的精神渊源和人文质素” 。
    我们注意到，除了柳渡江的养子柳巴松与南宫羽曾经是幼时的同学，以及在某一时间段里柳渡江与南宫羽曾经生活于秦巴山区这一共同的空间之内，小说中没有任何南宫羽与柳渡江交往的叙述。然而，柳渡江与南宫羽的人生轨迹尽管没有发生交集，但是他们俩实际的人生轨迹却构成了一个圆环形状。小说的结尾处南宫羽对藏北小城的抵达，彻底完成了这个圆环的闭合。如果说，柳渡江到达藏北小城带有某种自主选择的意味，那么南宫羽进藏后由林芝，再到拉萨，几经周折最终到达藏北小城，最终与柳渡江的人生轨迹接合，却是完全在南宫羽的意识之外，是多种外在因素发生合力的结果。由此可见，南宫羽与柳渡江人生轨迹的这种结合，似乎明显地受控于冥冥之中的某种神秘力量，这个圆环因此也似乎更应称之为命运的圆环。
    另一方面，无论是柳渡江还是南宫羽，他们面对现实生存现状，始终处于某种逃离状态，始终在试图突破自我的生存现状。柳渡江从北京的政治漩涡中心逃离到藏北小城，其中，固然有响应毛主席号召去边疆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的因素，但深层的原因，却是楼在参与批斗运动，以及亲历红卫兵之间的派系斗争后，终于开始对这种“文革”乱象感到迷茫、产生厌倦。之后，又因无法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与内心难以排遣的孤独，最终又逃离了藏北小城。南宫羽的逃离封闭落后的秦巴山区而南下南方大都市，固然实现了她的“繁华都市梦”，享受了都市的奢靡，但声色犬马的都市生活却“依然”无法排遣其内心的“孤独”。因此，南宫羽再次选择逃离。进藏后，从林芝到拉萨一路走来，终于抵达藏北小城。但藏北小城，很显然也不是南宫羽人生漂移的终点所在，尽管藏区有许多吸引她的地方，从精神上亦可获取在南方大都市所无法获取的寄托，但一直到小说终结为止，南宫羽都仍然是一个援藏的志愿者，并没有在西藏定居下来的意思。
    毫无疑问，对于如同柳渡江与南宫羽这样的“逃离者”来说，藏区只可能是其艰难的人生跋涉途中身心得到短暂休整的驿站，而不可能是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但是，柳渡江与南宫羽逃离轨迹所构成的圆环，却又似乎在预示着这种逃离的无望。究其根本，新一代的逃离者南宫羽，只不过在重复其前辈柳渡江的逃离轨迹而已。这是一条没有起点亦没有终点的逃离之途，前仆后继，却转不出怪圈。这其实是对于一种带有普泛意义的人类生存困境的某种象征和隐喻。不局限于对边地民族特有文化的呈现与探究，而是从更为宽阔的视野中对人的生存困境做哲理性深入思考，这可能正是《红雪莲》这部边地长篇小说别具一格的特色所在。
    因为杜文娟总是采用多重角度来看取生活，所以，小说便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社会人生本相。在《红雪莲》中，许多人与事，事实上都处于一种矛盾重重的状态之中。比如，柳渡江进藏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召。柳渡江之所以选择西藏并且选择西藏最为边远的阿里作为自己的目标，显然与特定历史年代中被时代点燃的狂热激情有关。但是在另一方面，柳渡江的选择进藏，发生在他与父母划清界限的信件被贴在学校门口，紧接着又收到兄弟的绝交信之后。这其中，自然也就蕴含着某种对“文革”狂乱的自动疏理意味。在同一人物身上，同时并置“文革”引发的精神狂热与对于“文革”的某种精神迷惘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因素，诚所谓复杂者是也。再比如，对藏区，作者既展示其美丽的自然风光，也状写其恶劣的生存境况，而且往往是在描写人物被西藏特有的自然风光吸引的同时，紧接着很快就展示恶劣的自然条件给人物带来的几乎要危及生命的伤害：南宫羽与柳巴松去雪莲花小学的途中，初到藏区的南宫羽，被藏区由蓝天白云彩虹雪山旗云组成的奇幻异景所震撼，徜徉于美景之中，但紧接着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却几乎夺取了她的生命；南宫羽在雪天采到非常珍贵美丽的红雪莲后，立刻被困在冰湖之中，美丽与危险几乎同时隐伏在她的生命途中。
    同样的，对于藏区的民族文化，杜文娟也从多个侧面呈现出它的复杂性。既写藏族人淳朴自然的人情美与人性美——“藏区人家大多不上锁”“藏区人认为布施与乞讨是对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宁愿乞讨也不偷盗”，等等。自然的阻隔，使得藏区的边远小城远离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而带有明显的世外桃源色彩，藏区人“心中有尊活佛，家里有个佛龛，草场有牛羊，放牧挤奶，看牛打架，晒晒太阳，捉捉虱子，心安理得，知足常乐”的惬意生活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现代都市病：既可以使“文革”时代的政治狂热得到一定程度的冷却，也可以使经济时代陷入欲望深渊的人们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拯救。但是，小说对藏区文化的负面因素也有多方面的展示，比如，学生当众对着教室角落撒尿，家长一言不合便对老师拔刀相向，一夫多妻，等等，所有这些，不管怎么说，都只能被看作是一些落后野蛮的习俗。
    扎西校长为了制止一个牧民学生的家长刀刺柳渡江，告诉他柳渡江是毛主席菩萨派来的。把毛主席当菩萨崇拜，这在藏区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中固然可以看出藏民族人性淳朴与国家民族政策的成功，但这种个人崇拜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藏族原住民文化的原因。更进一步说，这种貌似淳朴的个人崇拜，其中也未尝与当时内地愈演愈烈的领导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个人崇拜没有相通之处。更何况，这样的一种藏地文化中，事实上也隐藏着一种自我解体的内部动力。崇尚文明是人类的天性，藏民族亦是如此。在向文明演进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对原有文化观念及其信仰的疏离：“年轻农牧民在电视上看见患者吊输液瓶，觉得时尚，一点小毛病也要挂输液瓶”，这恐怕不仅仅是对物质文明的向往，精神观念上的游移，其实也不容忽视。与此同时，那些心怀各种不同目标的入藏往来者，也不断地影响改变着西藏的面貌，并进而成为藏民族原有文化强有力的解构者。正如小说文本所言：“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觉得西藏并非一尘不染的净土，特别是外来人员多元文化大量涌入以后，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就像鱼儿一样常常被诱惑。”
    应该注意到，文本中曾经叙述过一个柳巴松亲历的故事。一个援藏的女专家在一个彩霞丰饶的傍晚独自一人在街上行走时，差点被一个醉酒男子拉走强奸。女人在获救后对柳巴松说，援藏男人们“差不多一年半载见不着老婆，见到女蚊子女野马都稀罕，见到女人，尤其是内地来的女人，时尚白皙，反正大家都孤单，闲着也是闲着，也是资源浪费，有的自然走到一起。荷尔蒙发达又放任自流，饥不择食，吃饱一顿是一顿，哪管是专家学者，半老徐娘。一个女人，从小姑娘到小姑娘的外婆，从初潮到绝经，有的绝经以后很长时间，还被骚扰。”由此可见，偷情、性骚扰、强奸等混乱的两性关系，已由援藏者这一特定的外来群体而逐渐蔓延开来，被本能欲望催生的骚动，正在改变着藏区边地的平和与安祥。很显然，那些来自内地的援藏者，通过建设电厂、发展通讯、改善医疗条件以提升藏区人民生活质量与文明水准的同时，也把自己所感染的现代文明病菌携带到了藏区。
    当然，这样一种复杂丰富的状态，不仅需要作者真实的呈现，更需要作者以一种深刻的思想能力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思考。我们认为，边地小说的作者应该在小说中“凸显出自己某种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立场” ，文化立场，应该是这种整体性思考的基点所在。在这个方面，杜文娟显然做得还不很够，小说中表现出的文化立场，很多时候是模糊乃至于混乱的。另一方面，小说中文化立场的不明确，也导致了小说叙述上的散乱，尤其是后半部表现更加明显。由此可见，小说在这方面的确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
    中国现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五四时期生成的时候，就与十九世纪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存在着很深的渊源。我们始终坚持认为，现实批判精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应有秉性，缺少了现实批判精神，现实主义文学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杜文娟的小说叙述舒徐平缓，有着女性的温婉，但就在如此一种温婉的叙述笔调中，却也不乏尖锐犀利的东西，不乏现实批判色彩。这一方面，《红雪莲》值得注意处有二。
    其一，是李青林在写给初到藏区的南宫羽的电子邮件中，对于当年南下后在南方某现代大都市生活经历的叙述。李青林受南宫羽的鼓动南下淘金后，很快就杳无音讯，生死不知。开学后，李青林因不能按时返校，被学校除名，其母也因为担心李青林而病情恶化病逝，李家人因之对南宫羽甚是怨恨。这也给李青林留下了心理阴影，青林与南宫羽的爱情之所以无果而终，追根溯源，恐怕正是因为李青林的这段神秘失踪经历。多年以后，当南宫羽游历到了藏区，收到了李青林的三分电子邮件，其中一封追述了他南下后的这段经历，谜底才被彻底揭开。却原来，李青林来到南方之后，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救助站强行收容，而被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救助站，顾名思义应该是给无家可归者提供必要的救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其中的受救助者大都是因某种证件的缺失而被强行抓来，然后被送到采石场从事繁重的劳动，一直要到挣够遣返费后才能被遣返。因为在这里的劳动报酬，要挣够遣返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一来，救助站实际就变成了黑工厂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与出卖者。在救助站，人的生命简直就如蝼蚁一般。当李青林终于挣够遣返费被送到火车站遣返时，因觉无颜见父母与恋人，想从车站的高架桥上跳下自杀时，身后两个遣送他的救助站工作人员有这样的对话：
    “——赶快救他，要不回去没法交代。
    ——交代个球，这种事还值得纠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说失踪了。”
    从这一细节中，我们便不难看出，所谓的救助站，对生命的漠视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段故事，由于采用的是李青林多年以后的回述方式，因为有了时间的间离效果，所以叙述者的叙述已经相对平静，但是，我们在阅读这段文字时，却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心如止水。这些底层劳动者艰难悲惨的生存境遇，着实令人触目惊心，读后让人感到一种窒息般的愤懑。
    另一处，是柳巴松关于援藏者写遗书递交遗书的叙述。据说，援藏的内地人离家前除了给父母妻子儿女留遗书外，往往还要留一份给组织。与留给家人的遗书“偏重感情”不同：“留给单位领导的遗书一般不谈感情，只说工作，常常会用排比句，不时跳出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不仅写作遗书程式化、表演化，递交遗书也是如此：“递交遗书也有讲究，一般不交给县长市长处长局长，而是直接交给总支书记或党委书记，交的时候一定在办公室，必须在上班时间，而不能在上下班路上或在家里。领导呢，一改平日四平八稳的坐姿，赶紧起身，握手，沏茶，有时候不需要自己动手，工作人员已经沏好。或者递交者眼疾手快，上前几步，先给领导杯子续上水，再给自己沏茶。领导首先对递交者的奉献精神大赞一通，递交者立即总结以前工作，放大自己的缺点，在说一定不辜负组织信任，把援藏工作干好”。“接近尾声的时候，缓缓站起来，慢慢掏出口袋里的遗书，立正站直以后，轻轻展开，称呼抬头冲自己，落款对领导，双手捧着，作鞠躬状，如同向一面之交的人奉上借条。还没挪步，领导已经单手接住，就像当年自己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或决心书一样，表情肃穆。仅几秒钟，爽朗的笑声响彻空间，顺势拍拍递交者的肩膀，再一次肯定表扬外加鼓励，最后一定会说，有困难直接说，一定为你解决后顾之忧。递交者点头哈腰连声说，感谢组织关怀，感谢领导信任，没有困难，困难就是怕完不成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给组织抹黑，给领导添乱”。“说完以后端起茶杯，深也罢浅也罢，得象征性地喝一口，细细地咽进去，后退着出门，出门的时候顺手拉上领导的办公室门，同时说不送了，不送了。其实领导可能已经在转椅上坐稳，拿起桌上的文件或手机了”。
    介于藏区恶劣的生存条件，援藏者随时可能付出生命，其实并非危言耸听，因此在赴藏前写好遗书也并非矫情之举。写遗书与递交遗书，本来应给是非常庄重严肃的事情，但是当这种行为也程式化、表演化，就有了一些荒诞滑稽的意味，初看这样一种场景不禁让人哑然失笑，但笑过之后，却又会有一种透骨的悲凉生出。机关单位中普通工作人员的生存如此卑微，即使面临生死离别的时候仍然不能也不敢活出自己，官僚化衙门化的单位对人的异化，至此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
    杜文娟在叙述技巧上也很下功夫，小说的叙事安排与叙事方式颇为讲究。这里，我们只列举其中的两个方面。首先，是小说故事情节安排上的前后呼应。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曾经这样讲：“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弈者下一闲着在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已。” 《红雪莲》中有许多处都是前有伏笔，后有回应，结构严谨，且有着“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 。比如，在小说的第三节中写到柳渡江进藏时遇见了援藏者老白，途中在土坯屋过夜时，老白望着墙上镜框里的相片发呆，看到了一个醉眼迷蒙的女人，埋下了伏线，这个故事直到小说第二十五节才接续上老白与秦姨的故事时，谜底才被揭开。另外，柳渡江进藏途中也遇见了进藏寻父遗骨的河北大胡子男人，之后这条线索就中断叙述，直到二十七节之后才又写冀苗苗一家的故事与其相对应。
    其次，是相类似有联系的故事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叙述。在柳渡江的故事中，王副县长回内地休假到第二年积雪融化，漫长的封山期结束，没有按时到岗，音讯全无。王副县长是藏北小城中唯一一个可以不用翻译就可与柳渡江直接交流的人，王副县长后来说：“楼老师一定是被孤独打垮的”，王副县长长时间离开后产生的孤独与猜想，王副县长已经在进藏或回内地的途中遇难后孤独无法排遣的绝望，是柳渡江最终决定逃离藏区的主要原因，柳渡江后半生的悲惨人生，也可以说是由王副县长的这段失踪而引发的。
    在南宫羽的故事中，李青林南下后也一度失踪，南宫羽与李青林爱情悲剧的缘起，也可以说是李青林的这段失踪。到了小说的后面部分，谜底才被揭开，却原来，王副县长的失踪，是因为回内地探亲时被红卫兵以私持枪支的理由关押了几年。而李青林，却是因没有暂住证而被救助站强行扣押送到采石场去做苦工。
    这两个故事，无论是故事内容本身，还是在情节链上的功能，都具有突出的相似性。更进一步，从隐藏于其后的深刻寓意来看，所传达出的，则是历史的某种相似性与循环性。需要注意的是，杜文娟对类似故事的叙述方式却迥然不同，李青林的故事，是借用李青林写给南宫羽的电子邮件，来让李青林以亲历者的身份展开叙述，不管是这段惨痛经历的叙述，还是自我感受的描述，都非常详尽；而王副县长的故事，则由扎西校长转述，以简单的交代而一笔带过。同样是惨痛的故事，叙述上却是两种笔法，前一个铺述得触目惊心，后一个却俭省得波澜不惊，异中有同，同中却又有异。逃离身述令人窒息。
    1杜文娟《寻找心灵的故乡》，《文艺报》2012年9月10日。
    2杜文娟《寻找心灵的故乡》，《文艺报》2012年9月10日。
    3王春林《论近年长篇小说对边地文化的探索》，《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4[明]罗贯中原著、[清]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2页。
    5[明]罗贯中原著、[清]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2页。
    【作者简介】
    王春林，山西文水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多万字。出版有个人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曾先后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届优秀成果奖（2004年度）、山西新世纪文学奖（200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2004—2006年度）、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王晓瑜，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临县人。曾在《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名作欣赏》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参编高校教材及主持参与多项省级课题，出版专著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