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到辛德勇老师的新著《那些书和那些人》（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多时了，一直腾不开手眼。这绝不是敢有意怠慢，而是因为，作为学术界的“农民工”，白天要看资料写论文，晚上还要收发邮件处理杂事，时间真不够用。就这么拖了又拖，直到最近，才在夜深人静之时，拿小刀一边裁，一边读。雅固然雅极，但不免读得缓了，有点烦。不记得哪位高人说过，凡书皆应置备两册，一册普通装阅读，一册毛边本收藏。我不是“毛边党员”，也没有浮财购、藏书，读书只以实用为主，闻此不免惺惺相惜。
    但读毛边本既然较慢，不期然也就有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逼着自己相对读得比较深入、细致一些。从《自序》一路往下，除了极少数几篇学术性质的文章（也并不难读，至少我自己读得津津有味），集中其于所收，大率散文、随笔之什，而散文、随笔的妙处，或正如东晋名士殷浩所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当代如汪曾祺、钱谷融等先生，都很喜欢引此作为自己写作的理由，诚其然也。透过全书所收散文、随笔，辛老师的研究心得、学思历程乃至学术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多半仍以“书”为中心）、个人性情等等，仿佛也就看得更加明白一些了。
    怀人之作是此书的一大方面。为辛老师所记叙的人，大多都很平凡。其中既有他的父亲、恩师、旧友，也不乏有过交道的书商、一起“淘宝”的书友，以及求学及后来在社科院、北大工作时期的老师、同事。写恩师黄永年先生的两篇文章我最有兴趣。尽管黄先生的著作，如研究中古政治史者，以过于专门，我没有通读，但有几种，读得很熟，有一种甚至是在侍陪爸爸住院期间读完的。辛老师写黄先生的文章，断断续续也读过一些，这次读收入此书的另外两篇，更对黄先生那种虽处涸辙仍能“游于艺”的境界，产生一种从前未有的感动。将此与傅杰学长记黄先生一文合观，感触尤甚。的确，哪有一个适合做学问的“黄金时代”在前面等着我们？今天又有多少人愿意或能够帮我们“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我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但没有就不做了吗？整天怨东怨西，有济于事吗？
    但也照例写到很多古书、旧书。除了那些好不容易淘来、或是和友人交换得来的宝贝，至如论及《新五代史》《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总目》等等，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文章，写得比较随意，但每一篇几乎都有新的见地和论证。其实，熟悉辛老师的读者都知道，印刷出版史、书籍史研究，尤其古籍版本，是他的专长。他的研究的一个很大特点，也就是从自己收藏、拥有的实物、原书出发，由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出发，而上下左右，旁征博引，解开学界许多聚讼纷纭的谜团。在这方面，他不仅贡献了诸多专精的研究，哪怕是一纸小文章，也能给我们不少启发。可怜我们做近现代文史、文献一行的，还要被前辈不断苦口婆心地提醒：一定要见原书啊！至少要见书影、见图录啊！
    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书事。比如《书商梁永进》一篇，述及自己和中国书店的梁永进先生的交往，让人感触很深。有一回，应梁先生邀请去张家口讲座，讲完后，梁坦白说自己不像公家单位，开不出讲座费，只得以书作酬，辛老师不仅痛快地答应，而且慨乎言之：当年在社科院兼任一核心期刊主编，到处有人邀请讲学，但以学问荒疏，统统谢绝，后来调到北大历史系，潜心数载，自觉有了不少心得，却无人邀约。也许，此即“现实一种”，现实真正比小说还要精彩。
    去年岁末，一文初成，再请辛老师指教，他在病后调养身体之余，给我提供了非常专业的评论，当然，顺带着也毫不犹豫地赐予一通严厉的批评。可能我由于一向比较粗线条的缘故，不仅心悦诚服，而且，闻过则大喜。他的做法，也让我想起了另外几位时常鼓励、支持但也不忘“修理”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们，要是多一点，我们的学风是不是会更端正、质朴一些？研究所得的成绩是不是会更多、更大一些？不敢说。至少我自己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很多为人为学的经验，无任感荷之至。
    这样想着的时候，有人突然跑来说：王兄，闵大荒的樱花开了！竟也懒得去赏。赏花思春，睹物思人，打开荧光幕而思作论文之劳神。如此纷纷情欲，既已无法抖落，又有人间诸事，频频相扰，何如观书喜悦自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