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日时期受到尼采的影响在五四以后以更为深刻的形式表现出来。30年代，鲁迅在回忆《狂人日记》创作的时候，直言受到过果戈理、尼采的影响和启发。鲁迅《狂人日记》与尼采的联系，闵抗生先生在80年代后期曾经著文分析、论述，从许多细节上分析了《狂人日记》接受的尼采影响。这里试图换一种思路来思考，从鲁迅文学与尼采的思想、精神气质上，去看《狂人日记》对尼采的借用与融合。尼采无疑启发了鲁迅，但是鲁迅本身也天然具有近似于尼采的精神气质，如果从世界性的范围来说，两者具有家族性相似，都属于刚性生命文化的谱系。
    疏狂与酒神狄俄尼索斯
    仔细端详、思考鲁迅与尼采，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两者都推崇“迷狂”这种剧烈的情感和力量，赋予“迷狂”以巨大的文化价值，以至于离开了“迷狂”就无法理解他们思想性格中最具魅力、个性的地方。尼采更为极端，鲁迅稍有和缓，但就中国新文学而言也是波涛汹涌了。
    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是他思想、风格的起点，也是他思想的基础。它汇聚了尼采性情、思想中的一些极为重要因素和基本架构，最大程度上显示了思想家尼采的个性气质和思想基础。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是希腊人两种本能的对立统一，即酒神狄俄尼索斯与日神阿波罗的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但是，后来的尼采思想表明，他没有维护两者的均衡，而是执著于一端，似乎完全是为了张扬狄俄尼索斯而肯定希腊悲剧，狄俄尼索斯仿佛成为希腊悲剧的代名词。对于狄俄尼索斯狂欢性质的认识其实并非始于尼采，但是，尼采却是第一个使狄俄尼索斯转化为哲学激情、智慧的人，也是使狄俄尼索斯变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符号。由于尼采的关系，人们改变了对古希腊的理解：古希腊文化并非仅仅如温克尔曼所说的那样“静穆”的高贵，它同时也充满着各种非理性的力量。在尼采这里，狄俄尼索斯作为一种激情、力量、智慧以及被压抑的存在和生命能量，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就是以这种力量和体悟，对日神式苏格拉底所代表的理性文化精神、基督教、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和颠覆。在尼采那里，也不难看到对疯子的呼喊、肯定。
    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首次宣布“上帝之死”，而宣布这条惊人信息的竟然是个疯子。尼采让一个疯子在白天的时候提着灯笼来到市场，穿梭在人群里，一边呼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疯子跃入他们之中，死死地盯着他们看，嚷道：‘上帝哪儿去了？让我们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死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我们是怎么杀的呢？我们怎能把海水喝干？谁给我们海绵把整个视界擦掉呢？我们把地球在太阳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再怎么办呢？’”(1)在《朝霞》里，尼采也曾充满激情地赞美疯狂，强调疯狂在道德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人类一直生活在可怕的习俗道德的压迫之下，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冲动往往都是借着疯狂而表达出来。“都是疯狂为新思想开辟道路，打破古老习惯和迷信的成规。”(2)他赞成柏拉图的观点：希腊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拜疯狂所赐。“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一切生来不能忍受某种道德枷锁和注定创造新律法者，如果尚未真疯，除了让自己变疯或装疯外，别无他法——而且这适用于所有领域的革新者。”(3)
    鲁迅的新文学生涯就是从《狂人日记》的狂言疯语开始的。《狂人日记》直接受到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30年代，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的创作时说，“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4)这段话的涵义在《狂人日记》中被这样引述过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5)
    留日期间，鲁迅就已经购买了德文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据周作人说，鲁迅对德国文学并不感兴趣，却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总是把它放在案头。可以想象，鲁迅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阅读和喜爱之深。后来，鲁迅又用文言翻译了其序言的前三节。在五四时期——1920年，鲁迅还曾经用白话翻译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并发表在当年的《新潮》上。30年代中期，鲁迅还支持、鼓励徐梵澄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徐梵澄不仅翻译了这本书即《苏鲁支如是说》（后修订为《苏鲁支语录》），还翻译了尼采的《朝霞》《快乐的知识》和尼采的传自《我的自传》，还有《人性的，太人性的》部分内容。以此，徐梵澄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尼采翻译家。可以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直萦绕在鲁迅的内心深处。
    从尼采这里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其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也是尼采所有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作品。它创作于1883年到1885年，其基本思想和精神，在此前的《朝霞》《人性的，太人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悲剧的诞生》等著作中已经有所表达。它似乎是尼采前一阶段思想的文学性概括和总结，因而，他自己也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也非常喜爱这部作品。每一本书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叙述者。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个狂者形象，他融合着尼采的精神气质，更隐含着狄俄尼索斯的硬核，也可以说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转换变型。他充满激情，傲视一切，独往独来，不断传达着“超人”的真知，同时，抨击、嘲讽传统、现代的流行价值。查拉图斯特拉的姿态和气质不能不对鲁迅有所启发和影响。
    更重要的是，《狂人日记》也存在着《悲剧的诞生》式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二元对立。《狂人日记》以“迷狂”为主体，但是，狂人被分裂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文言小序中病愈狂人，和所有正常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传统知识分子，去某地候补当官，意味着他的基本生活状态和价值选择；一种是病中狂人及其“荒唐之言”。前者暗示人和社会、文化秩序的常态，后者则是鲁迅思想、情绪的是象征，对前者是一种挑战、攻击和颠覆。《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发表《自言自语》，仍然是假托一个狂人——陶老头来讲故事，全文的《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我的兄弟》七段故事是陶老头的疯话。前边的“序”：在水村夏夜里，人们都在舒服的聊天，孩子们唱歌、猜谜。陶老头却独自坐着，他耳聋眼花，说话也颠三倒四，却常常自言自语，尽管是昏头昏脑的话，却也不无意味。小说《长明灯》则完全是《狂人日记》模式的再现，但“疯子”的挑战性比“狂人”更具有实践性。
    纵观鲁迅的思想，其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这种尖锐的对立，它或隐或显地流荡在鲁迅的各类作品之中。从狂人的“荒唐之言”开始，鲁迅展开了激烈而尖锐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无论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抨击，还是对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包括在一些文学论战之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鲁迅身上的那种狂者气息，也很容易发现那种狂态与常态之间的对立。魏连殳、吕纬甫的内心世界近似于狂人的疯言疯语，他们虽然在外在行为上，最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就如同狂人一样——赴某地候补，但是，其内在精神却与现实始终处于对抗状态。鲁迅对中庸、适度、对于四平八稳的态度等等也都是持否定态度。在鲁迅看来，当自我执着于心灵的时候，便不能不鼓荡起狂放的激情来，狂放既是一种勇敢，也充满着智慧和力量。在30年代，鲁迅的一个基本姿态就是主张反抗，张扬一种狂者的精神，而对闲适、宁静或静穆之美持怀疑、否定态度，而主张强烈的爱憎。他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文”不以为然，把它看成是“小摆设”就在于它的闲静，鲁迅反感朱光潜的静穆之美也是这个原因。从中国传统上看，给鲁迅以深厚的影响的是道家文化尤其是魏晋风度的狂狷传统。
    绝望的抗战与强者悲观主义
    尼采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不仅是主体的象征，而且，也还是存在的隐喻。以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眼光审视存在，也是通往存在真相的必然通道。这种作为存在的狄俄尼索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叔本华的意志世界，各种意志无休止地冲突、碰撞，无边无际，没有终结，充满着阴暗、潮湿、凶险和残酷，但是尼采不愿意接受叔本华那种解脱和悲观情绪，因而，赋予主体的意志以强悍的激情和力量。我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时期体会到尼采不断揭示生存的幽暗、残酷。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也不回避狄俄尼索斯的阴暗性。他一面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指出酒神的狂欢性的自由解放，一面也指出酒神的淫乱、狂暴。“可悲啊那灾难性的好奇心，有一天它也许会从意识的房间的缝隙里向外观看，能够朝下打量，于是隐约瞥见，人身处那些残酷无情、贪得无厌、永不知足和杀气腾腾的东西之上，对他的愚昧无知漠不关心，仿佛他是骑在老虎背上做梦。”（6）尼采的意思近似于叔本华。人们自以为认识了世界、掌握了世界，实际上仍然被表象所迷惑，世界的动荡、混乱是永恒的存在。在尼采看来，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激情、自由精神，必须要看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幽暗、残酷，必须盯住那些可怕的事物。萨弗兰斯基在《尼采思想传记》中一开始就说尼采自小就喜欢音乐和可怕的事物，喜欢拜伦，喜欢大自然的闪电雷鸣、狂风暴雨。尼采说：“关于生存价值的大问号是在何处。难道悲观主义必然是毁灭、衰落、失败、疲惫衰微本能的标志吗？——就像它在印度人那里的情况一样？就像它外表看来在我们这些‘现代人’、欧洲人这里的情况一样？有没有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由于安康，由于漫溢的健康，由于生存的充裕而对生存中艰难、恐怖、险恶、成问题的东西有一种理智的偏爱？也许一种过度充裕本身造成的痛苦？一种最敏锐的洞察力的跃跃欲试的勇气？这种目光渴望着可怕的东西，有渴望敌人，渴望尊贵的敌人，以便在他身上试一试力量，并从他身上了解什么是‘害怕’。”（7）尼采主张正视这种存在的永恒的伤口，把自己的悲观主义看成是强者的悲观主义。
    在《狂人日记》里，鲁迅以“吃人”来抨击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端。作为迫害狂的“狂人”，以他的狂乱思维反复地叙述各种“吃人”的事象。这些“吃人”的事象既有出自古代的历史记载、民间社会现实发生的，也有涉及革命的政治的。《左转》中记载的“易子而食”、“食肉寝皮”，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提到唐代医书《本草拾遗》里的煎吃人肉治痨病。《管子•小称》中记载，主管烹饪的臣子易牙把自己三岁的儿子蒸了给齐桓公吃，以满足齐桓公对美味的欲望，同时也表达自己对国君的忠诚。狼子村的人将一个大恶人打死，挖出心肝来用油煎吵着吃，用来壮胆。作品中特意说到辛亥革命志士徐锡麟的被吃，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惨遭杀害，他的心肝被恩铭的卫队士兵炒了吃掉。《狂人日记》还提到，“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8）这个细节随后很快变成小说《药》的题材和情节支撑。在“狂人”的眼中，他周围的人都呈现出“吃人”的凶恶之心，随时就要“吃人”，却又蓄意遮掩，猥琐而凶残。自己的哥哥是吃人的人，自己也是吃人的人，即使孩子也是一副吃人的样子，这些人有时竟然和聊斋里“青面獠牙”的恶鬼一样，气氛极为恐怖。他感到，四千年来时时都有吃人，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这种“吃人”的血腥而残酷的叙事，长期以来吸引了很多研究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吃人进行广泛的考察和探究。这里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吃人”，实际上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人类学范围之内，它不能不让人感到人类存在的混乱、残酷的一面。
    这种“吃人”的叙事，在鲁迅的意识层面显然是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广泛地指向精神、意识层面的非人化，喻示家族制度及其礼教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即理学杀人，这和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相一致，但同时也暗示出人的存在、历史包括人性本身的残酷、阴暗和千疮百孔，透漏着野蛮和荒凉，这就不仅仅是启蒙所能包含的了。启蒙运动往往比较乐观，它虽然看到了残酷、幽暗的东西，但往往相信理性或人类的力量能够解决，在启蒙运动的理性里边不存在理性光芒照不到的黑洞和暗影。鲁迅却总是发现这种黑洞、暗影的存在，甚至有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感觉，因而，鲁迅很反感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美学，认为这是“瞒和骗”的自欺欺人。面对这种存在的黑洞和幽暗，他绝望的抗战，“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9）这非常类似于尼采的强者的悲观主义。
    在前边提到的《自言自语》中，有个螃蟹的故事，“螃蟹”的故事并非要告诉人们螃蟹退壳及其相互攻击的动物学知识，而是对人的存在黑洞的寓言：一个老螃蟹忙着要退壳，慌慌张张地寻找退壳的地方，另外一个螃蟹赶过来，说是要帮助它，老螃蟹却说：我怕你把我吃掉。同样，鲁迅并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说《鸭的喜剧》、《兔和猫》等也都具有类似的意蕴。自然——存在是残酷的，人的存在也脱离不了动物性。这显然和生物学、进化论有关。鲁迅对“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儒家道德教条是非常怀疑的。在散文《二十四孝图》中，他回忆自己儿时读“二十四孝图”使的感觉：一部分感到肉麻，另一部分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是一种恐惧。鲁迅提到成人们往往用“马虎子”来吓唬儿童，这不仅有历史出处，而且还衍化全国各地恐吓儿童的文化。鲁迅大量揭示的“看客”心态，一方面指向大众普遍的愚昧、冷漠，另一方面又透漏着人的残酷、渴血。小说《示众》很抽象，冷漠的众人，麻木的神情，完全是毫无目的的观看，如果了解鲁迅其他地方对看客的描写的话，这麻木里就能嗅出一丝残忍来，那种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之所以令人恐怖，乃在于它不仅仅是文化问题，而是深深根植于人的残酷本性。在《孔乙己》、《祝福》这样的作品中，冷漠的残酷被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阿Q在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忽然发现人的目光如同山野里狼的眼睛一样。在《野草》的《复仇》中，有两个赤身裸体的人，手持利刃相互对峙，这时看客们蜂拥而至，“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抗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鉴赏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警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10）人们总以为历史是有方向的，无论怎样总有些进步，但是，鲁迅发现，历史的脚步是非常紊乱的，现实与历史之间似乎是完全一致，也是那样的紊乱不堪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杜小拴子刀铡 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11）
    鲁迅在杂文《铲共大观》中，引用当时的报纸报道群众人山人海、前呼后拥地围观“人头”的场面：“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公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涨；直至晚间，观者始不撕日间之拥挤。”（12）“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13）人们将这种砍头的残酷，当成自己的快乐节日，这让人想起尼采的观点：“在残忍行为中，群体获得新的生命，平日的小心和恐惧的阴云一扫而空，残忍行为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欢乐。”（14）
    周作人曾经说，历史是残酷的学问，它残酷就残酷在总是不断让你感受到残酷的黑洞和深渊。在鲁迅的犀利、尖锐的现实批判、文明批判中，往往把现实与历史勾连起来，它是映射现实，但是同时也揭示着历史和人的存在残酷，让人感到一种人的存在的整体性残酷。如果说五四时代“吃人”是残酷的核心的话，鲁迅晚年对酷刑的谈论同样触目惊心。在《电的利弊》《病后杂谈》《写于深夜里》等都写到酷刑，其思路与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非常相似。“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15）“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16）明代酷刑盛行剥人皮。朱元璋时代开始剥皮剥皮揎草，一直传到南明时期。大明王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
    “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17）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 ……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18）
    在剥皮之外，还有专门虐待女性的幽闭：
    “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19）
    在《写于深夜里》的《五 一封真实的来信》，鲁迅将一个经历了酷刑的青年人凡君的信全文抄录：
    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单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都还是轻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
    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栊的一个年青的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呵，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在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指头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于忘却！使我苦痛！（20）
    “真的人”和“超人”
    尼采提出著名的“超人”。鲁迅觉得尼采的“超人”过于渺茫，其实，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说的“真的人”，没吃过人的人，也同样渺茫，“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21）“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22）因为历史上的人都是“吃人”的人。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字面上的差异，而在于鲁迅与尼采在关于人的问题上的思路的一致性。
    尼采的“超人”是基于“上帝已死”而提出的人的观念。基督教业已失去支配人心、文化的力量，这是科学的力量，也是世俗文化的力量导致的。就此而言，尼采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他否定了宗教对人的压抑和束缚，让人独自凭自己的力量面对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这无疑来自于人的自信。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尼采对苏格拉底精神为代表的理性文化——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也是持怀疑、否定的态度的。他不相信世界存在着一种符合人的意愿的理性秩序，也不相信人的理性能力，而是将人的力量寄托在意志、力量上来。因而，尼采的“超人”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新的世界——没有上帝、也没有理性的世界之中的理想人格的象征。在尼采看来，这个新的世界既是荒野，也是人类自由创造的用武之地。尼采借着查拉图斯特拉的口说，人是桥梁而非目的，明显带有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是，他又认为进化论强调的是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贬低了人的能力和价值，“超人”不应该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环境，但他也并不认为将来的世界是属于“超人”的世界，“超人”会越来越成为人的目标，他宁可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超人”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但是，正因为无法实现才显得格外重要，这是浪漫主义以及后来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在浪漫主义看来，人和世界都是无止境的运动过程，一旦定型或被固定为某种模式，便会丧失了生机和意义，人变成了庸人，世界也便恢复到理性主义者的沉闷气氛之中。对于卢梭而言，“高尚的野蛮人”唯有其遥不可及——作为一种无限可能性的人格的象征，才蕴含着巨大的魅力，一旦来到眼前，也就不过如此。尼采的“超人”也不会被固定在某一点上，他的关键是无限可能性。由此，才能对传统、现实构成巨大的挑战和冲击。“超人”就是没有尽头的桥梁，也是酒神狄俄尼索，都属于象征性的，前者侧重点在于不断超越以往和现实，后者则是侧重点在于富有激情、力量和意志。
    “超人”与基督教的人、启蒙运动的理性人是对抗的，他要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一种崭新的人类存在方式。因此，也可以说“超人”就是要不断超越传统、现实的人。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精神的显现。“没有人把人的特性给予人，上帝不能，社会也不能，他的父母和祖先也不能，还有他自己也不能（这里最后否定的观念的荒谬性，作为‘作为思维的自由’，已被康德，或许也已被柏拉图传授过）。一个人就这么存在，被创造成这样或那样，处在这样的状况下，这样的环境中，没人该为此负责。他那本性的宿命，无法从所有已是和将是之存在的宿命中剔除。他不是一个自身意图、一个意志、一个目的的结果，不会用他去尝试，实现一个‘人的理想’或者‘幸福的理想’或者一个‘道德的理想’，——想要把自己的本性推入任何一种目的，这是荒谬的。我们发现了‘目的’这个概念：现实中的阙如……人是必然的，人是一段厄运，人属于整体，人身处整体中，——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判决，衡量，比较和责难我们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判决，衡量，比较和责难整体……不过除却整体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再得负责，存在的类型不在允许被归于第一因，世界既非知觉，也非作为精神的一个统一体，这才是伟大的解放，——生成的无辜这样才能重建……‘上帝’这个概念至今是针对此在的最大异议……我们否认上帝，我们否认面对上帝的责任：借此我们才能拯救世界。”（23）
    从晚清到五四，鲁迅面对着的是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现代西方文化涌入，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纲常礼教随着清王朝的解体而崩毁，传统的价值观念丧失了先前规范能力和导引力量——儒教死了。人应该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生存方式，开拓一个新的世界，建构一种新的精神力量。这应该是鲁迅“真的人”、“没吃过人的人”的意图所在。和尼采相比，鲁迅或许更加悲观，他在S会馆和钱玄同的对话，那种关于“铁屋子”之论，的确道出了他的绝望而悲凉的内心。但是，他的内心却同时也存在着对未来的希望，有时——尤其是五四时期也会流露出对未来的坚定的信念，他始终是一种纠结、悖论性的思维和心态。“真的人”是鲁迅纠结的思想、心态中的一种若隐若现的力量和召唤。
    鲁迅在《随感录》中这样说过，“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为圆满的人类出现。”（24）“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25）“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26）在《灯下漫笔》中，鲁迅说要掀掉吃人的宴席，创造“人的时代”，也是对未来的憧憬。但是，鲁迅一直没有让这种朦胧的憧憬具体化、清晰化。
    在小说《故乡》的结尾，“我”和闰土的隔膜并未消除，对于未来也是非常纠结，但是纠结中又不无一丝憧憬和希望：“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7）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或尼采的思路，和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理性主义往往认为世界存在着固定的本质或固有的结构，人能够发现或找到这个本质或结构，从而获得自由和解放。但是，在浪漫主义看来，世界是无限的，运动的或有机的，并没有固定的本质或模式。一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希望”也是希望者创造的产物，创造前所未有的生活，这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无法逻辑地表达，只能用无忧无虑的童年田园的象征来表达。可是，这种童年田园的象征很容易落入传统浪漫主义象征的窠臼，落入和谐宁静的黄金时代的老路。鲁迅对童年田园这种“社戏”式乡土田园怀有深深的警觉，就突然跳到了“路”上，这很有鲁迅的特点。鲁迅诉诸于“走”，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这就是“过客”的象征，不断地行走，暗示着摩罗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的理想和力量。因为一旦“过客”停顿下来，构建一个家园，也就意味着世界的终结和停滞。“走”的无限性构成了对传统、现实的有限性的尖锐对抗和冲击。鲁迅的“真的人”就是“过客”，和尼采的作为桥梁的“超人”、作为激情、力量、意志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具有同样的意蕴。鲁迅拒绝当“导师”，拒绝指出一条现成的“路”也就在于此。一旦指出“路”来，“路”的有限性也就立刻显示出来，就变成新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狂人”也是“真的人”，要紧的是与以往传统和现实拉开距离，并形成一种对抗和超越。
    尼采与鲁迅都属于对于“异化”极为敏感的作家。“异化”这个概念虽然源于黑格尔，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是长期存在的。“异化”的基本涵义是人的创造物本来应该增进人的自由、幸福，但是，却反过来压抑、破坏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异化”的过程。在一部分思想家那里，这种“异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文明发展需要付出代价，因而一定程度上容忍“异化”，有的人则相信最终会克服“异化”，如黑格尔、马克思等，有些人则往往是无奈地承认人类的局限，在佛罗伊德看来，文明或文化对人构成永恒的压抑。但是，在另外一些作家、思想家那里，则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对抗和批判。他们的批判、对抗极为深刻，在这种广泛的批判和对抗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若隐若现地表达着某种纯粹的观念，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种情绪、冲动和激情，完全是主体的不屈服的精神，一方面这种纯粹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未必能够在社会进程中实现，鲁迅并不相信有黄金时代，尼采也并不相信存在着一个绝对圆满的未来，他认为只有从艺术的角度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又为它的光彩所吸引，历史、现实的局限更是激发了他们不满的力量，他们用这种象征性的或主体内在力量，将自己与传统、现实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如果没有这种纯粹观念，他们便会觉得缺乏力量、气概，甚至丧失整个批判的支撑性力量。也就是说，他们对未来的怀疑，并不影响他们内心的渴望，并不因为不能实现就放弃对现实、历史的批判。庄子在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时候，其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真人”“至人”“神人”的观念，没有这种观念，很难想象庄子会有如此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精神。尼采批判苏格拉底、批判基督教和现代启蒙运动，也是和他内心的“超人”、酒神狄俄尼索斯等理念相关的。鲁迅在《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这种极为尖锐的杂文中，将古今中外的现实和历史都看做是“吃人”的，也正是因为他内心存在着一个不吃人的人，存在着“真的人”。但是，鲁迅也清楚地意识到，“真的人”、“人的时代”、“完全的人”一旦被具体描述出来或者被纳入历史实践之中，其局限性也立刻就暴露出来。因而，“真的人”等在鲁迅那里总是若隐若现，恍恍惚惚，甚至简直就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无形的情绪、激情、情结。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谈到乌托邦的意义和价值，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个乌托邦，并不是真实世界即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写照，它并不存在于时间的一瞬或空间的一点上，而是一个‘非在’。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非在概念，在近代世界的发展中经受了考验并且证实了自己的力量。它表明，伦理思想的本性和特征绝不是谦卑地接受‘给予’。伦理世界绝不是给予的，而是永远在制造之中。”（28）
    注释：
    (1)[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209页。
    (2)[德]尼采《朝霞》（程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3)[德]尼采：《朝霞》（程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8-239页。。
    (5)（8）（21）（22）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9页；第430页；第431页；第432页。
    （6）[德]尼采，转引自[德]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7）[德]尼采：《自我批评的尝试》，《悲剧的诞生》（杨恒达译），《尼采文集》1卷，杨恒达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9）鲁迅：《秋夜纪游》，《鲁迅全集》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10）鲁迅：《复仇》，《鲁迅全集》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11）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81-382页。
    （12）鲁迅：《铲共大观》，《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5页。
    （13）鲁迅：《铲共大观》，《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5-106页。
    （14）[德]尼采：《朝霞》（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58页。
    （15）（16）鲁迅：《电的利弊》，《鲁迅全集》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页；第14-15页。
    （17）（18）（19）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第166-167页；第165-166页。】
    （20）鲁迅：《写于深夜里》，《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8-509页。
    （23）[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88页。
    （24）鲁迅：《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25）鲁迅：《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6页。
    （26）鲁迅：《生命的路》，《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8页。
    （27）鲁迅：《故乡》，《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85页。
    （28）[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1985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