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在中国西部
    
    从长江对岸所见的重庆城
    最近，看了李磊翻译的莫理循写于120多年前的著名游记《1894，中国纪行》（以下简称《1894》），感到这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对于一本译著来说，好自然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原著好，一是译得好。
    《1894》（原名意译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安然穿越中国到缅甸纪行”，正式中译名由中华书局代拟）是一部当年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的名著。此书的作者莫理循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与赫德、丁韪良一样，都是近代外国来华的重要人物。他早年以旅行家和记者著称，随后以政治顾问和藏书家闻名。莫理循1894 年来华，不久即担任《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他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北京的莫理循”而闻名西方。
    《1894》记录的就是这位有名的外国人第一次到中国，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然后自武汉至重庆，再穿越川滇至缅甸，一路三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感，包括对沿途的山川古道、人文风物、宗教习俗、政治、军事等状况的详细描绘和评论。正如“译者序”所言，书中“有价值的史料性记录还不限于早期长江航运、马帮货运、驿站经营等方面，书中还涉及很多关于中国当时的海关、洋务、贸易、苦力行、脚夫、邮政、电报、金融、币制、黄金交易、军火制造、医疗、外交、司法、边防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和史实”，“在别处并不多见，其所记载堪为史料”。
    《1894》的史料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莫理循独特的身份和眼光。鲁迅曾在多篇文章里说，如果要了解历史真相，应该多看野史、杂说，因为“‘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不但“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1894》显然属于“野史”。莫理循是外国人，所以他的记录可以完全不受中国官方的干扰。而作为一个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人，面对一种异质文化，他也更具中国人或因熟视无睹而被磨损的敏感性，能看到一些容易被中国人忽略的东西。虽然，作为一个西方人，莫理循“因为优越感和猜忌心理，常常误解中国人的善意”，但“难得的是，他并不删除和修改当初因误会而写下的记录”（这证明他有足够的真诚和坦率），而这些都和作者因“强烈的英国殖民主义意识”而产生的一些偏见与谬论并存书中，反倒证实了此书所提供的史料的真实度。
    而作为一个著名的记者和作家，莫理循具备出色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这就使此书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又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此次旅行全程3000英里，以重庆为中点，前半段是水路。到武汉之前，是此书的序曲，作者基本上一笔带过，从宜昌的三峡之旅始，一路精彩纷呈，时有华彩乐章。无论是对三峡中船工、纤夫冲滩的惊心动魄的描写，还是对更夫竹梆声中重庆之夜的描写，还是之后对一路上的山川、田园、驿道、古城、脚夫、马帮等的描绘，都细腻准确、要言不烦，非常富有画面感，确实是非常好的散文。
    进入重庆往后，作者对中国的社会、民生问题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文化习俗等，有了更多的观察和描述，比如传教问题、鸦片问题，山川的美丽与百姓的极度贫困，以及贫困而不失礼貌与诚信的品质，等等。虽然因初次来华，加上行色匆匆和文化隔阂，这些观察和描述难免会有不实之处，但更多的却是真实、深刻的发现。比如，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困难中，作者发现“中国的宗教就是偶像崇拜”；关于官场，他发现，“中国的官老爷真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无所不能’”，以及“一旦引进中国官员来阻止走私，走私的盛行就会指日可待”；关于中医，他发现中国医生能从容自信地“诊断他们并不明白的各种病症”，一旦出错，则“须知医之与药，只可治病，不可治命也”；关于生命，他发现“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华人也会搭上自己的老命”；等等。
    此书的另一魅力来自于它的叙事，而这种叙事的魅力又与作者的个人魅力息息相关。虽然优越感、偏见常会让作者在叙事中采用一种洋洋得意的反讽语调，但从总体上看，他仍是一个坦率、公正而有趣的人。此书的叙事也因此变得坦诚而有趣。比如，虽然他详细描述并对中国的杀婴和男女极端不平的现象给予了批评，但并不认为英国人在这些方面更好。而对于许多传教士所说的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他说，西方人在中国被杀的人数极少，而且“大多数情况是白人轻率导致自己的被杀”。虽然一路上老是被人围观，但他对中国人的体贴、礼貌，仍给予了多次的赞扬。至于他的风趣和狡黠，可看他对一位掸族“君主”的描写：“他端庄优雅，一面嚼着‘激发冥想能力’的槟榔，一面从容随意地朝地板上吐痰。我给他看我的照片，他和颜悦色地要我给他几张。我一面爽快地点头同意，一面把照片重新卷起来放回我的箱子里。他应该以为是我没有听懂。”这就是他的特色。
    此书的译者李磊是一位学识广博、治学严谨的学者，涉及西学东渐研究多年，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文学造诣的作家。李磊译此书，除了书中有不少篇章是描写其老家大理周边的，具有亲切感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要“使一本有史料价值的散文叙事在经过翻译后具有学术上的可靠性”。此书之前已有一个译本，叫做《中国风情》，但译得较为粗糙。为此，李磊曾写过一篇《莫理循的中国迷境——〈中国风情〉的乱译与怪注》，指出其上百处的“乱译与怪注”。之后，他决定要拿出一个更为精当的译本来。有关此书在翻译上下的功夫，“译者序”里已有说明，这里不想赘述，仅举几点以窥全豹。比如书中“大量引用的中国古诗文和格言谚语的音译，必须回到中文原文”，而这些引文大多比较冷僻，为了查实一个出处，译者甚至会花几年时间去查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全书加注490余条，许多带有考订性质”；“为了注明原书未注的引文出处，查阅的西方汉学家著作和对中国古籍的英文翻译，数量逾百种”。甚至一个小地方的名字，除了行程的推断之外，译者都要找来哈佛大学图书馆藏1:250000比例尺的旧军用地图进行核实，其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此外，为了让读者对书中所涉及的事物有更直观的印象，译者还为此书选用了作者同时代人拍摄的和译者自摄的精美照片近50幅，也使此书更趋精致与完美。
    （《1894，中国纪行》，【澳】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著，李磊译，中华书局2017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