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燕》（《收获》2017年第2期）是张翎第二部以单个女性为主题人物的长篇小说。依据对她小说的阅读积累，读者会猜测出这些落点：一个人名、一对男女、一份情感、一种境遇。若留意作品的英文名字One Swallow to Remember，我猜测作者是想触摸着回忆的密道，还原一个人的故事。
    小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文本，叙事三元素是历史、年代、人物。与张翎之前的“中国故事”相比较，人物设计上的变动不大，中国江南女孩、美国牧师的思路被沿用，但故事形态具有明显的突破和创新：淡化了“家族”意象与中西交错模式；强化了历史现场感与人称叙事技巧。
    《劳燕》具有精心设计的架构。小说的主体人物有四位：姚归燕、传教士比利、美国军官伊恩·弗格森、中国军人刘兆虎。作品以1941年和1946年为节点，各自形成两大叙事圈。在1941年框架里，战争是关键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坐标。四位人物的命运都因“二战”而被扭转，因为“战争把人生浓缩成几个瞬间，战争把一个人从生到死通常要经历的几十年，强行挤进出门和永别之间的那个狭窄空间。”牧师比利怀着对和平生活的憧憬而来中国传教，救助了被日军凌辱的中国女孩阿燕，从此深陷信仰与情义的心理鏖战。伊恩·弗格森因爱国而参军，加入“美国海军中国事务团”，与少女温德由结识、相恋到遗忘。刘兆虎，机缘巧合地成为特训营学员“635”，虽曾因流言与陈见背弃了与阿燕的婚约，但终执意与其相伴至死。阿燕，身陷乱世，她从一位被侮辱被损害的乡村少女蜕变为坚毅独立的妇科医生。在1946年框架里，“故土”是关键词，“四十一村”是坐标。比利在归国途中死于“败血症”；伊恩回到美国家乡；阿燕和刘兆虎先后藏进“四十一村”，因阿美而重遇，经历牢狱与疾病，互相慰藉、互相牺牲，只因“战争把生命搅成肉泥和黄土，战争把爱情挤压成同情，把依恋挤压成信任，把肉体的欢欲挤压成抱团取暖的需求。”张翎擅长“横斜操纵”细腻精准的细节，“不出于盘”地搭建小说的内部结构，这正是她所有作品的文学质感。《劳燕》中最撼人心魄的故事片段是“鼻涕虫”死。战死的鼻涕虫终获得了阿燕的谅解，“女孩终于把那具支离破碎的尸身缝成了一个整体。”她趴在他耳边轻语：“别着急上路，一会儿有人来看你。”开场锣鼓响起，全场沸腾，名角筱艳秋视线扫到台下一口棺材，瞬间失控，退场换一身缟素登台，改唱“穆桂英挂帅”。戏罢，她独自对那口棺材低语“好弟兄，姐姐算是送过你了，你好安心上路了。”恩怨与大义、喧闹与寂静把战争制造的“痛”推向极致。
    张翎将其对文学的敏锐与韧性放置于小说的人物塑造。她走进迷雾、理清际遇、揭开隐秘的目的，是为了说清楚他们如何在乱世应对命运。《劳燕》里实际已预设谜底：《天演论》。“适者生存”，这是阿燕得以从一场场苦难中踉跄幸存的人生哲学。“在这个狼烟乱世里，死是一种慈悲。不是每一个求死的人都能得到死，上天把死当作一样礼物，爱分给谁就分给谁。上天没把这份礼物给我，或者给阿燕，所以我们就得承受活着的残酷。”那么，她该怎么“活着”？“躲”无法使自己摆脱流言与贫穷的追捕。阿燕逐渐学会了应对耻辱、应对死亡、应对分离、应对孤独。比利、伊恩、刘兆虎“在不同的阶段进入过她的生活，都把她引到了希望的山巅，又以各样的方式离开了她，任由她跌入绝望的低谷，独自面对生活的腥风苦雨，收拾我们的存在给她留下的各种残局。”不断地遭遇、接受、适应，经历希望与失望的反复敲打，阿燕击退了命运的强悍，“她原先那层哀怨的薄皮再也裹不下她了，她把那层旧皮脱在身后，迎风长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人。”
    作品新意体现在张翎分类塑造同一个人物拆分出的三重身份，再由每一层性格呼应一种乱世处境。不同于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的处理，她不是表现分裂性格的各自对峙。“阿燕，温德，斯塔拉，它们是一个人的三个名字，或者说，一个人的三个侧面。你若把它们割离开来，它们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版块，你很难想象它们同属一体。而当你把它们拼在一起时，你又几乎找不到它们之间的接缝——它们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联合体。”小说以“阿燕”为核心，以年代为断面，以战争为背景，将姚归燕与刘兆虎的故事、斯塔拉与比利的故事、温德与伊恩的故事交错叙述推进。伊恩点破了阿燕独倾心于他的原因：“刘兆虎，只是她的过去。……牧师比利，虽然生活在她的身边，总在时时刻刻地操心着她的未来。而只有我，穿越了她的过去，无视着她的未来，直接了当地截取了她的当时。我是我们三人中间唯一一个懂得坐在当下，静静欣赏她正在绽放的青春，而不允许过去和将来闯进来破坏那一刻美好的人。”从本质上看，阿燕是那只始终守着月湖的“燕”，而伊恩·弗格森、刘兆虎、比利牧师，如同“伯劳”，各自与燕子短暂相会又急速离去。张翎为三段故事设立了合拢点，比利说“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我都会按时来到月湖，静静地，耐心地等候你们的来临”。我觉得，这是作者埋设的对人性的信念，伤痛经过人间温情的反复洗涤，其浇筑的分开和重聚都是一种必然。
    张翎在《劳燕》里尝试了对话的叙事方法，而这种回忆式对话又与“二战”形成对接，衍生对战争的反思。巴赫金说“言语的对话意向，当然是任何言语所无不具有的现象。这是一切活语言的一种自然的目标。在接近自己对象的所有道路上，所有方向上，言语总得遇上他人的言语，而且不能不与之产生紧张而积极的相互作用。”（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运用对话，可以迫使人物自我揭示，既让别人理解自己，又让自己认清自己。对话不仅激发主客体的理性，而且还能及时反馈两方的感性。张翎将《流年物语》里的拟人化物语，进一步扩展丰富，进而形成语言的外循环与内循环。具体而言，外循环体系有两组对话组成，即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以比利、伊恩、刘兆虎的视角来分别陈述自己与阿燕的故事，诉说战争对一个女人命运的屡次干预；物与物之间的对话，由蜜莉与幽灵代替各自主人说话，表白他们难以言说的相爱与道别。内循环体系是第一、二、三人称的角色互换，通过不断地自述与他述、自审与他审，确认事件的真实，袒露内心的怯懦与自私。“离你报考训练营二十年之后，我再次在月湖与你相聚。那天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在我认出你之后，我惊讶地拉住你瘦得像刀子一样的手，问刘兆虎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你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我上一辈子的事，需要另外一辈子才说得清楚。还是等伊恩来了，我一并告诉你们，我实在没有力气重复两遍。”伊恩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出现，而比利与刘兆虎的对话则以第一人称“我”与第二人称“你”交替展开，“我”（倾听者）引领“你”说出自己的经历，“你”再以“我”（讲述者）娓娓道来。三种人称转化，利用语言表达意向的维度，扩充着叙事的张力，使得小说中比利、伊恩、刘兆虎的各自大篇幅独白不再是单调倾诉或是枯燥说理。
    我认为，“交错”是张翎作品一以贯之的风格，但它在《劳燕》里不被体现为中西方家族故事的交错，而是转化为人物塑造的一种方法。三个人（比利、伊恩、刘兆虎）、三重身份（斯塔拉、温德、阿燕）、三维时空（未来、现在、过去），呈现出命运的交错与性格的交错，巧妙地配合这部小说中“三”的美学。需要指出的是，让叙事点、叙事线始终保持清晰和有序显示着创作者的文学功力。
    《劳燕》没有将阿燕与伊恩的故事处理为一场相爱不能相守的爱情悲剧，而是暗示了战争的另一种真相：美国青年对中国少女的快速遗忘。1992年，当伊恩看到阿美带来的“纽扣”时，他才开始迟缓地、笨拙地组接关于温德的记忆碎片；而阿燕也并没有“适苦欲死”的沉沦悲慨。战争让一个女人脱胎换骨，对于她而言，比利教会了“斯塔拉”生存的技能，兆虎与“阿燕”在逆境中相互扶持，而伊恩的意义是告诉“温德”爱应该是自由的。
    作者简介：戴瑶琴，女，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
    【来源：本文原载2017年3月5日《新民晚报》读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