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作家中，孙频无疑是一个狠角色。这种狠不仅体现在叙述风格的犀利凌厉，还在于每每对笔下的女性痛下死手，就像鞭子的无情抽打，医生的手术解剖。对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拷问，孙频喜欢抓住一点深挖细刨，无论那是新鲜挂彩的伤口，还是已然坏死的病灶。所以她的小说总是充满生命的决绝与痛感，并长于对人物曲折丰富的心理分析。这种过猛的用力，与其说是施与笔下一个个命运多舛的女性失败者，不如说是直面时代感应下自我的心理黑洞。
    孙频的女性书写有两大关键词：活着与爱，都关乎人的本能。正如她自己所说“无疑活下去的欲望是最蛮荒最强悍的，这种欲望不仅是一个村庄，也是所有人类的元气”，无论是远离文明的吕梁山区“拉偏套”的陋俗和像植物一样麻木的生死，还是在城镇生活中所遭受的时代挤压与男性暴力，活着成为这些女性生活中唯一的真理，最大的功利。她们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物质的贫穷，还有精神的贫困。性往往成为她们最无所谓也最好利用的资源。比如《东山宴》里老公残废的女人为了活命可以带着老公嫁给一个劳动力强的老光棍；《无极之痛》里女人为了有个栖身之所一遍遍用自己的身体去勾引掌握分房大权的校长；还有《因父之名》里女孩为了报答干爹的保护而把自己的身体交付出去。她们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被推至人生的险境或濒临绝境。
    活着有多惨烈，对爱的渴求就有多强烈。毕竟，人不能单纯地像动物一样活着。也因了这现实的处境与内心的缺爱，为了得到那一点点爱的照耀，为了抓住那可能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们可以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抓住不放。哪怕那是被放大的或者假想中的恩赐，溺水的她们也要拼命一试甚至飞蛾扑火。所以她们彪悍的人生搏击，必然以悲壮惨痛的失败和悲剧收场。《东山宴》里的女孩，虽然父母健在，但在父亲的家暴和母亲的改嫁之下她实际上是一个弃儿。爱的极度缺失与对爱的极度渴求让少女得了癔症，她老往人群里钻，她造继父的谣，她在被男人抚摸的幻想与诉说中寻求爱与关注。而《因父之名》里父亲的缺席给女孩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对于青春成长期的少女而言，父亲这个角色的意义也许除了父爱的支撑，还有最坚实的保护。父亲的出走和失踪意味着这山墙一样的保护在世人和女儿眼里同时崩塌，所以女孩的不幸命运恰恰有她和世俗的合谋啊——在老师如秃鹫争食般性侵她后，她不也是自轻自贱地把自己当一堆烂肉？也还有对爱的渴念，那些无处投寄的写给父亲的一大箱子信，那些对树木和石头的痛苦倾诉，以及对保护过她的瘸腿老光棍从生活到身体的报答，都可以视作她这方面的挣扎和努力。
    这些底层的女性都是人生的失败者，却不一定是单纯的受害者。生存的苦难、遭遇的不幸往往与内心的痛苦、撕裂、恐惧交织一起，甚至会引发冰山下的黑暗与邪恶。人性在极端环境下容易被扭曲变形。她们在内外的双重碾压下艰于呼吸视听，除了默默承受独自舔伤，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可以排遣的出口，哪怕是饥不择食、饮鸩止渴。于是，因爱生恨、相爱相杀的事情常常充斥于她们脆弱的人际关系中。她们往往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她们报复的利刃不仅对准了身边的亲人，也是自暴自弃地往自己胸口上扎。《东山宴》里的女孩爹不疼娘不爱，喜欢上学却只能辍学，渴望关爱却只有幻想，她嫉恨弱智的阿德有祖母的疼爱，她利用孩子的恋母情结来实现渴望中的爱抚，她残忍地向思母心切的孩子揭开死亡的真相并最终导致了孩子的死亡。《因父之名》里的女孩面对父亲杳无音讯后的突然归来大脑一片空白，心情复杂，想亲近又想逃离，想跨过时间的河流接纳父爱的补偿又激起内心更大的反叛与恨意。父女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拉锯战中，父亲越是歉疚、温顺和讨好，她越是冰冷、叛逆和嫌恶，“他的卑微让她更加不能原谅他”。她希望可以重新挖掘出“一个强大的，高傲的，英雄式的父亲”，可是父亲的百般委曲让她只能违背初衷，硬着头皮将对抗和报复进行到底。她一次次回到那个瘸腿的糟老头身边，把自我人生最不堪的一面撕开给父亲看，她要把这一切归咎于他。强烈的情感、残酷的真相最后只能用死亡来解决，结尾父亲杀死了长期与女儿保持性关系的老头，希望用自己的性命可以换来女儿的救赎。可是女儿在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以后还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么？
    孙频笔下的女主人公有一种献祭心态。她在写作中喜欢用“宴席”这个意象，单是从《三人成宴》、《东山宴》这样的小说标题就可以看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在哪个时代都不可避免。对于那些处于食物链低端的物种，那些生活的失意者或失败者，那些底层不幸的女人而言，人生的盛宴不过是把自己的身体做成菜肴，当作商品或礼物端出去，或者把自己的血肉伤痛挖出来当祭品，血淋淋地献出去。孙频没有让苦痛中的她们获得救赎，而是无情补刀，让她们自我放弃。在巨大的困境和绝望面前，她们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是自轻自贱、一烂到底，让自己在深渊里沉沦。当《因父之名》里的女孩一边在精神上不断折磨归来的父亲，一边又主动把自己的身体送回瘸腿的老头身边时，真是人间最大的残忍与沦陷。她通过在生活上对老头的帮助和照顾来弥补内心的罪感，又以献祭的方式躺在老头身边，自甘堕落至心理变态。她们就像突然掉进泥潭里的人，一身污泥没有想着往上爬，却拉住身边的人一起打滚。她们的献祭心态有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破罐子破摔，有着时代病症带给人的种种不安和不幸，以及一些极端情境或关键时刻对人心人性的考验和摧毁。
    每个时代都会有它无辜的、无谓的牺牲者，那些弱势的、底层的、失败的、悲惨的群体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这个时代的祭品。他们在被侮辱、被损害、被蒙蔽、被欺骗，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种损害与欺骗更具隐蔽性和杀伤力；另一方面，由于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自身素质、心理落差等原因，他们又在反击和危害着他人，这从时有爆发的一些底层极端暴力事件中就可见一斑，从而形成令人痛心的互害模式。从这个角度说，孙频对这样一类人的关注具有普遍意义和悲悯情怀。她们的悲惨经历和精神痛苦令人震惊，同时又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难以激起深切的同情。比如那个在父亲出走前已经十四岁的女孩，在侵害面前除了一味忍受，除了胡乱抓住一根虚妄的稻草，就没有一点抗争意识和应对能力吗？逆来顺受的人生谈何救赎？还有多少内外交困的失败者，在为我们的时代与生活献祭？他们人生的意义除了当祭品，还有别的可能吗？孙频一方面用活色生香的语言，耐心雕刻着故事饱满的细部与人物丰富的心理，为我们揭示生活的真相与人性的深海；另一方面，小说中的故事结构应该有其自身的发展走向和语言逻辑，作者对故事人物的太深介入，对挖掘人生人性黑暗面的叙事沉迷及审美倾向，可能会让小说在人物的“本色当行”与故事的逻辑自洽上有失分寸，也难免会造成编造痕迹和审美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