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丽生长篇小说《寒门子弟》，《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1期
    孙丽生的长篇小说《寒门子弟》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底层人物如何实现阶层跨越、城乡跨越，从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
    “寒门子弟”到城市去不仅是小说主人公孙肃恭的个人缩影，更是千千万万历史洪流中寒门子弟集体命运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寒门子弟》这部小说不仅是个人史和个体命运的精神成长史，更是以个人命运为载体，折射和剖析了社会现象，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村青年的生存状态。
    孙肃恭是一位毫无背景的潮汕乡土青年，18岁，“怀揣梦想与爱情”，可生活的残酷却使他没有太多的出路。那个年代，农民如果试图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除了当兵和考学以外别无它路。小说以浓重的笔墨传神地表达了这一代人对于“饥饿经验”的感受力，不仅体现了父爱，也表达了底层生活的艰难隐忍，体现了作者对小人物的怜悯和同情。孙肃恭的祖父、父亲和他分别绰号为“白丁”、“秀才”和“进士”，象征了孙家阶层的递渐变迁。祖父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平头老百姓，“一直靠一条小木船帮人送客载货艰难度日，饱受农民没有田地之苦”。父亲孙振山，“早年小学毕业，村里人公认他有文化，加上他父亲名字叫白丁，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秀才”。
    此外，小说还刻画了豆腐佬、孙大炮、大猫、老兵、栗子、小米等一系列乡土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在众多人物形象中，麦苗是作者着笔最多的女性人物。麦苗是一个善良懂事的女子，与孙肃恭互生情愫，但因为家庭利益纠葛而演变为一场悲剧：父亲栗仔强迫麦苗私下约见孙肃恭，然后以“掠人”之罪嫁祸于他。麦苗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村女性的悲惨命运，对于这个人物，作者的笔触是深沉浑厚的，他以横断面的方式展示了系列底层人物的命运，关心着人的命运走向。
    《寒门子弟》不仅是一部乡土小说，更是“自传”或“半自传”性质的军旅小说。作家孙丽生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有过农民经历和部队经历。他的个人经历为小说提供了真实而鲜活的素材。小说塑造了孙肃恭、小米、朱指导员、马连长等一系列军人形象，作家没有故意去刻画人物的英雄性，而是写普普通通的人性。
    不仅于此，《寒门子弟》还是带有民俗性和地域风格的文化小说。小说充斥着浓郁的潮汕特点：翰林府作为一个“历史流传物”，沟通着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当下。这里不仅是后人的精神图腾，也是潮汕地区独特的宗族祠堂文化、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潮汕人亘古不变的“精神支柱”。翰林府是乡村伦理精神的代表，正是这个内核，支撑着家族伦理，维系着乡村秩序。小说中数次回望翰林府就是不断返回精神深处，也是以退守的姿势不断回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居所。
    此外，小说还间或带有传奇性。无论是三旦的阴阳眼还是后来鬼擎长杉入了粟仔的厝，这些鬼神传说也属于潮汕文化。如果说翰林府是当地文化乡绅精神的反映，是乡村文化“立”的一面，那么弥漫的巫气、鬼气也是乡村蒙昧文化的一面，是需要“破”的东西。作者如实地写出了一个优缺点并存的潮汕农村，以写实的方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淳朴与蒙昧并存的潮汕农村图景。
    小说还有机融入了潮汕方言，作者在使用书面语的同时夹杂了大量的民间俚语和方言谚语，使得小说语言带有“粗糙”的性质。孙丽生的小说语言具有“原生态”的特色，浸透了地道的潮汕味，这种语言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仅隔着书本就能闻到海腥味、嗅到泥土味，而且对潮汕文化充满好奇。
    孙丽生是一名传统作家，身处“后现代”甚嚣尘上的今天，孙丽生以逆流而上的勇气坚持以看似笨拙的方式写着小说，以真实的目光打量现实和洞察大地，摆出一个作家最诚恳的姿态，向“传统”致敬。长篇小说《寒门子弟》在传统写作方面有着多方面的突破，尤其可贵的是，孙丽生的写作既不服从于商业性，也不服从于政治命令；既非为了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也非为了歌功颂德；他并不效仿当下的时髦写作和时髦用语，丝毫不见花哨和做作，而是返回自身，返回写作的源头，返回灵魂深处，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