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当然是位极其出色的编剧，他执笔的电影《甲方乙方》《天下无贼》，不仅当时卖座，而且成为很多人不可磨灭的观影记忆，时至今日仍被不断回味。但在开始编剧之前，王刚先写了很多年小说，是那种如今被归类为纯文学的小说，并且在编剧编得名利双收之后还笔耕不辍地写——这其实相当不易。更加不易的是，他的那些小说几乎每一部（《月亮背面》《英格力士》《福布斯咒语》《关关雎鸠》《喀什噶尔》等）都获得严肃文学界的好评。而最新出版的《你给儿子写信了吗》，是王刚第一本散文集，较之虚构作品，又提供了另一种笔墨与趣味，使我们得以对知名编剧、知名小说家王刚有更加深入和立体的了解。
    用“你给儿子写信了吗”作书名，表现出一种相当有趣的写作姿态。散文写作大致有两极：一是努力建构文本的“公共性”，或炫示技艺，或博引材料，使散文这样一种文学性颇为可疑的文体成为可供品鉴的对象，这样的散文更强调其作为“作品”的意义，是为公众的；一是更为看重文字表达的“私人性”，生活琐事，一念悲欢，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不可入文字，这样的散文当然也是为了请读者传看，甚至格外渴望读者围观，但主要的价值其实是为自己的。王刚的散文并不拿腔拿调，过分修饰，而是晓畅明白，亲切自然，似乎比较而言更倾向后者；但设定“儿子”作为潜在的特殊读者，却又让王刚获得了一个微妙的讲述位置，从而尽管喋喋不休，却绝不显得自恋狭隘，反倒别有一番意味。
    在文集中，王刚几次谈到自己父亲的死。对于任何人而言，那大概都是难以抚平的伤痕。“那天一进家门，发现竟然是一个灵堂，就感觉眼前黑暗了，我们家完了，我开始号啕，并强烈意识到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最爱自己的父亲。”而在巨大的悲痛之后，居然是长久的失语。首先是为父亲撰写悼词的困难，为此王刚居然特意跑到父亲单位的档案室去翻看那些尘封的材料，他“尽力翻着那些纸张，渴望触摸到父亲从青春到衰老的体温，却看不进去”。而后又过去十几年，王刚仍始终没能为父亲写出一篇悼念文章。一方面，或许是不知该以怎样的姿态去概括和讲述自己的父亲：“写什么最重要、最客观而不让人肉麻？真像他们说的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父亲写成全人类的父亲’吗？那人类会不会生气？”“每每看到其他的作家在写自己父亲时的那种表情，我都会恶心。他们那么讴歌自己的父亲，让我很不好意思抬起头来看自己的同行。当他们美化自己的家庭和所有家庭成员的人品时，我都会从心里觉得人类真是没有希望。”而另外一方面，或许真的是因为，关于父亲，一个儿子又究竟能了解多少？“作为一个作家，竟然无法概括自己父亲的一生，甚至总是觉得对父亲不了解，也经常让我感觉对不起那个生养我的人。”又或许，这两个方面根本是同一回事：尽管以东方的父子相处之道，父亲往往是沉默的，但是一个儿子又岂会真的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然而人是何等复杂的存在，在家庭中他既是父亲，也是儿子和丈夫，而在单位里他又是下属或者上司，与此同时，他又和千千万万个父亲一起，构成宏大历史某一片段的血与肉。从任何一个不同视角看去，父亲都是不同的。可以想象的是，即便血浓于水，一个父亲跟儿子的沟通终究有限。他最细腻隐秘的痛苦和悲伤，他年少时代的往事与故交，他肩负家庭重担的艰难与挫折，他工作当中遭遇的不公与屈辱，甚至，他作为卑微的个人，因历史不可抗拒的变动而承受的命运坎坷，这些，都可以和儿子谈论吗？那么，一个儿子真的可以说自己了解了他的父亲吗？
    我由此猜测，这本散文集里的很多文字之所以会被写下来，与王刚对父亲之死的耿耿于怀不无关系。父亲的死使他震惊，也使他恍然大悟。王刚说，“灵堂是什么？就是停尸房，今天也许停的是你的尸体，明天也许就是我的。”叙及自己在乌鲁木齐街头遇到多年老友，谈起父亲的死时，王刚又写道，“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笑脸，都意识到对方的脸上也写着死亡二字”。那么，至少让自己的儿子不至于对他的父亲毫无了解吧；那么，就开始诉说。说出内心款曲，说出来龙去脉，说出自己和这个世界最隐秘的关系，说出那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儿子面前，不会说出的那个更为真实和完整的自己。
    于是我们在文集的第一篇文章《HEY JUDE》里，看到王刚那么深情地向儿子讲述自己的青春时代，讲述他深爱的约翰·列侬，讲述那些英文歌曲如何让他想起“所有那些当年在乌鲁木齐的女孩儿，她们为我擦汗和我一起葬送青春”。它们和她们一起，构成20多年前乌鲁木齐黎明时分的温暖大雪。于是我们还将不断看到王刚提起这位约翰·列侬，提起《HEY JUDE》，并为自己的儿子终于也将这位歌手存进自己的音乐列表而感到高兴。当然王刚也提到“他们”，当年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后来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画家，有的泯然众人矣，也有的先是成了气功大师，然后沦为阶下囚。他们曾经和王刚一起在青春的垃圾堆上打过滚，义无反顾地投入那个时代，然后恩怨纠葛，悲欢离合，或者各奔东西，或者他日重逢。但无一例外，都构成王刚今天必须向儿子诉说的，属于他生命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些唠叨，一个父亲总是难以抑制地要向儿子表达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意见。譬如对于美国，他曾经多么向往，而今却五味杂陈；譬如关于自己的小说、自己的编剧，把写作它们时的想法说给儿子听，那毕竟是这位父亲做过的值得骄傲的事；譬如音乐，哪些实在值得一听，而且一定要听到骨头里，听到肉里。我猜在现实生活里，王刚未必有机会能将这些话真的说给儿子听——儿子往往并不懂得及时倾听父亲。于是他写下来，留待以后。而这些文字一旦公开，王刚就不但是对着儿子讲述自己，更是对着所有读者讲述自己那一代人，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岁月。于是这份未必被及时阅读的家书，无意间却为历史留存了一份珍贵的记忆样本。
    如果熟悉王刚的小说，那么在阅读这本文集时，还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原来那些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有那么多都来自于王刚的生活本身。而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提醒我们，王刚对于自己的讲述其实早就开始：虚构原本就是小说家讲述自己的方式。其实将王刚的小说稍作排列，不难发现这些虚构文本与作者经验的密切联系。《英格力士》是关于“文革”当中一个少年与爱、与知识、与英文字典、与他所渴望和想象的未知世界的故事；而到了1977年，少年刘爱长成17岁的王迪化，终于得以从乌鲁木齐出走，在《喀什噶尔》的开篇抵达喀什，成为南疆军区文工团的长笛演奏者；后来文工团的战友们几乎全部牺牲了，文工团解散了，在军旅当中深感压抑的王迪化迎来了伟大的“圈地运动”时代，他要去北京闯一闯，摇身一变就成了《月亮背后》的牟尼。至于《福布斯咒语》，尽管无法从中辨识王刚的影子，但是小说里的人物同样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他的同龄人，是他的同龄人中和“后圈地运动”的时代浪潮最惨烈地搏斗在一起的人。经由这样一系列小说，王刚实际上写出了从“文革”到新世纪，中国当代最主要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图景；但同时，那也是一部极为个人的经验史，是王刚本人的完整自传。
    其实重要的还并不是在实证意义上那些小说与王刚本人之间的联系；重要的是小说中所洋溢的强烈的抒情意味。抒情标识出王刚决意以一己爱憎介入历史的特殊姿态，从而鲜明地将他的小说与很多看似同样叙述模式的小说区分开来。长久以来，对于历史的书写早成为当代作家们汲汲以求的事业，是他们最重要的野心所在，以个人史或家庭史、家族史来贯穿宏大历史的小说巨制因此所在多有，其中亦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杰作。但这样一种写作范式其实极易造成一种文学层面的颠倒与困惑：究竟是文学的力量激活了关于历史的想象力，还是历史的庞大阴影压抑了文学，让那些故事与人物被挤压在历史的森森壁垒之间而萎缩无力？很多时候，关于历史的判断早于文学的书写，使后者成为前者的简单注脚。而如果小说中人们的一颦一笑，他们所遭逢的离乱重逢，他们之间所有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乃至每一个村庄的毁坏，每一片土地的荒芜，都被严格嵌入到历史的必然性中，印证着关于历史的特殊判断，那么文学是让历史更加丰富了，还是更加单薄了？
    而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刚的独特价值尤其凸现出来。尽管同样有意无意地建构出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但王刚首先是为了诉说自己。他对于个人记忆的忠诚坚持使他根本无法、也无意去按照某种先在的历史判断去构造情节，塑造人物；而不可遏止的抒情欲念，也让他很难固守某种单一的立场。情感总是暧昧不定，它将墮突咆哮，冲决那些理性的判断，或至少模糊其边界。因此在最新的长篇小说《喀什噶尔》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位最懂得虚意逢迎的女战士却最令王迪化念念不忘，而可耻的告密者亦可能有值得原宥的苦衷，即便那位依靠告密来维系团队纪律的董军工，其实也有极富人情味的一面。正是在种种矛盾与暧昧当中，小说的复杂性令空洞的价值判断和单薄的历史叙述变得厚实，黯淡的历史面目由此变得鲜亮和生动起来。
    正如在回忆自己的父亲时，尽管王刚表示耻于“把自己的父亲写成全人类的父亲”，但是在应付那位固执地误解新疆这片土地的法国汉学家时，他依然选择将汉学家领到父亲的墓前，告诉他：“这个人叫王国康，是我爸爸。他年轻时就从内地来了，在新疆生儿育子，有了儿子，又有了孙子，他最后的愿望是把自己埋葬在乌鲁木齐，他说这儿才是真正的家乡。”王刚的父亲当然不能代表全人类，甚至不能代表任何一个群体，但恰恰是他个体的意义，他作为个人的生与死及其中全部的复杂性，让那个被笼统对待而无法自辩的历史，从巨大的无言中重新醒来。
    （《王刚作品集》，作家出版社201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