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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求恩的关注要从1969 年秋季的课堂说起。为了激发大四学生对20 世纪30 年代加拿大历史的学习兴趣，我决定给他们放映纪录片《白求恩》。我对白求恩的了解程度跟学生们相差无几——只知道他跟中国有些关系。但这部影片却使我们深受触动，一群学生课后随我到办公室，连珠炮似地提了一大堆我也不明就里的问题。这也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准备多去找些材料研读一下。当时，市面上有关白求恩的传记仅有泰德·艾伦和塞德奈·戈登所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1952）。尽管这本书写得不错，但很多细节并未注明出处，我的许多问题还是得不到答案。于是，我决定自己做一些相关研究。谁知就此我大半生的工作就与这个主题相关联了。 当时，白求恩去世不过30年。许多熟悉他的人还都健在，并且很愿意与我分享他们鲜活的回忆。接下来的四年中，我联系到200多个受访人，包括白求恩的家人、大学同学、教过的学生、治疗过的病人、医院同事、政治伙伴、部队战友、朋友及恋人。有些人是通过书信联系，但大多数人我都与之见面、访谈，足迹遍布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英国和西班牙。非常幸运的是，我在1972 年还去了中国，虽然当时那里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华医学会作为邀请方，为我配备了出色的翻译陈乐民，并安排我前往白求恩生前到过的城市访谈他的故交。这次调研后，我在1973 年出版了传记《白求恩》，并在1974 年，撰写了简缩本《诺尔曼·白求恩》，供中学生阅读。 但是我和白求恩之间的渊源并未到此终结。《白求恩》问世后不久，加拿大公园管理局邀请我担任顾问，协助他们完成白求恩在格雷文赫斯特故居的修缮恢复工程。由于这项工作的缘故，我对白求恩的职业生涯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有机会重返那些我探访过的国家。于是，我在1977 年出版了《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在这本书中，我收录了白求恩的一些文章及大量图片，并作了相关注解。同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购买了我第一本传记的版权，制作出电视片《白求恩》。通过中国之行结识的友人推荐，我前往四川外语学院教授英语。我们一家在重庆生活的一年中，我受加拿大驻华使馆之邀到北京，与加拿大来访的一个小型代表团共同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40周年的活动。1983 年，我和妻子莎朗又去北方的城市哈尔滨教书一年。 到此为止，我确信白求恩的一切可以在我的生活中收场了，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1999年6 月，我的教师生涯即将画上句号，《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及《诺尔曼·白求恩》的出版商要求我修改这两本书，3年后再版。为了新版书的研究，大量关于白求恩生平的新资料涌现至我面前。一个来源是后来出版的书籍和文章，第二个来源是档案馆新近向读者开放的馆藏资料。此外，我还阅读到了与白求恩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两位人士的回忆录，一位在西班牙，一位在中国。而白求恩在中国期间撰写的大量书信和报告也得以公开。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料，我决心放弃原来的修改计划，重新撰写一本传记。 莎朗愿意与我共同完成这个工作。她接受过历史研究方面的教育，既是一位专业编辑，也是一位作家，一直帮助我从事研究并修改书稿。我们决心去中国寻找更多白求恩生活和工作的一手资料。我们一行人在北京西南部的边远山区中采访了十天，重走了白求恩在1938 年和1939 年踏遍的一些地区。 返回加拿大后，我们又走访了许多白求恩年轻时到过的地方。2005 年秋天，我们首先来到欧文桑德，然后向西行驶，沿休伦湖北岸到达布兰德河，再到苏圣玛丽，最后向东到达格雷文赫斯特。我们走遍了白求恩住过的房屋、上过的学校、去过的教堂，亲眼目睹了那里优美的森林、河流和湖泊，这些白求恩最为珍视的自然风光。 2006 年，我们到达了西班牙。在马德里找到了白求恩输血研究所的旧址，沿着他当时向医院运送血液的路线走了一遍。参观了1936 年11 月战事正酣时他涉险进入的大学城。重游了他刚到西班牙居住的格兰维亚酒店，在这里他曾被当成法西斯“第五纵队”的成员险遭逮捕。在萨拉曼卡，我们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里，参加了一个有关白求恩的专题研讨会。接着又向南到达了马拉加，我们也尝试着在崎岖的海滨路段行驶了一截，1937 年2 月，白求恩和他的两位同事正是在这里帮助那些难民逃离法西斯军队的追赶。之后，我们走访了杰西·马察达·内拉，一位西班牙国内白求恩研究的权威学者。他是我们走访的最后一位专家，也是这些年来给我们提供过帮助的众多热心人中的一个。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本关于白求恩的翔实传记就不可能完成——但这的确是值得书写的传奇。 追寻的路程虽然漫长，但我们有时也会彼此相问：“我们会继续追寻下去吗？”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加拿大]罗德里克·斯图尔特 莎朗·斯图尔特） 《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 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莎朗·斯图尔特著；柳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今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编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