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行者》，刘醒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5月出版 2011年8月20日，中国文学的最高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醒龙《天行者》夺得桂冠。与其他问鼎该奖的作品不同的是，荣获“茅奖”后的一年多来，评论界对莫言的《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一直保持相当的热度，书市的畅销磅数也高居不下，然而对刘醒龙的《天行者》却一直反响平平，不论是文学界，还是教育界，大家都对这部“近距离描写中国乡村教育现实”的著作保持沉默，说文撰书者寥寥。 对此，有评论家把原因归结为《天行者》一书的政治意识形态情结以及高度的主旋律格调。《天行者》是刘醒龙早年《凤凰琴》的扩写与续编，后者包括《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当年，《凤凰琴》作为中篇小说出版后，曾在全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并获五个一文学奖、庄重文学奖等诸多奖项。在《天行者》中，全书除了延续民办教师“转正”这一主线外，还增加了村级干部选举、民间力量捐学、支教生支教等问题，这些都被认为是迎合主旋律的内容，“恰如晴空之中飘来一朵白云，政治上绝对能够博得当道的称赞”。 不仅如此，还有撰文指出，正是由于《天行者》投射出来的为“民办教师”正名的使命，作家所未能达到的批判力度，使得小说实际上呈现了“煽情”的效果。在“歌”与“颂”的情感先行下，《天行者》这一曲“英雄赞歌”难以深挖存在于民办教师性格与灵魂中丰富的多样性，尤其深掩在灵魂深处的某些复杂的东西，如艰难环境与残酷竞争中的人性阴暗面，自私、贪婪、龌龊等。另外，对于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普遍存在矛盾的“三角关系”的描述剖析也显得乏善可陈。 不知是当前评论界的口味太重还是对教育的沉重不敏感，在我看来，上述把《天行者》的主题与政治意识高度拼接的看法，以及认为其是“煽情之作”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在创作谈中，刘醒龙不止一次地说，《天行者》既源自生活的感动，也是源自命运的参悟。十多年过去了，时代飞速发展，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然而，对他来说，只有年轻时躁动不安的心灵与天荒地老的乡村的逐渐契合，才是灵魂深处依旧灼热的碎片。身为作家的刘醒龙本就是来自大别山的山娃，而他的成长也暗合了新中国20世纪后半叶乡村教育的悲苦命运，因此，作者对此题材的撷取，与韩少功对湖南八溪峒进行美学素描一样，是一种历史与存在交融的自觉反映，与政治意识以及刻意的主旋律格调倒是干系不大。 当然，一旦文学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其本身的价值也交由大众去评判了。然而，要谨慎的是，当《天行者》被打上为民办教师“正名”以及“煽情”的标签时，其背后所带来的，则是对作品本身文学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双重贬谪与质疑。 作品为什么对民办教师之所以当“民办教师”的深层原因，如家庭窘境、个人性格与能力等无奈方面，未能作更深入的描绘？为什么在老师、学生与学生家长这一“三角关系”的表现上没有呈现更加尖锐的冲突？为什么对“民办教师”会过分推崇而掩盖、回避其缺点？ 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作者心底的温情流露，还不如说是中国乡村教育的特殊性所致。“身份之痛”，一直是《天行者》始终贯穿的主题。《天行者》中的余校长，是近乎完美的感天动地的人物。然而，在现实教育中，并非作者刻意刻画完美，而是事实就是如此：越是贫苦的乡村，越容易产生伟大的灵魂。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物欲横流的发达地区，各种技术、智慧超群的教师大有人在，偏偏灵魂高尚的老师却凤毛麟角。民办教师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独特存在，它的名字，本身就是带有悲剧意味的。作者始终以温情的笔调来处理，这是因为在民办教师所面临的苦难中，学生与家长的矛盾、冲突，家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被淡化了，而物质的贫瘠与苦难，才成为最重要的主题。 作品为什么对民办教师之所以当“民办教师”的深层原因未能作更深入的描绘？在大多数人看来，“民办教师”出身困窘，个人性格与能力不济，这似乎是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重要缘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在20世纪后半期达四百万之巨，其数目之大，足以支撑中国乡村教育的半边天空。这些民办教师，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为什么还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小说中，村长余实的生活远比校长滋润多了，而副校长邓有米，教务主任孙四海等，任凭谁离孩子而去，谁都会过得比现在自在。但为什么他们不放弃？甚至连一丝念头都不曾有过？我想，这就是“教师”的力量。苦难之下，它越发显得高贵。 至于老师、学生、学生家长这一“三角关系”的冲突和矛盾，作者的处理也是合乎情理的。小说中真正的家校矛盾产生于村长余实与余校长之间。作为民办学校的界岭小学，其时国家对其办学经费是一概不管的，因此，担负学校运转的费用自然落在村长“余实”头上。因为余实的儿子也在“学校”就读，所以学校与余实之间其实产生了经济“寻租”关系。因此，不论寻租的哪一方出现矛盾，家校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当然，对于另外的家校矛盾，作者笔墨不多。这也符合事实。就教育发展规律来说，三角矛盾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高知识、高智慧的家校群体之间。越是父母素养卓越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期望值越高，对个性化教育的呼唤越加强烈。这一期望与当前学校规模教育的理念和行为有根本上的分歧。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与社会经济都很落后的乡村，这种冲突相比苦难而言，自然可以忽略不计了。 巨大苦难之下的奉献，拷问的是人的灵魂。《天行者》对民办教师人性深处的焦虑也有所描绘，比如邓有米不惜收受建筑队贿赂，为余校长和孙四海垫支捐资助学的费用，最终酿成新盖教学楼坍塌的事故等。所有这一切，在是非善恶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顽强而坚韧地传播文明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教师”本身的职业内涵，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烛照心灵的力量。 《天行者》是时下教育的悲壮之歌。当前，中国教育正在向高质量的均衡教育迈进，在这条道路上，曾经为基础教育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民办教师”、以及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消失的出身于中等师范学校的“公办教师”都是历史的天行者。时光的车轮辗过，20世纪末培养师资摇篮的中等师范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会在一段时期内广泛存在，担负着基础教育的重要功能。面对教育不公平的矛盾，面对教育日益向学历倾斜的竞争制度，面对市场经济下教育日益向“钱心”靠拢的时代境遇，《天行者》中呈现的苦难之下的“高贵”是否还会存在？属于“教师”的神圣光辉能否再度被人提及？这是《天行者》为我们留下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