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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者》:抒写教师的苦难与高贵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华读书报 庄严 参加讨论

    
    《天行者》,刘醒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5月出版
    2011年8月20日,中国文学的最高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醒龙《天行者》夺得桂冠。与其他问鼎该奖的作品不同的是,荣获“茅奖”后的一年多来,评论界对莫言的《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一直保持相当的热度,书市的畅销磅数也高居不下,然而对刘醒龙的《天行者》却一直反响平平,不论是文学界,还是教育界,大家都对这部“近距离描写中国乡村教育现实”的著作保持沉默,说文撰书者寥寥。
    对此,有评论家把原因归结为《天行者》一书的政治意识形态情结以及高度的主旋律格调。《天行者》是刘醒龙早年《凤凰琴》的扩写与续编,后者包括《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当年,《凤凰琴》作为中篇小说出版后,曾在全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并获五个一文学奖、庄重文学奖等诸多奖项。在《天行者》中,全书除了延续民办教师“转正”这一主线外,还增加了村级干部选举、民间力量捐学、支教生支教等问题,这些都被认为是迎合主旋律的内容,“恰如晴空之中飘来一朵白云,政治上绝对能够博得当道的称赞”。
    不仅如此,还有撰文指出,正是由于《天行者》投射出来的为“民办教师”正名的使命,作家所未能达到的批判力度,使得小说实际上呈现了“煽情”的效果。在“歌”与“颂”的情感先行下,《天行者》这一曲“英雄赞歌”难以深挖存在于民办教师性格与灵魂中丰富的多样性,尤其深掩在灵魂深处的某些复杂的东西,如艰难环境与残酷竞争中的人性阴暗面,自私、贪婪、龌龊等。另外,对于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普遍存在矛盾的“三角关系”的描述剖析也显得乏善可陈。
    不知是当前评论界的口味太重还是对教育的沉重不敏感,在我看来,上述把《天行者》的主题与政治意识高度拼接的看法,以及认为其是“煽情之作”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在创作谈中,刘醒龙不止一次地说,《天行者》既源自生活的感动,也是源自命运的参悟。十多年过去了,时代飞速发展,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然而,对他来说,只有年轻时躁动不安的心灵与天荒地老的乡村的逐渐契合,才是灵魂深处依旧灼热的碎片。身为作家的刘醒龙本就是来自大别山的山娃,而他的成长也暗合了新中国20世纪后半叶乡村教育的悲苦命运,因此,作者对此题材的撷取,与韩少功对湖南八溪峒进行美学素描一样,是一种历史与存在交融的自觉反映,与政治意识以及刻意的主旋律格调倒是干系不大。
    当然,一旦文学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其本身的价值也交由大众去评判了。然而,要谨慎的是,当《天行者》被打上为民办教师“正名”以及“煽情”的标签时,其背后所带来的,则是对作品本身文学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双重贬谪与质疑。
    作品为什么对民办教师之所以当“民办教师”的深层原因,如家庭窘境、个人性格与能力等无奈方面,未能作更深入的描绘?为什么在老师、学生与学生家长这一“三角关系”的表现上没有呈现更加尖锐的冲突?为什么对“民办教师”会过分推崇而掩盖、回避其缺点?
    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作者心底的温情流露,还不如说是中国乡村教育的特殊性所致。“身份之痛”,一直是《天行者》始终贯穿的主题。《天行者》中的余校长,是近乎完美的感天动地的人物。然而,在现实教育中,并非作者刻意刻画完美,而是事实就是如此:越是贫苦的乡村,越容易产生伟大的灵魂。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物欲横流的发达地区,各种技术、智慧超群的教师大有人在,偏偏灵魂高尚的老师却凤毛麟角。民办教师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独特存在,它的名字,本身就是带有悲剧意味的。作者始终以温情的笔调来处理,这是因为在民办教师所面临的苦难中,学生与家长的矛盾、冲突,家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被淡化了,而物质的贫瘠与苦难,才成为最重要的主题。
    作品为什么对民办教师之所以当“民办教师”的深层原因未能作更深入的描绘?在大多数人看来,“民办教师”出身困窘,个人性格与能力不济,这似乎是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重要缘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在20世纪后半期达四百万之巨,其数目之大,足以支撑中国乡村教育的半边天空。这些民办教师,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为什么还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小说中,村长余实的生活远比校长滋润多了,而副校长邓有米,教务主任孙四海等,任凭谁离孩子而去,谁都会过得比现在自在。但为什么他们不放弃?甚至连一丝念头都不曾有过?我想,这就是“教师”的力量。苦难之下,它越发显得高贵。
    至于老师、学生、学生家长这一“三角关系”的冲突和矛盾,作者的处理也是合乎情理的。小说中真正的家校矛盾产生于村长余实与余校长之间。作为民办学校的界岭小学,其时国家对其办学经费是一概不管的,因此,担负学校运转的费用自然落在村长“余实”头上。因为余实的儿子也在“学校”就读,所以学校与余实之间其实产生了经济“寻租”关系。因此,不论寻租的哪一方出现矛盾,家校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当然,对于另外的家校矛盾,作者笔墨不多。这也符合事实。就教育发展规律来说,三角矛盾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高知识、高智慧的家校群体之间。越是父母素养卓越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期望值越高,对个性化教育的呼唤越加强烈。这一期望与当前学校规模教育的理念和行为有根本上的分歧。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与社会经济都很落后的乡村,这种冲突相比苦难而言,自然可以忽略不计了。
    巨大苦难之下的奉献,拷问的是人的灵魂。《天行者》对民办教师人性深处的焦虑也有所描绘,比如邓有米不惜收受建筑队贿赂,为余校长和孙四海垫支捐资助学的费用,最终酿成新盖教学楼坍塌的事故等。所有这一切,在是非善恶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顽强而坚韧地传播文明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教师”本身的职业内涵,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烛照心灵的力量。
    《天行者》是时下教育的悲壮之歌。当前,中国教育正在向高质量的均衡教育迈进,在这条道路上,曾经为基础教育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民办教师”、以及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消失的出身于中等师范学校的“公办教师”都是历史的天行者。时光的车轮辗过,20世纪末培养师资摇篮的中等师范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会在一段时期内广泛存在,担负着基础教育的重要功能。面对教育不公平的矛盾,面对教育日益向学历倾斜的竞争制度,面对市场经济下教育日益向“钱心”靠拢的时代境遇,《天行者》中呈现的苦难之下的“高贵”是否还会存在?属于“教师”的神圣光辉能否再度被人提及?这是《天行者》为我们留下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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