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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只是学问家，也是实干家 在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之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汉学家艾恺作品《最后的儒家》的中译本，这本书由艾恺本人审订，为社会各界再次认识梁漱溟尤其是他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一次新机会。几年前出版的艾恺对梁漱溟的访谈录成为当时的畅销书。2011年，艾恺又在荷兰出版了关于梁漱溟宗教思想的英文新著。很多人也已经从电视片《泊客中国》上了解到艾恺深入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文化的经历。 《最后的儒家》对于今人认识梁漱溟有着重要意义。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这本书是相当深入的一部。在冷战时期，艾恺能对一个远在东方的对象作出深入准确的把握，主要来自他对原始资料的搜集。《最后的儒家》的参考书目皆是研究梁漱溟的学者们值得依赖的基本资料。艾恺通过阅读这些资料与访问故旧，力图对梁漱溟能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他的这种“竭泽而渔”的搜集方法我们并不陌生。艾恺曾在答《光明日报》访谈时谈到自己的研究过程。他的研究态度值得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们借鉴与学习。目前学界大部分论文的主要缺点就是资料不足，这样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恐怕立不住脚，这样的研究者也难以具备真正的研究能力。 尽管梁漱溟在中国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但是我们今天似乎还是需要跟着艾恺学习如何认识梁漱溟。艾恺最近又强调梁漱溟说过的一句话：“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人”。他特别强调梁漱溟的历史价值在于他的社会活动。对照艾恺的研究，我们最近20多年对于梁漱溟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我们过分强调他的思想著作及理论内容，而忽略了他从事的社会实践。我们几乎都把他和他的社会活动割裂了。 艾恺也并非没有利用流行的方法，例如他分析梁漱溟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出现的精神危机，就使用了比较新的宗教心理学的理论。但是，艾恺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梁漱溟精神的变化过程，详细梳理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近十年间梁漱溟和社会上各种团体及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他对这两段历史的研究对后人有着深刻启发。他描述出来的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夹在儒家册页里的书签。梁漱溟的学问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要直接作用影响于社会实践。 艾恺用了超过1/3的篇幅，对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主张的社会改造运动作了全面分析。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深入分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设想以及实施的项目。当我们跟随艾恺从外向内观察中国20世纪的历史时，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解读方式，我们会看到在梁漱溟背后存活着的另一个中国。艾恺看重的不是梁漱溟个人的威望，也不是梁漱溟参与创建的民主党派，而是希望透过梁从事的乡村工作考察中国乡土社会在20世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此书序言里，艾恺引用梁漱溟的话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艾恺认为，这是梁漱溟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因为他从不坐而论道，相反，他总是思考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以检验自己的思考是否正确。此外，梁漱溟自己也说，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思想与道德是一致的。我想，这也许是梁漱溟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 关于这本书的题目，可能会引起一点小小的误解，其实，“最后的”并非指以后便不再有儒家出现，艾恺在序言中也做了解释，之所以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是因为在艾恺看来，近代中国只有梁漱溟最保持了儒者的传统与骨气，他的一生最有孔孟之风，四处寻求理解与支持，以实现心目中的为人之道与改进社会之道。不管梁漱溟的主张是否尽皆正确，至少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儒家思想的践行者。（王宗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