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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奇文才要共赏，没有疑义何来相析？ 品读经典不必过敏 有人对花粉过敏，有人闻香水眩晕。其实，经典名著也极容易招致读者的某种“过敏”。作家龙应台给自己3岁的儿子说书，从《西游记》到《水浒》，讲到武松血祭兄长、醉打蒋门神等场面时，她毅然停止了这个令孩子欢呼雀跃的章节。因为做母亲的认定武松等一干豪杰完全就是活脱脱的地痞流氓加黑社会。出于呵护幼子稚嫩心灵的想法，作家临时放弃了文学与审美的立场，按最一般的是非观念作了道德判决，尚属情理中事，谈不上神经过敏——相似的处理假如重现于学校教学、尤其是以接近成年的学生为学习主体的中学语文教学，此举是否“过敏”，很有必要一议。笔者不止一次的在主流教育媒体上读到过一些语文教师的急切呼吁：拒绝《三国演义》，远离《水浒》！理由是：两书所呈现的价值取向充斥着“江湖气”、“暴民政治”和“黑社会人格”；而其中所谓的“英雄”，几乎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强人。老师们的观点听上去掷地有声，快则快矣，然而，那些“被判决的”，又将为自己作怎样的申辩呢？ 经典很委屈。它们会感到自己遭受了一种“门缝式的待遇”——被读者看“扁”了。它们苦等百千年，期待找到暖心的知己，不意却遇到冷酷的法官。后者运用黑白分明的二进制思维，简单地给经典名著贴了标签。无论怎样精美宏大的呕心之作，“法官”们的阅读目标基本与从前看战争电影的儿童相同：分辨出好坏忠奸，口诛笔伐，传檄天下。 委屈的还有学生。他们感到自己不被教育者信任，被严重地“真空化”甚至“幼稚化”。学生们生活在海量信息的现代社会，到了需要锤炼个人判断的时候，却发现连个人独立的审美趣味都需要像游戏机一样上交给老师“代管”。不仅如此，还要配合教育者拿出自己当真不想读、果真也读不到的满脸“思无邪”来证明后者足够的睿智。 最委屈的其实还是教育本身。教育是关乎心灵成长的科学，而老师们加诸《三国演义》、《水浒》的罪名，恰恰以“吃啥长啥”的伪科学思维掩盖了名著与心灵发育之间复杂而精微的互动，乍一看，似乎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冠冕堂皇；实质上，还是试图在别人家的精神园子里按照某种统一的“卫生标准”投放营养配料的计划冲动，骨子里，仍然属于某种越俎代庖的武断和自负。 事实一再证明，经典江河万古，“过敏”皆是浮云。经典常怀柔韧之德，当大棒袭来、斧钺加身之际，经典拈花微笑移步换形化身棉花一朵，它会面含谦卑微笑提醒可爱的“法官们”：放松、放松，不过就是一本书。心有灵犀的话，读书的人至少得学着点儿这种淡定，逐渐“脱敏”，逐渐用洞开的大门消融窄窄的“门缝之见”，让饱受痛“扁”的经典重新立起自己丰润的身姿，在坦承自己“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一并绽放出“审美独特性”、“文化传承性”的迷人笑靥。放下零和博弈，放松心态优游，“多元阅读”之中开明、信任、责任与期待的教育内核才得以重建：正是奇文才要共赏，没有疑义何来相析？多元的视野、放松的心态，可以帮助教师在真实的阅读场域中作为真实的读者实现与学生真正的分享。真实的阅读需要教师为学生创造机会，牵引学生带着自己的感官和心智进入经典，“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然，所谓“研究型学习”，不过是为教师的个人喜好做注脚而已，哪里还可能“各言其志”？ “过敏”起于单薄，放松展现宽厚。重新审视阅读与成长的关系，一些看上去天经地义、义正词严的道理，其实也就是些朴素的“顺口溜智慧”，只是在直观的、局部和临时的意义上具备合理性罢了。而这样一条常识极有可能被忽略：就人格成长而言，不存在“阅读决定论”，更不存在“某一本书决定论”：在书的刺激和人的回应之间，人其实有选择的自由！一本书受用不起造就一个好人的荣耀，当然也承担不起唆使一个人最终变坏的罪责。 为数不少的专业人士频频表现出对经典的过敏。这种过敏能够把“念经人”的过失滴水不漏地推诿给作品本身。实际上，作为中小学语文课程素材的文学经典作品，无论怎样调整，都应该严守“语文”与“教育”的基准：但有增进汉语文的美感、荣耀与庄严者，不无可学；有些作品貌似歧义丛生，然经教师点化即可使学生走进文本，在自主对话之上重构意义，进而或昂然振作或惕然自省或恍然大悟，亦不无可学。倘任由非语文的、非教育的标准——比如，狭窄的趣味好恶或某种应景性的外在目的——主导文学经典教材的上场和出局，即有过敏之虞。对此，《教学勇气》的作者帕尔默的观点可资警醒：“如今经典作品的通常教法是透过分析把文本批得体无完肤，令作者及其时代的偏见昭然若揭……结果除了学会我们多么优秀外，我们也被剥夺了从作品中学得任何东西的机会……当我们已经认定一篇作品或一个人道德败坏时，就不可能与其建立起学习的关系了。” 经典颇厚重，阅读需放松。趣味、创见皆来自放松后的平和。满心纠结、满脸官司去读经典，正如提了斧头修钢琴、大象闯进瓷器店，哎呀！啧啧……（作者系四川宜宾市金坪中学教师） 《中国教育报》2012年4月30日第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