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铁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语录”——“用生命书写生命” 作家史铁生的离去给喧闹的新年带来一丝悲凉。作家莫言称，“他是伟大的人”。评论家李星的评价是，“他的作品是这个时代最纯粹的精神财富”。批评家李敬泽说：“他为中国作家立下了精神标杆”……这位“轮椅上的哲人”驾鹤西去，却留下了“用生命书写生命”的创作精神，为愈发物化与浮躁的当今留下宁静与慰藉、反思与警示。 “创作：不是用心血，而是用生命” 史铁生曾说，有人认为写作就是落实在笔、纸和文字上，其实，你只要去问生活和生命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写作。 “我一直在想，在愈发物化与浮躁的当下，究竟是什么支撑双腿瘫痪、患着严重尿毒症的史铁生始终如一地坚持创作？”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在电话里哽咽道，“这是留给我们所有活着的作家的一道人生命题。我们是否有史铁生内心世界中那种把文学当作自己生命全部的执着？” 史铁生21岁时瘫痪、30岁患肾病，从1998年起开始做透析。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再到《我与地坛》，他把病榻写作当做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与救赎，用生命书写的一部部作品感动和鼓励着无数读者。 “史铁生和文学是在互相拯救。”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说，他的离世，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在当今文坛应当呼唤史铁生的这种文学精神和对文学本身的敬畏。 “中国作家中像史铁生这样坚持写实写作的人不多了，他不是用心血，而是用生命创作，他的离去和拼命的创作不无关系。”何建明说，“史铁生告诉我们，优秀的文学作品仅用心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抱着‘用生命书写’的态度，才能不辜负人民对作家的期待。” “精品：作品质量与作家品格的统一”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史铁生的名作《我与地坛》里，他这样写道。这种豁达的人生观，让史铁生生前多次重申，自己在失去救治意义时赶快放弃，死后只要有用的器官能救别人就全部捐献，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据记者了解，2003年，史铁生因《病隙碎笔》获得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而受邀领奖。当时正值“非典”时期，评委会与史铁生商量请家人代领即可，但他坚持到广州领奖。史铁生在答谢中激动地说：“虽然远行对我来说异常困难，但我一定要到现场向大家致谢，我把这份奖赏更多地看做你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样的鼓励和支持，从我双腿瘫痪后就一直伴随着我。” “史铁生留下的不只是他的作品，更是他人格的力量。”作家迟子建说，“我觉得他思想的重量，跟任何一个作家比都不逊色，没人能取代他。” “为什么当下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愈发提不起个儿来？不是作品水准降低了，而是生命的质量发生了变化。”何建明说，史铁生书写的不仅是文学作品，还有人格作品。“我们因为他的人品而记住了他的作品，也从他的作品看到他的人品。一部精品，是作品质量和作家品格的统一。” “警示：心向于静，戒绝浮躁” 有人说，在当前轻阅读流行的年代，史铁生注定是一位畅销不起来的作家，因为在泛娱乐时代读史铁生的作品是自讨苦吃。但正因为此，史铁生成为一位最与众不同的中国作家，他不像某些作家用荒诞的想象制造语言的狂欢，而一直遵循内心的指引创作，戒绝着浮躁和诱惑。 只要读过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你就能看透他人生中的务实和务虚。“‘务实和务虚’就像‘名利和精神’。名，表现为一种价值感，但太多的名利是一种累赘，有时这种价值感化为一种‘名不符实’。”史铁生这样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史铁生的人生准则，潜心、静心地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是他最大的满足。他曾说：“人们不可能根本不问收获，但更重要的是耕耘。你做的事是否有价值，并非靠外界的名声衡量，而一旦你用它来衡量自己，就可能走偏，而且会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压力。” “当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作家静不下心，跟着社会的浮躁而浮躁，保持自己独立创作行为的作家越来越少。”何建明感叹道，“我们每年都会产生不少亿万富翁的作家，可究竟有多少作品能流芳百世？” 何建明认为，史铁生“心向于静，戒绝浮躁”的创作精神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当前，不少人面对巨大的诱惑无法静心，热衷于创作‘收益多’‘见效快’的作品，总以为不融入‘市场’的潮流就要‘落伍’，以致形成注重‘量为先、质为次’的创作逻辑。” “浮躁与喧嚣让人们需要冷静、需要安静、需要纯净。”何建明说，史铁生的一生为我们愈发浮躁的社会提供了令人珍视的精神向度。而我们的读者也应该明白，在娱乐盛行的时代，我们也需要静心阅读的心态，在安静中领悟像史铁生那样伟大作家的作品，去追寻真正宁静、尊严、有安居感的生存。（周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