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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大或小的房间，三五橱藏书，再加上一方书桌——书房，是读书人的必需，也是放飞思想与心灵的精神乐园。 每家的书房，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为了阅读的随意与方便，书房往往是家里最难收拾整洁的地方。这个道理，就像几乎没有谁能够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样，正确而普遍。 每家书房，自然也有自己的个性。比如我的，是典型的敝帚自珍与杂乱无章型：所藏书籍从中学时代至今，时间跨度将近40年。许多不愿割舍的旧书破书，又全无收藏的条理，杂乱散落在书橱里。于是，收拾书房且能够收获意外惊喜，就成了一大乐趣。这不，因为实在受不了书房的凌乱，前几天就彻彻底底来了个大扫除。这一扫除，还真的从码放在角落的书堆里，发现了不少的“宝贝”。 所谓宝贝，都是彼时读书的实物证据。而彼时，则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读书时代，人们普遍热衷求知而图书十分匮乏的岁月。那时候，就像我书房里重见天日的“宝贝”所展示的，读书往往是这样的状态—— 抄录 那时候，旧书多已毁于“文革”，而新书出版速度很慢，所以突出的矛盾是图书太少。我是1980年读大学的，学校图书馆的许多藏书往往是只见书目难见真容。于是，就诞生了“手抄本”。这次找出的《人间词话新注》，就是抄录自齐鲁书社1981年的版本。整整81面，包括了王国维先生的全部原文以及部分注解。同时还找到了400来张读书卡片，就是32开大小、印刷了分行线的那种文摘卡，摘录的都是书名与基本观点、精彩段落，更是形象反映了彼时读书的状态——随看随记，备忘备用。 搜罗 那时候虽然图书匮乏，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少人家都零零星星有几本躲过了“文革”的旧书，所以托亲带友地到处搜罗，也是获得图书的一个途径。尤其是对为数不多考上大学读文科的学生，许多亲友往往会以旧书做礼物。这次找出来的一本民国三十年春明书店出版的《作文辞海》，就是一位落榜后招工的高中同学赠予的。200多面的辞书，收录了各种描写的范例，多选自民国名家的作品，对于初习写作的学生，十分实用。而同时找出来的民国三十六年世界书局出版施慎之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则来自于父亲装书的旧纸箱，算作是对我高考的奖赏。 邮购 彼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出版机构，物流更是不方便，但是为数不多的出版社家家都有专门开展邮购的部门，以方便读者。因为邮购方便，再加上书价还算便宜，所以每个月都能够从伙食费挤点钱买上几本。买得多了，出版社就会定期寄来书目供你选择。记得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每月都会寄来蜡纸刻印的书单，一直到我毕业离校后两三年才停止。这次从旧书堆里找到的《声律启蒙》，是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5月的第一版，书价只有0.34元。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周邦彦集》，255面厚厚一本，书价是0.60元。而当时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类似于今天的“口袋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套一二十本里，最贵的也只有5毛多。 无论是“手抄本”、读书卡片，还是民国版的旧书，抑或是当年邮购的一摞摞书籍，对于别人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珍贵，但对自己而言的确都是“宝贝”。这些“宝贝”，记录了30多年前一个毛头小伙的追求与努力，那上面有青春的印记、跋涉的汗水和成长的轨迹。 既然是“宝贝”，当然不能再让它们躲藏在书橱的角落里，当然要置之于重要的位置上。放在醒目处倒不是为了显摆，而是为了更好地提醒自己，彼时书籍来之不易，读书也倍加珍惜。今天，条件变得优裕了，宽敞的书房，琳琅满目的图书，但读书却变得懈怠与懒惰了。常看看这些“宝贝”，时时不忘彼时的状态，好好读书，多读好书，充实自己。 我的书房不一样，我的书房有“宝贝”！（李陈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