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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伐木者醒来——重读聂鲁达笔下的地理与风景 今天北京飞往智利圣地亚哥的航班，依据各家航空公司的排列组合，大约飞行20—50小时不等。而在1954年夏天，诗人艾青、萧三随中联部使团应邀前往智利，祝贺聂鲁达五十诞辰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他们途径布拉格、日内瓦、里斯本、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圣地亚哥时已经飞行了8天。使团来到黑岛寓所，诗人聂鲁达就站在别墅门口迎候远客，他既有外交家的风度，又不失智利农人的淳朴。艾青觉得，黑岛的主人仿佛“远洋航轮上的大副”。 在精通数门外语的随团翻译陈用仪的协助下，两位诗人聊起了地理与风景。艾青席间写下《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反复吟咏海洋与大地上的居所，提及黑岛别墅里的帆船模型、铁锚与罗盘，还将聂鲁达比作退休的船长，“面对着万顷波涛/用矿山里带来的语言/向整个旧世界宣战”。 8天的飞行中，我不知艾青是否捧读袁水拍翻译、1950年新群书店出版的《让那伐木者醒来》，抑或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的《聂鲁达诗文集》？但无论如何，艾青必定读到了聂鲁达笔下的风景。 试看多年之后才被译成中文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第一行：“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丘，白色的大腿/你委身于我的姿态就像这世界/我粗犷的农人的身体挖掘着你，/并且让儿子自大地深处跃出。”从身体到世界的联想，使得诗句直露却不轻薄。这是诗人对地理与风景的热爱。在《漫歌·到矿场去》，诗人把最珍贵的矿藏“金”与两位矿业工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请你过来，佩德罗，连同你那皮口袋般的平静，/请你过来，拉米雷斯，连同/你那探查过密闭矿层的子宫的/被灼焦了的手。”诗人端详着矿工拉米雷斯“带着大草原的地图”的手掌，从中读出了“矿山里带来的语言”。 这种“人与美洲大地”的空间隐喻，集中出现在聂鲁达的代表作《漫歌》里。就像黑岛寓所的收藏品，《漫歌》贮藏着纷繁复杂的山峦、水脉、飞鸟、走兽。但需说明的是，《漫歌》的空间逻辑关系是分外清晰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在最核心的作品《玛丘碧丘之巅》当中，有一行看上去令人费解的诗句： 岩石的母亲，神鹰的浪花 在聂鲁达的诗歌中，海浪常常被拆解成两个部分：表征海浪形态的“浪花”与表征海浪能量的“盐”。海浪涌出洋面的形态与山峦高耸于大地的样貌十分相似，于是，覆雪的岩石与浪尖上的泡沫，依照严整的空间逻辑而换位。鹰隼是在山峰间高飞的掠食鸟类，于是，雄鹰之翼与岩石转喻，得出“神鹰的浪花”一句。虽然诗是语意高度饱和的句子，本无所谓“正解”，但聂鲁达地理空间想象之严整，却给研究者留下了可循的路子。 不只是诗，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也是满纸风景。聂鲁达少年时代就享有诗名，依拉美国家传统，获政府委派，出任外交官；诗人的中年却是在流亡中度过，客居异乡成了常态。因此《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一书颇有一种“智利人的海外奇遇”的味道：“日本大使见到智利的樱桃树，英国人见到我们海岸上的雾，阿根廷人或德国人见到我们周围的白雪，就说发现我们是相似的，所有的国家都非常相似，这些老一套的外交辞令从来不能感动我，我喜欢人间的多姿多彩，喜欢一切纬度上不同土地所结出的果实。” 特别有意味的，是诗人记录自己如何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那段文字。在《诺贝尔文学奖》一节，前三分之一都在描绘黑岛春光。群芳之间，聂鲁达特别提及一株无名小花，“在我国之外，没有人认识它；它只生长在这南极区的海滨。这种历史悠久的树种，受阿劳科人的崇拜。”诗人将花与原住民祖先阿劳科人联系在一起，无疑意味深长。接下来，聂鲁达就开始记述自己如何一次次、一年年被提名为诺奖候选人，终在1971年荣膺殊荣。言下之意呼之欲出：虽然自己获得命名，但也不过是智利春日土地上的无名花草。不管诺奖何等荣耀，光荣归于智利土地。 不应忘记，聂鲁达还曾写下若干政治诗，他诗作里的地理想象同样含有挑战的意味。1972年4月聂鲁达赴纽约参加国际笔会，最后一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做演讲。问答环节，学生们纷纷请他回应古巴禁运、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及智利与苏联的关系等时政问题，聂鲁达的答语不失外交色彩。突然有学生发问：“请您讲讲波多黎各吧！”当时，波多黎各长期被美国托管，仅有自治权，外交、国防悉由美国掌控，对此聂鲁达曾多次撰文抨击。但此时此地，这一话题无疑是禁忌。聂鲁达用西班牙语作答，说他很想朗诵自己那几首写波多黎各的诗，只是此时身边没有这本诗集。话音未落，人头攒动的听众间有个青年高声道，“我有！”随即递上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年出版的这本诗集，前几首都直接抨击了殖民主义。聂鲁达翻过数页，选读了一首较为温和的作品。演讲之后，提起这一话题的波多黎各学生前来致歉，聂鲁达报以微笑，低声说：“你做得对，我应该读更有力的那一首——富裕的海港，凄凉的海港。”波多黎各的原意正是“富饶的港口”。 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政府被皮诺切特政变推翻，9月23日，聂鲁达病故。在根据遗稿整理而成的回忆录的最后，记述了阿连德支离破碎的“身体”。 1954年夏，使团拜访黑岛的那个夏夜，有客人曾站起来端详地球仪，用放大镜寻找中国的位置，故此艾青在《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回应道，“我们的世界/好像很大/其实很小/在这个世界上/应该生活得好”。此后，艾青很长一段时间与聂鲁达失去了联络，1979年才得知诗人去世的消息。他将这场意外中断的友谊称为“沉船”。 现在，聂鲁达的代表诗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通过台湾译者陈黎、张芬龄的精美译文重新面世。我依然怀想聂鲁达那些不在场的诗句，就像哥伦比亚大学那场演讲，诗人没有随身携带诗集，自然会有读者默记。谁说诗句一定要印制在精美的纸张上？据说黑岛渔村的妇女们把聂鲁达的诗、人民歌手比奥莱塔·帕拉的歌词绣在织物上。我还想到，当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的时候，智利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聂鲁达歌颂中国的诗——众所周知，由于字母顺序，国际大会上智利代表往往坐在中国代表旁边。这些句子或许没有被印制在精美的纸张上，但有心的人将默记着、携带着、反复阅读着。 曾到黑岛游览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吧？但还没再次读到如艾青笔下关于风景且意蕴丰富的句子。或许是打捞沉船的时刻了。（魏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