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当代诗歌的困境，首先必须正视诗人对其身份的迷误问题，同时重申“诗之本质”。当代诗之所以困境重重，虽然与一些研究者所言的时代语境、经济模式、新兴媒介、消费文化等外在因素有关，但更与诗人自身的行为有关。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缺少对前辈和同辈诗人最起码的尊重；到了90年代，部分诗人假借市场经济、消费文化之名哀告诗歌“被边缘化”，在呼天抢地中不断降低诗之门槛，滥造了大批媚俗粗鄙之物，还自称“先锋”；2000年以来，新媒介的兴起为诗歌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便捷途径，但部分诗人借机将写作行为转变为“炒诗”表演，噱头是“创新”，实则是创造力衰竭，还有部分则急于建立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而强行拼装出虚胖的“巨无霸”。正是此类诗人制造的众多“诗歌事件”将诗的价值置于可疑之地，让普通读者（包括部分研究者）对当代诗绕道而行。
    因而必须重申“诗之本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诗是展开、澄明、确立真理的方式，写诗就是呈现真理在遮蔽与澄明之间的斗争，诗人就是在黑夜的虚无之中“开启一个世界”，以引领人类“还乡”。这个时代，需要诗人去寻找存在的真理以纠正一些弊病，疏导并恢复社会的心理平衡，更需要诗人去陶冶时代的灵魂。
    那些真正进行探索的诗人遇到的困境则是，他们从多年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娴熟技艺，也从多年的阅读学习中获得了深刻思想，且怀有对写作真实性的强烈寻求，却很难写出那种抵达灵魂深处的作品。究其原因，是怀有进入世界“强力诗人”行列的极端热切，导致了他们极端注重模仿西方，而轻置了本土资源。对本土资源的不重视又导致了对职责的片面理解。要想突围，必须重新正视本土资源与诗歌活力之关系。
    本土资源是诗人存在的根基。绝大多数人的原初生命经验都是从民族的自然环境、地理风物、历史命运、传统文化、日常习俗等生活构成中习得，所以大多数人的感物方式、情感方式、社交行为都带有特定的民族特征。因而，对现代诗歌写作至关重要的个体经验必然内蕴着深刻的本土经验。以两个深受国内读者热爱的诗人为例，可清晰地观察到本土资源对于现代诗歌的价值。在叶芝进入诗坛之前，爱尔兰文学还处在英国文学传统的笼罩之下，叶芝有意避开那个时代风行的唯美之风，而是竭力从本民族资源中吸取最富于想象力和神秘性的英雄传奇、民间神话和民间故事，捕捉凯尔特原始自然环境中的精神实质，从而复兴了本民族的叙事模式，创造出具有“差异性”的爱尔兰文学。叶芝之后的希尼同样扎根于爱尔兰的乡村、传统文化的古老世界，以冷静的目光描绘着爱尔兰的日常生活与复杂的历史和冲突，从中挖掘着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并使“历史复活”。叶芝、希尼的诗与他们的祖国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们不仅确立了爱尔兰现代诗歌的“传统”，更拓宽了现代诗的表现领域。
    本土资源是创造力的来源。中华民族有着其他民族绝无的宏阔的神话资源、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多民族共生资源等，这为一代代的诗人提供了无尽的创造力，共同筑造了伟大的文学传统。20世纪中国新文学特有的诉求造成了本土资源的被搁置或冷遇，但一旦有人愿意启用便能创造出奇迹。诗人昌耀就是例证。他出生于湖南桃源，人生之初浸染的是湘楚文化；13岁离开家乡，青春期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汉文化中建功立业的宏愿曾经是他的青春梦想；20岁后深入到最原生态的藏民生活中达二十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重返诗坛时，流淌在血液之中的多重文化融汇在一起，包括湘楚之地的浪漫神秘与追求自由的精神、藏地高原辽阔厚重的自然风貌、中国文人建功立业济世报国的士子情怀。他创作的《慈航》及“高原诗系”既铸造出了一个能被看见、被听见、被想象、被敬畏的“西部高原”，也建造了一个“像织丝般熠熠闪光”的诗歌高原。
    所以说，一个时代的诗歌甚至一切文艺创作，能否取得突破，跟其背后的精神资源的强度与深度、矛盾性与复杂性有重大关系。现今有志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的诗人应有意识地进行资源融汇。目前来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激活我们的本土资源。
    这就要加强民族感情，确立民族共同体。首先是因为诗必须以“差异”的方式存在，“差异”表现为诗人的个体差异，在世界文学的整体中则靠民族特质来彰显。此外，对自身民族的灵魂与未来的沉思正是对普遍人性与命运的关切，伟大的诗作是在普遍意义上讲述“人类境况”。不管现代诗人采取多么显著的个人话语或私密经验，其意图必须是把“个体命运”转变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命运”，否则就难以唤起读者身上的力量，更不要说持续的关注与共鸣。而共鸣，是真正独创性的真正基础。
    这就要挖掘本土的原型意象。投射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情感的原型意象，是我们认识世界最有力的方式。而诗歌话语在将生活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事物、事态、事件进行不动声色地“主题化”之时，就是开启我们对“原型意义”新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方式。20世纪后，传统的象征意义开始崩溃，但杰出的诗人并未绕开崩溃带来的困境，而是让属己的民族原型变奏出无数的形式、象征和意象，变奏出无数的观点、看法和概念，他们重建了象征的现代性。我们的诗人也必须踏上这一艰难之旅。
    这就要恢复和捍卫民族传统的尊严。我们对任何一位诗人的评价都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先将其置于所在的文学传统整体中进行观照，然后将他的民族文学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对比。当代诗人需要不断地训练自己的历史意识和时代嗅觉，多层次地去感知和体会自己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以寻求与诗学传统的相切点，以及与变化着的生活世界的相切点。
    （作者：李海英，单位：云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