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重写文学史”蔚为风潮，一方面呼应了极左年代终结后“拨乱反正”的思想趋向，另一方面亦彰显“文学史”写作在文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哈佛版”即有“1988年7月1日，新时期思想解放语境中的‘重写文学史’”条目）。近三十年间，大陆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所投注的热情有目共睹，其所生产的数以千计的文学史著作亦令人侧目。在此过程中，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和影响，特别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曾尝试梳理从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到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耿德华（Edward M.Gunn）、奚密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谱系，评估其所带来的种种价值观念，以及对于“复杂多元、众声喧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知与建构，以与来自本土的学术能量彼此激荡，互为阐发。这些海外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与我们所熟悉的中规中矩的文学史，并不相符，却从各个方面形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景观，呈现出一个复数的、多面的文学史，而非均质的文学史。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重写”，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依然存在诸多瓶颈，其虽不必与政教观念或国家意志亦步亦趋，却往往受困于自身写作范式的僵化和价值标的的固着，或投入千篇一律的重复劳动，或沦为生财有道的商业复制，学界甚至有悲观论者认为“重写文学史”已经中道而辍，积重难返。在此背景下，深入文学史研究的内在机杼，重探文学史资源的多元维度，寻求文学史书写的“理论爆点”，自然成为“重写文学史”的题中之义。这种重写，是要以全新的理论与观念，重新组织与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话语空间，消解文学史的确定性，质疑文学史的权威性，以更灵活生动的方式重新讲述文学史的故事。
    近年来，英语学界再度投入讨论，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风潮虽然姗姗来迟，却势头迅猛。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简称“哥伦比亚版”）、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2016，简称“指南版”），罗鹏（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简称“牛津版”），以及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简称“哈佛版”），四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两年内相继问世，成为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令人兴奋的是，这几种著作虽然并不都冠以“文学史”之名，但都具“文学史”之实，它们刻意跳脱现有的文学史书写典范，本身即带有元史学的意味，所采用的组织模式、所涉及的文学议题都包含着对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自觉反思和挑战，这无疑对大陆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具有积极的警醒与借鉴意义。当然，大陆学界未必真的能或可能拷贝这种文学史书写模式，但这些文学史所传达的关于文学史编纂、书写、呈现以及阅读的看法，所展望的文学史书写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趋向，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以下先简略介绍一下几种文学史的基本构成，然后再着重讨论“哈佛版”的文本形态及其背后的理论立场。
    邓腾克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也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刊物《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主编，出版过《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个人问题：胡风和路翎》（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Hu Feng and Lu Ling）等著作。这本《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其实脱胎自2003年Joshua S.Mostow、邓腾克等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东亚文学指南》（The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只不过新的这本内容更为集中、线索也更为清晰。“哥伦比亚版”分为两个部分，共五十七个章节，篇幅近五百页。第一部分“专题论文”由八篇文章构成，包括《作为体制的现代华语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文学社群与文学生产》《华语语系文学》等，第二部分“作家、作品、流派”由四十九篇文章构成，包括《晚清诗歌革命：梁启超、黄遵宪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重审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起源》《“狂人”阿Q，鲁迅小说中的传统与现代性》《伤痕文学与创伤记忆》《来自边缘的声音：阎连科》等。邓腾克在开篇的《历史概述》中，把中国现代文学分成晚清文学（1895—1911）、五四文学（1915—1925）、1920年代与1930年代文学、战时文学（1937—1945）、早期后革命时期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后毛泽东时代文学（1977—1989）、消费文学崛起的文学（1989—）等几个时期，同时再加上港台文学和“华语语系与全球化”两个部分。显然，这样的划分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线性框架若合符契，后面若干关于文学思潮、作家作品、文类风格、文学制度、媒介文化和社会转变等议题的选择与论述，与此构成了线性与横向的互文关系。在四种文学史中，这本是与大陆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为接近，也是最具教材形态的一本。
    相比较而言，“哥伦比亚版”的理论色彩明显加强，视野也更为宏阔。张英进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研究范围包括了文学、电影、都市文化、文化史等领域，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影像中国》等大量著作。他主编的“哥伦比亚版”由“历史与地理”、“文类与类型”、“文化与媒体”、“议题与论争”四个部分构成，篇幅近六百页。“历史与地理”部分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属于相当宏观的描述；“文类与类型”则侧重于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传统文学类型，以及翻译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等新兴的文学类型；“文化与媒体”包括了《无用之大用：西方美学如何使中国文学更为政治化》《语言学转向与20世纪中国的文学场域》《中国现代文学和视觉文化中的分裂统一体》等，特别是最后两篇探讨媒体技术对文学的影响，既讨论印刷媒体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之关系，也探究网络技术与新媒体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正在产生的巨大影响；“议题与论争”选择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比如文学形式与民族文学运动的关系、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摩登女郎形象、作为现象的身体、政治记忆、历史创伤等，最后两章概览汉语学界和英语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谱系，由前面的总论，到分论，再回到总论，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张英进坦承，这本“指南”“不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所有可想到的方面——包括对运动、流派、文类、作者、文本、风格以及主题——的综合性概观”，也“不是一个叙述性的文学通史”或“对于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导读”①，但确实以学术性、批评性的立场为我们多层次地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罗鹏和白安卓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学者，罗鹏现任杜克大学教授，出版过《离乡病：当代中国的文化、疾病与国家改革》（Homesickness：Culture，Contagion，and National Reform in Modern China）、《裸观》（The Naked Gaze）等多部著作，还翻译过《兄弟》《受活》《四书》等多部小说，成果丰硕，是目前相当活跃的青年汉学家。白安卓是康奈尔大学的副教授，也出版过《超越汉学》（Beyond Sinology：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等著作。他们主编的“牛津版”，篇幅近千页，体例上与“指南版”颇为相近，分成结构、分类、方法三个部分。罗鹏在《导论：“文”的界限》中，以《说文解字》中对于“文”的解释为线索，介绍了“牛津版”诸章节的内在思路。罗鹏指出，文学史的第一部分对应“文”字解释的第一句话：“错画也”，即“文”字产生的“结构性条件”，这一部分的选文涉及文学写作的空间、心理、物质或语言因素，并将之视为文本的直接延伸，推动读者和研究者对于文学文本的重新理解。第二部分对应“文”字解释的第二句话：“象交文”，罗鹏将之引申为一种依据“象形”的分类法原则。这一部分的选文涉及对于文学分类的不同标准，特别考察了一系列历史的、族群的、区域的和形式的因素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文学概念，反思了这些分类原则的洞见与不察。第三部分对应“文”字解释的第三句话：“凡文之属皆从文”，即一种理解字义的“方法论”。这一部分的选文尝试处理中国现代文学的种种不同方法与试点，包括历史的、心理和政治的、社会的、族群的等等，重估这些方法的预设、局限和可能。如其所言，这一部分追求的是一种“元方法论”：“能在研究文学现象的同时思考这一解读范式本身”②。在论文的开头和结尾，罗鹏都引用了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黄锦树的小说《刻背》，其中对于文字、语言之于文化认同、身份建构的吊诡叙述显然对本文的讨论影响颇大，对于罗鹏而言，“牛津版”通过一系列堪称“边缘性”的观察，所要处理的是对于“现代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与其老师王德威一样，他将文学史书写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生产过程，以散点辐射的编纂结构呼应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种种幽暗意识。甚至更进一步，他取消了另外三种文学史或多或少的编年传统，代之以一个非线性的论述宇宙，以不断彰显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自我建构过程中的时间纵深，并试探其包容的界限。
    四种文学史中，最特别、最丰富、最有趣的当属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全书“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以此“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③。王德威的长篇导论，开宗明义，将“哈佛版”归入文学史的异类：它不是“完整”的文学史，不仅缺少诸多主流作家、作品，而且各个章节之间完全自说自话，甚而风马牛不相及；它涉及的媒介或体裁过于宽泛，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意涵；它借用“华语语系文学”的比较视野，忽视了主流的家国脉络。但也正是从此一明显“缺陷”出发，王德威阐明自己的文学史观：“文学史不再强求一家之言的定论，而在于投射一种继长增成的对话过程。”在他看来，中国的“文”与“史”包含着西方的再现模式所不能囊括的辩证和对话关系，这一关系由古典的文学传统中来，却在强调颠覆传统的现代中国萦绕不去。由此，王德威提出“哈佛版”的核心关切：“如何将中国传统中‘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除却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语汇进行一系列的考古，王德威还借用海德格尔的“世界中”概念，以呼应其对于上述关系的理解，“‘文’不是一套封闭的意义体系而已，而是主体与种种意念、器物、符号、事件相互应照，在时间之流中所彰显的经验集合。”在“哈佛版”中，“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通过四个主要的议题切入：时空的“互缘共构”（Architectonics of Space and Time）；文化的“穿流交错”（Dynamics of Travel and Transculturation）；“文”与媒介衍生（Contestation of Wen and Mediality）；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在详细讨论这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中的种种面向时，王德威其实亦是对于开头处自陈的种种“缺陷”作进一步的解释和回应。草蛇灰线，自有相与对话的可能，鸿爪雪泥，恰能捕捉变动不居的轨迹。文学史书写不必限于居高临下、登台点将的传统，更可以通过彰显其种种关联与涌动的过程，反思“文学何为”的根本问题。
    过去的文学史往往以一种权威的姿态，传达给读者一个简单的文学演进的脉络，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作出不容置疑的判断，殊不知，文学演进本身就是千般风光，变幻无常的，任何一种文学史某种程度上都只是想象的结果。文学史写作也是一种历史想象的方式，是文学、社会、时代、读者期待、文学生产等诸多因素斡旋的结果。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重新思考文学史必须注意的三个层次：“首先确认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实践中有哪些研究方法和信仰是司空见惯的，然后问一问这些研究习惯是否都是有效的工具，……其次我们应该把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想象加诸我们习以为常、决信不疑的事物。……最后我们要探询那些文学史写作所围绕的‘重要的’作家，他们是何时，又是被什么样的人视为‘重要作家’的，依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④这四本文学史的大胆创新与实践，正体现了宇文所安的三个层次，与其说是“意在取代目前的文学史典范，不如说就是一次方法实验，对‘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创造性思考”。尤其是“哈佛版”完全放弃了那种面面俱到，以历史背景、作品作家、思潮运动为主导的线性发展的文学史模式，而着力于捕捉历史时空中那些生动细节，“以小观大，做出散点、辐射性陈述”，“全书各个时间点所形成的脉络——及缝隙——促使我们想象文学史千头万绪，与时俱变，总有待增删填补。细心读者其实可以看出书中草蛇灰线的布置，进而触类旁通，把现代中国文学的故事接着说下去。”这样的文学史书写，无论是广度、深度或性质上，都实现了巨大的突破。
    我很高兴地看到，王德威自陈，这种全新的文学史书写形态的理论灵感来自中西两个方面，而不仅仅是西方现代理论的演练。一方面，它来自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所倡导的“片断化”思维，主张打破人文学科的樊篱，解构各种理论话语，让各个不同的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话语交互映发，立体对话。随着逻辑结构的消解，无数贯通古今，跨越学科的话语现象，交集纷来，相生相发，形成了某种可以无限弥散与增益的空间。钱钟书的“片断化”思维与文本特征，一直以来颇多诟病，甚至有人以为钱钟书没有理论，没有体系，现在却成为“哈佛版”文学史的灵感源泉，这再次提醒我们，中国现代学术，尤其是现代文论，完全可以与西方现代理论展开对话，这些真正的“世界中”的中国理论，值得我们重加阐释和发扬，也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它的理论灵感当然来自西方理论，比如本雅明的“星座图”、“拱廊计划”，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福柯的“谱系学”，或德勒兹的“组合”论、“皱褶”论等等，特别是后现代史学理论。相当长时间以来，经由主流话语、精英叙事所建构出来的清晰的历史叙事，制约和形塑了我们对事实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认识，可是，后现代史学却告诉我们，各种非主流的、底层的、日常的历史细节，却一再挑战着权威历史的叙述。张英进曾经引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一句话，“当代史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坚信历史是一系列的断裂，而非一个连续的整体”，指出“北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范式的变迁强化了一种对整体性消失的共识，这种共识激励了以异质性和片段化为标志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并且让人们逐渐倾向于寻求他者性和非连续性”，于是重写文学史，某种意义上就成了“重新想象同时联系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新的整体性”⑤。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同属哈佛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系列《新编法国文学史》《新编德国文学史》《新编美国文学史》，都以“片段化和断裂性”为文学史书写的结构原则，不去追求建构线性、因果的文学发展史，而是着力捕捉和梳理作为文学史症候的片断，一部作品的出版，一个团体的创立，一个主题的初现，一次论争的辩难，一桩社会事件，一段感情等等，都成为切入“文学与历史”的有效角度，构成散点辐射式的网状脉络。“萌一绪而千变，兆片机而万触”（《文心雕龙·神思》）。“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引爆点。从中我们见证‘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因为此时此刻的阅读书写，再一次显现‘始料/史料未及’的时间纵深和物质性”，文学史成为可以无限弥散与增益又无比迷人的书写空间。
    王德威化用海德格尔的概念，提出了“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观念，“近世中国文学‘遭遇’世界后所显现的常与变，促使我们思考古典‘文’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一思考可以从海德格尔‘世界中’概念得到微妙灵感。‘世界中’描述事物‘存在于此’的条件，凸显其兀自彰显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其说可由语言、书写和思考形式所捕捉、规范，不如说经过这些形式而中转、绽露。海德格尔认为，诗以其借此喻彼、灵光一现的形式，仿佛泄露天机般的召唤出那世界和事物‘一种简单的共在’”。“世界中”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观念，引导读者联想一个意义广泛的“文”的观念，“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令人信服地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其实是“不同文化、文明的‘交错互动’，即各大洲、国家、社会、机构和社群之间，语言、文化和思想的相互交流、传译和衍生的结果”。这样的视角与立场给“哈佛版”带来了全新的面目。虽然我们都清楚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总是与外国文学的影响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但是，上千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却对此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让读者以为中国现代文学只是孤悬东方、完全内发型的文学。失去了世界维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能是一部残缺的文学史。比较文学界在讨论现代中外文学关系时，最新的做法往往是运用王德威的哈佛同事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提出的“世界文学”理论，把世界文学视为在全球范围内翻译、传播、阅读的过程，以此重估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理论，确实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释的理论框架，而王德威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却是从中国文学出发，关注不同文化的“交错互动”，直接发掘了大量的中外互动的个案，让那些曾经有意无意被忽略的中外文学交往互动的事实纷纷呈现，倾盖如故，天涯比邻，原来中国现代文学从来就在“世界中”，而非在世界之外，更非世界与中国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总是不断地要证明中国文学如何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又如何传播到世界，所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也不脱这个思维模式。而“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则完全解构了这种单向的二元对立模式，重新让我们正视全球文化的互动交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表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空前复杂的面貌。
    在讨论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本形态及其理论立场后，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讨论对“文”的重新理解，从跨学科的立场辩证“诗”与“史”的对话，从时空的角度重估古典与现代的对话、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旅行与现代性的关联，从“宅兹中国”的观念来重审华语语系论述等等，这些都是王德威在其导读和文学史中不断提出和思考的理论问题，相信也是我们文学史重写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但限于篇幅，无法继续展开，只能留下一笔，以为异日之券。总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把文学与历史、文化、思想、理论，熔于一炉，形式新颖，新见迭出，蔚为大观，虽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也可能会引发一些论争，但无可否认，它应该是三十年来海内外文学史重写的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这样一部充满主观性、创新性的文学史，与其说是一部权威信史，不如说它如斧破竹，打开了重返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无限可能，也生动体现了王德威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情怀与自觉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也可以视之为王德威的又一部抒情之作。
    【注释】
    ①Yingjin Zhang，“General Introduction”，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2016），pp21-22.
    ②罗鹏：《导论：“文”的界限》，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③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以下引文若非特别注明，均引自该文。
    ④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见《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⑤张英进：《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中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与现当代中国文学》，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