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界热衷于推出年度文学选本的背景下，对中国当代不同时期的各类文学选本进行考察和研究，梳理选本编者的编选模式和审美标准，厘清其参与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方式和脉络，显得十分必要，也是颇具前沿价值的选题。作为对当前文学选本热的一种回应，青年学者徐勇学术新著《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选本的考察研究，论著选取文学思潮、文学资源、文学场等多个维度，探究选本编纂作为一种无声的批评，与其时文学生产之关联及其参与意识形态建构的途径与方式。
    这部论著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互证视野中选本编撰研究的史学线索。它不仅指社会史、政治史，还包括文学史、选本史。而研究者经常会以某个选本为个案来考察某个文学时期选家的编选标准及其价值与缺失，但可能很少关注到选本本身的编撰史，缺少对中国文学选本的历史脉络的整体性认识。而徐勇的选本研究正是从中国选本源流上进行考察，并发现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选本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选本的编纂突出“选”的功能，是现代性的产物，而非以“保存”为主的古代选本传统的简单延续。就现代性的时间观而论，两个时间段前后构成否定关系。这就内在地决定了选本编撰处于一种时间张力之中：作品发表时间与选本编撰时间，以及同一类选本在不同时代之间的张力。比如，《生命如同那年夏天——伤痕小说》（1992年版）的编纂就基于这种现代性的考量。“伤痕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失去轰动效应而被边缘化，在“伤痕文学”逐渐失去合法性、文学研究“向内转”的文学年代，再次对之进行编选就意味着重估它的文学史价值，而非文学价值。又如，《1956年短篇小说选》《1957年短篇小说选》与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尽管两者均对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编选，但不同时代的文学趣味所决定的编选标准的差异性，致使二度编选的作品有明显不同。徐勇的论述贯通了这种时间差中的选本演变史，建构起一个具有历史纵深感的选本研究模式。
    在当代文学选本史的框架内，徐勇截取80年代各类文学选本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选本编撰与8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种种关联。若要阐述两者关联，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去把握80年代时代特征的复杂性。徐勇深知，选家编选意图、编选标准与文学生产的时代语境是息息相关的。他抓住了新时期之初乍暖还寒的文学气候的暧昧性——一种新旧杂陈的过渡性。此时，“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彼此共存，交织互渗，深刻影响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研究者以这种游移不定的文学背景为参照，在翔实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去分析并探讨选本编撰参与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事实上，无论哪种选本都很难做到对文学作出纯客观意义上的编排与呈现，而只能是福柯意义上的“文献”，蕴含某种意识形态内涵和审美评价。从这个角度看，任何选本实际上都代表一种批评之声，属于文学批评的特殊形态。基于何种立场和视角对某类作品进行分类和筛选，这其中其实就暗含了编选者的审美标准和编选意图，无形中对读者构成某种导向性指引。以李陀、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年版）为例，这个选本以1979年初至1983年春之间的小说为入选对象，而此时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盛行，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主流，但选家却不以现实主义为其编选原则，而恰是通过所选作品的某种倾向性，流露出对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不满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呼唤。由此，徐勇认为“选本的出版，其实是一种既成事实和对事实的创造性想象与叙述的合成物”。然而，一如批评家的写作，必然受到他所处的时代氛围的影响，编选者的主体性当然也是有限度的，它拘囿于时代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对此，徐勇怀有清醒的意识。他没有盲目夸大选家的个体性因素，而忽略由于时代因素及文学格局变动所引起的在编选标准上的某种趋同现象。就张颐武主编的《全球华语小说大系》10卷与陈思和主编的《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来看，编选者都意识到纸质媒体和新媒体争宠、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竞逐的发展格局，于是将以往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的科幻、青春、官场、穿越等网络文学和通俗文学通通纳入编选范围。在对同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筛选上所表现出的标准趋同现象，是编选者之间基于特定时代文学话语特征所形成的精神共振。
    就选本类别而言，年选体现了社会及其文学秩序的大体情况，争鸣作品选体现了思想解放的开放程度，但两类选本的编纂所指涉的并非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思潮流派选本的编纂则直接指向文学本身及其批评范式。这种分类比较的研究模式颇能体现研究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并以它特有的逻辑性和学理性，推断出选本编纂与80年代文学生态之间，实际上是彼此建构和互相生产的关系。由此，选本编撰的演变既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社会思潮之间的对话关系，又显示出政治作用于文学并以文学的方式显现其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
    在选本研究范式上，徐勇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可以说，这部论著为选本编纂研究打开了一个极具潜能的学术空间，为我们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也必将推动学界对90年代乃至新世纪文学选本的关注和研讨。
    （《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徐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