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属性来说，文学作品是一种文字艺术，而电影则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态。故而，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从一种单一的艺术转化为较为复杂的综合艺术。这样的转变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中文学作品的语言叙述不免会受到电影语言、电影篇幅的局限，电影定型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将文学作品自身的张力和外延局限住了；然而，电影艺术也不仅仅只是依托文学作品而“脱颖而出”，电影所塑造的形象与表达更直观地影响着人们的感知能力，为文学作品刷足了“存在感”。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艺术的现象近年来持续升温，如今所见，在一些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被搬上大银幕之后，作为原著的文学作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而也引起学界有关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艺术的话题讨论。根据研究现状来看，以《丁庄梦》为主题的研究文章不乏众多，专注于顾长卫电影的研究者也比比皆是，但结合小说《丁庄梦》与影片《最爱》综合对比加以研究的文献还很欠缺，论题存在一定的新颖性。结合比较与系统阐述，从单纯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单独的电影艺术研究，上升到对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艺术这种复杂艺术形态的整体认知，也从单独的《丁庄梦》文本，或是影片《最爱》，上升到对整个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艺术形式作品的探索。
    本文将以阎连科小说《丁庄梦》与顾长卫电影《最爱》结合探究，从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叙事方式等方面探究文学作品本身与改编电影之间的相同与差异，以此比较电影叙事对文学叙述的改变以及主题的稀释等，进一步窥探文学作品影视化的优长与缺失。
    一、 主题的区分与情感的侧重
    （一）《丁庄梦》——注重生命的苦难，侧重人性的疾病
    《丁庄梦》是阎连科根据自己家乡河南的艾滋病村虚构出的一篇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以艾滋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中原地区曾经发现的艾滋村为背景，着力描写一群为了美好生活而无知卖血的村民陆续染上艾滋病，最终使得整个村子成了被死亡阴影笼罩的艾滋村——丁庄。在丁庄，“人死了，就和树叶飘落一样，和灯灭一样，不在世上了”，丁庄人的下世已经轻飘飘地如同落叶一样。艾滋病带给村民们的不仅仅是生存状态的异化，还有他们在面临死亡时表现出来的劣根性与更深层次的人性内涵。从作者的关注点与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部有关疾病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生命健康的作品，更是对生命、对人性进行更深层探索的反思之作。
    正如阎连科《受活》中所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个王国的公民。”①生理上的病痛不仅仅带来肉体上的影响，也会对人的情绪、思想乃至人性产生改变。《丁庄梦》在艾滋病笼罩的背景下描述着小至独个人所经历的内心转变，大到整个村庄一蹶不振直至人畜绝尽的转变。
    自然，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会影响其创作活动。阎连科有天生的腰椎畸形，只能长年累月地躺在床上进行文学创作。又因其童年时父亲、姐姐都曾身体不好，他对疾病、对生命的关注也更进一步，对苦难与死亡也更加敏锐。在《丁庄梦》中阎连科记录了人们是怎样为了富裕起来而大规模卖血，发了荒唐财之后又是怎样互相攀比，艾滋病大爆发时人们面对死亡的内心是怎样的挣扎与渴望生命，又是怎样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尽心思争权夺利与颠覆人性。
    （二）《最爱》——以爱情为主线，传达积极的人生观
    电影《最爱》是导演顾长卫根据小说《丁庄梦》改编执导的，上映于2011年6月，总片长为105分钟，由章子怡、郭富城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叫做娘娘庙的小村庄，无知且贫穷的村民为了富裕起来而集体卖血，最终导致整个村子变成了艾滋病村。整部影片中，娘娘庙村因艾滋病而洋溢着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以及在疾病和贫困面前所暴露的人性对权力的渴望与贪婪，然而导演在烘托出这样无处安放的无助感与绝望感后，着重引出赵得意和商琴琴这两个艾滋病患者的“婚外情”，抛离道德层面，这也的确在现有残酷的笼罩下给予观众一丝温情。
    影片中最令人关注的自然是主角赵得意和商琴琴，为了突出豁达乐观的积极人生观，顾长卫导演添加了这样一幕场景：“赵得意一边抽烟，一边回头看身后呼啸追来的火车，高吼着‘我本是老天爷他的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这样让人心惊肉跳的一幕，伴随着赵得意不羁坏笑的安慰，在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心跳加速时又及时地被注射一剂镇定剂，这正是顾长卫以内心感受所受到的冲突来表现生命与死亡的对抗，以及以赵得意为代表的村人们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不迫。赵得意有些“二皮脸”的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住进娘娘庙小学之后，他直截了当地追求商琴琴，商量一起过日子，“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天赚一天”，这不仅仅是青壮年的他为了满足自身生理需求而说的，也正体现了他内心里对生命的无限不舍与珍惜，希望在活着的日子里留下些美好的回忆，希望生时死后都能有个伴。其次，商琴琴这个女性形象身上也显露着影片所宣扬的单纯、美好与顽强。当她说出“我们结婚吧，趁活着”，当拿到结婚证后她兴奋地病也好了，挨家挨户地送喜糖，与赵得意吃着喜糖笑啊闹啊，这里是整部影片的高潮，也是最为感动观众的片段，商琴琴的坚强乐观，以及她与赵得意微弱细丝的“最爱”，不断地给观众传达一种“向死而生”的积极人生观。
    除两位主角之外，娘娘庙的村民们在不得不面对艾滋病带来的病痛与不幸时，也充分地展现出独属于他们的“阿Q精神”。老柱柱为了替儿子赵齐全承担过错，邀请所有患艾滋病的村民都搬进娘娘庙小学，决心自己照顾大家，这样简单淳朴的做法是对热病患者们切身的关注与帮助，这是老柱柱对村民们的支持与生命关怀。为了让村民们脱离死亡恐惧的笼罩，拥有好好活下去的希望，老柱柱告诉村民们“有新药了”，这样善意的谎言给了村民们短暂的快乐生活。大嘴整天拿着喇叭喊“有新药了”，或许正是需要这样的虚张声势，才得以鼓舞村民们从死亡阴影里走出来，继续生活下去。二骚爷爷听说有了新药，也高兴地开嗓唱，鼓足劲头给全村人唱上一曲，仿佛是迎接新药的到来，迎接生命希望的到来。
    如果说阎连科是从小生活在常年有病人的家庭，且自身也真切体会过对健康的渴望，从而他的生命韧性被拉长，对于苦难也怀有一种善良的关照与责任，敢于直面惨烈书写这本《丁庄梦》，以艾滋病蔓延及爆发作为背景，将艾滋病患者们的现实苦难事无巨细地展露在读者面前，以对世界近乎绝望的态度追求小说人物精神与灵魂上的真实，注重人性本身的“疾病”。那么《最爱》则需要考虑大环境下的因素：市场需求、观众预期、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影片最终是否能通过审核。从全局来看，顾长卫选择了抛开小说本身生命健康类的叙事主题，另辟蹊径从爱情入手，选取两个典型人物的故事着重勾勒，辅之以“黑色幽默”②下的众多小人物，从而通过人世间易于体会到的爱情来传达乐观积极的人生观，也殊途同归地引申出对于人性的深入领悟。
    二 、人物的留存与形象塑造
    （一）人物设置的取舍
    2006年《丁庄梦》出版，却被冠上“以灰暗的描写，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惧”的罪名再次被禁。不仅因为《丁庄梦》是禁书，还考虑到影片的审查制度、市场趋势以及大众娱乐等因素，顾长卫在所难免地作了主题上的置换，前文已经加以研究，此处不再赘述。当22万余字的文学作品改编成100余分钟的影片，且影片偏离了小说原始的苦痛叙事而转为追寻爱情、反对岐视的基调时，小说中的人物自然不能一一呈现出来，影片的人物设置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小说详细地讲述到“县里的教育局长也来了，领了两个县干部，来庄上动员卖血的事”③，可以看到丁庄的这场“卖血感染案”是在上级领导的倡导下展开的，“又半月，教育局长又来了，找着李三仁，不再动员他去组织丁庄卖血的事。不再动员他，却把他的村长给撤了。把他当了四十年的村长给撤了。”④这样的威逼利诱甚至直接撤职，虽短短几句话便已讲完，却将上级领导的丑恶嘴脸一一刻画殆尽，蕴含着十足的讽刺意味。然而《丁庄梦》中这些欺压村民、暗中捞黑钱的县长、教育局长，所谓的大小官员在电影《最爱》中完全找不着了。
    再者，小说里的“大血头”丁辉，电影里的赵齐全，这个人物是整个卖血事件的重要人物，主持卖血、倒卖棺木、配阴亲这一连串的勾当都是他为首进行的，可以说他是小说《丁庄梦》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为了权钱利益为人所不齿的人物典型。然而《最爱》里赵齐全的镜头是寥寥无几，阎连科浓墨渲染的卖血、卖棺事件在电影里被一带而过，自然赵齐全这个人物也沦落为配角，仅仅是作为娘娘庙村成为艾滋村的一个背景因素。这就使得原先小说对所谓的官员、大血头的批判意识在影片中明显被削弱了，这也更为影片传达积极态度、顺应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主旨奠定了较深的基调。
    在小说原有的人物原型基础上，电影《最爱》为了突出反对艾滋病歧视、提倡积极人生观的主题，添加了小说中不存在的配角以及情节。比如：路过的年轻小伙子不敢捡起掉落的香烟；得意去商店买东西，店主找零时用长铁夹与得意接触；得意和琴琴拿到结婚证买了喜糖挨家挨户地送，但是村民们都不敢接；艾滋病人们在村口晒太阳时，卖豆腐的妇女不愿从他们面前经过而是转身跑走……这些细节再一次侧面强调顾长卫导演的初衷：“艾滋病人不是罪人，不该受到歧视，这就是我们拍摄的目的”。顾长卫在将《丁庄梦》改编成影视艺术时，适时地安插进新的小人物和细小情节，巧妙地缓和小说文本原先的直面惨烈，而是从细节之处入手讲述艾滋病患者所遭遇的世界，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态度达到发人深省的用意。
    除此之外，顾长卫将王宝山和丁嘴嘴合并塑造出“大嘴”这个人物形象，也给影片带来一丝风趣与温和。整天拿着喇叭喊着“有新药了”，或者拿着喇叭“耳语”通奸一事，都让人心生温暖或忍俊不禁。大嘴也是住在娘娘庙小学的艾滋病患者，但他的言语、笑容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或者说是没心没肺，都传达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正能量。影视艺术在时间转变、世事变迁上的表现显得十分容易，随着季节的更迭，村民们病情也逐渐加重，大嘴的心态也开始发生转变，给粮房送葬时，大嘴说“我的喇叭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说完摘野花插在头上后那回眸一笑，让许多人心里为之一颤，可最终也抵不过生命的结束，大嘴下世了，亦如同树叶飘落一样。顾长卫塑造“大嘴”的形象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一份慰藉，更多的是大嘴对生活的热情和面对死亡时的从容大度所带来的对生命的震撼。
    小说《丁庄梦》中的人物设置是阎连科为了凸显热病笼罩的异化社会中人性的丑恶与癫狂，为了将热病患者们经历的苦难与人性转变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顾长卫《最爱》对《丁庄梦》进行了大量的改动，这也是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艺术的不可避免之举，作为综合形态的电影艺术肩负着大众导向的责任，有着商业票房的需求，故而不管是在情节主题的转变，还是此节探讨的人物设置方面的取舍都情有可原。《最爱》的人物设置营造出一种全方位的黑色幽默，虽然过多的幽默有些冲淡了阎连科《丁庄梦》原意的苦难与疼痛感，但这种幽默与缓解也走“捷径”给了观众一份积极人生观的正向引导。
    （二）文学作品影视化中人物形象的演绎
    阎连科为了写作《丁庄梦》，从2004年起直至2005年小说完稿，他前前后后去了艾滋村七次，最少去四天，最多要住上七八天。他帮助病人们疏通一些思想上的问题，照顾他们吃药，时时刻刻与艾滋病人们在一起，与他们同等感受苦痛与内心的无助。顾长卫为了把电影做得真实与“好看”，在选角上下足了苦功夫，剧中的不少角色就是由艾滋病人直接参与演出，此外“齐全”由参与过多部艾滋病题材影视剧拍摄的防艾形象大使濮存晰饰演，“粮房”、“郝艳”、“小海”分别由防艾宣传员蒋雯丽、李丹阳、蔡国庆饰演，饰演四伦村长的孙海英也是热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演员，让关注艾滋病防治事业的演员与艾滋病患者共同参与影片的创作，不仅赚足了眼球更将直面艾滋病、反艾滋病歧视的呼吁声大大传播出去。
    小说塑造的形象鲜明的人物，他们所承受的需要用心想象、用心感受的苦痛与无助处境，通过影片更直观地、更真切地、活生生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整天拿着小喇叭“耳语”通奸一事的大嘴（小说中王宝山和丁嘴嘴的合并）；拿着扫把赶猪“骑猪”的粮房（小说中偷藏大米的赵秀芹）；对热病患者充满人性关怀的老柱柱（小说中自愿照顾全村病人后亲手打死自己儿子丁辉的爷爷丁水阳）；一生坚定却没逃过艾滋的老村长四伦（小说中拒绝提干决心回来建设家乡的老村长李三仁）……此外影片中添加的配角形象也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情节，大声宣读富有农民思维特色管理规定的病人们，赵德全家终于穿上红棉袄却屡次把扣子崩开的胖媳妇，这些人物形象来自娘娘庙村的各个角落，汇聚在娘娘庙小学，他们身上难以言说的苦衷与对生命的留恋，在顾长卫导演“幽默化”的渲染效果下，恰到好处地给观众一种心灵受到震撼却又被温和抚平的感受。
    当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艺术时，影片中的人物形象违背了小说中的形象设定，且与影片情节中的形象不符，这一定会给改编行为及艺术作品大打折扣。影片中的女主角商琴琴，即小说中的杨玲玲，这是一个挣扎在死亡边缘的艾滋病患者的形象，小说中形象地描述：“人已经很瘦了，都很瘦，玲玲原来鼓着的胸，叔总是喜爱的胸，现在已经塌下去，像胸前堆着两小堆儿瘦黄的肉。润着的脸，原先有疮痘也显红润的脸，现在有些铁青了，黑锈黄锈的青。眼窝深得能放进两个鸡蛋样，颧骨高得如两根挑着两块素布的木头儿。那样子，她已经少了很多人的样。已经没有人样了。头发也枯了，几天不梳头，锈在枕头上，像是一蓬枯干的蒿草长在枕头上。”⑤而章子怡饰演的商琴琴却显得精神十足，像个被爱情滋润着的怀春少女，后来病重时的杨玲玲“原来白润的身子现在已经枯着了，成了过冬草的色，脸上漫满着凄楚和忧怨”，而《最爱》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青春靓丽的商琴琴，“用身体泡冷水给得意降温”这一幕里，琴琴那光洁雪白的曼妙身姿怎么也无法让观众将她与临近死亡的艾滋病人联系起来。考虑到大众对于明星的审美想象以及明星的荧幕形象，电影不惜保留章子怡光鲜亮丽的形象，而忽视了影片情景、人物形象的整体性与合拍性，最终便极大程度地淡化了艾滋病人面对死神日益逼近的切肤之痛。
    小说中的丁亮是一个有点小神气却又有些懦弱的人，患病的他总是想着“想我丁亮三朝两日该要下世死掉了，眼里有了两滴泪”，一副怕死且留恋世间、留恋婶宋婷婷的样子。遇到杨玲玲之后，丁亮开始有了一些成长，更多的是死亡渐渐临近带给他的对生命的眷恋、对未来的憧憬。《最爱》里的赵得意总是吹着口哨一脸坏相地追赶好事的小年轻，在追求商琴琴时，他上演了与呼啸的火车赛跑的一幕，高吼着“我本是老天爷他的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这样的赵得意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丁亮”，过于快意与豁达，缺失了对于生命的敬畏感，有些刻意塑造一个乐观积极的主角形象来适合主旨的嫌疑。
    再者，《丁庄梦》里马香林唱的坠子都是些普通的民间唱词，比如丁庄家家户户都知晓的《出门词》，又或者是《穆桂英》《程咬金》……最达观的也不过是“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卖粮挣些零花钱，多也一天，少也一天”。电影则很干脆地都改为那首《吹牛》坠子，“孔老二他给我管过帐，张天师他给我看菜园，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这种干着嗓子嘶吼的民间曲调将整个影片的氛围带向了豪迈和粗线条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博得观众一笑，更消解了小说《丁庄梦》营造出的氛围中原有的苦痛。
    三、 叙事的视角与结构
    （一）儿童化语言下的故事呈现
    小说《丁庄梦》以“我”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讲述，而卷二第一章时“我”就死掉了，“我在庄头上吃了人家一个蕃茄死掉了”。因而，全篇叙事选取死亡儿童丁小强的角度，平缓而又朴实地讲述：丁庄如何一步步从卖血致富走向热病蔓延、热病侵袭而来，丁庄人如何面对灾难、丁家人以及丁庄人在热病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人性表现。
    为何选择一个阴间儿童的角度来叙述？阎连科素来有“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之称，现实社会往往遵从“言传身教”“口耳相传”，一件事的叙述者自然应该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着的人，而选取死亡儿童的口吻来讲述，从故事的一开始便被赋予了一层荒诞性与魔幻性。这个死亡儿童“丁小强”是被排除在丁庄之外的存在，是来自于冥界的关注⑥，通过这样的角度置身于外地客观陈述丁庄发生的一切故事，透彻地看待每一个人为了生存和生命最后一搏的人性转变；同时，“我是死于十年前我爹在丁庄的大采血”，从丁小强的身份来说，他是血头丁辉的儿子，他的死虽不是死于热病，却是因热病之事而死，所以他又是热病事件之内的存在，他清楚地看到满院子擦过血的药棉、挂在槐树枝上的血袋，家院里麻凉麻香的荆芥，甚至是爷爷丁水阳照着爹后脑勺打下去的那一板子。死亡儿童丁小强的角度，背向地叙述了一切发生的因由与无须赘述的庄人们最真实的反映。
    在十二岁死掉的丁小强永远活在十二岁这一年，永远是一个儿童的形象存在。也正是通过儿童化的口吻，使得文章呈现出一股纯真活泼的气息，脱离开文学作品本身叙述的严谨与规范，儿童简单纯朴的口语表达给予故事一丝黑暗中的光亮。“到末了，就把我埋了。也就埋掉了。”“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灯灭了，人就不在世上了。”短小实在的句子颠过来倒过去说上几回，仿佛很有深意地探讨，其实只是简单地蕴藏着小小年纪的接受与无奈。
    电影《最爱》延用了阎连科以冥界视角呈现故事的手法，选择同样的方法，开门见山地让“血头”赵齐全的儿子赵小鑫被毒蕃茄毒死，保留“特殊儿童”的视角将艾滋病蔓延后娘娘庙村的一切变化娓娓道来，那些人性的冷漠、贪婪和欲望，以及面对死亡时人们从内心生发出的对生命的眷念、不舍与回归。赵小鑫作为老柱柱的孙子、赵齐全的儿子、赵得意的侄子，与影片的主角、配角都有着生命的关连，但又作为死亡儿童拥有着旁观者的视角，他的这种特殊身份，将生存状况本身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
    与《丁庄梦》相似，《最爱》极其重视儿童化语言的表述，影片中的小鑫常说“我们这边……”，这种带有归属感的语言也不断温暖着每一个观众，当然也给每一位村民心灵上的安慰。一高兴就开嗓唱的二骚爷爷，听闻“造不出新药来”的消息后就在村民们的围观下死去了，说死就死了。可小鑫却说“二骚爷爷唱了一辈子，不想再唱了，也到我们这边了。”孩子纯真的口吻给人一种宽慰与抒怀，仿佛二骚爷爷只是搬去了另一个地方享清闲。老村长四伦死的时候，小鑫有些责怪的语气显出儿童的人小鬼大和童稚，给观众一种生命迫切回归的感受。
    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艺术，巧妙地采用儿童化的口吻来表述，以及设定一个特殊的儿童视角，用一种近乎原生态、质朴又天真的语言来讲述成人世界的故事，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来描述生者的故事与情感，更为直接、客观地还原生存本相，使得读者与观众眼前一亮，继而尝试切换成这种新鲜的、奇异的角度去探索小说以及影片所勾勒的故事与情感。
    （二）梦的寓言化与通篇的现实化
    阎连科在带领我们进入“丁庄”之前，为我们讲述了三个有关“梦”的故事——“酒政的梦”“膳长的梦”“法老的梦”，这三个故事都来自于《旧约·创世纪》，带有着浓厚的寓言化气息。与此相对应的，在丁庄热病大爆发后，“平原上光光秃秃了，人畜绝尽了”，爷却“看见平原上一马平川的泥地里，有个女人手持柳枝去泥里沾一沾，举起柳枝甩一甩。她一甩，地上就有了好多泥人儿。”爷就这样看到女娲造人，看见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平原，一个蹦蹦跳跳的世界了。《丁庄梦》以“梦”为切入点开篇，又在梦境里以女娲造人的故事收束全篇，这样一种寓言化的始终，使得文章的叙事结构既封闭又开放，仿佛这只是世代和时间的一个循环，现实在梦境里显得微不足道，所有为了摆脱贫穷而作出的牺牲与人性的善恶，一起消失不见。
    除此之外，在小说的文本中，也多次实现“梦”与“现实”的交合与穿插，给被热病笼罩下的丁庄填涂上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正如文章最开始时说“热病是藏在血里边。爷爷是藏在梦里边。热病恋着血，爷爷恋着梦”，爷爷每天都做梦，并且“爷爷的梦”作为“预设”不断地被证实，比如，爷爷在梦里看到丁庄人在蔡县上杨庄参观的景况，上杨庄模范卖血家庭两层楼的红砖红瓦房高高地盖起来了；爷爷几次三番看见“地上开鲜花，地下结黄金”的景况，铺天盖地的花海汪洋在平原上飘着铺天盖地的香；爷爷在梦里看到平原上缓起的沙丘间的棺材加工厂，以及大小厚薄全不一样的棺材上粉笔字写得“甲、乙、丙”……“艾滋病”三个字足以震撼世界，如果将所有的细节、真相一一细数，我们或许难以接受。阎连科用这些朦胧的梦将爷爷装点成整个丁庄的先知，以极其温柔又美好的方式来表达现实与历史的真实，从而将“现实”与“苦难”拉开距离感，对丁庄与丁庄人所遭受的苦难加以缓和。
    梦的作用在影片《最爱》中用处不大，“文学隶属于文字语言体系，而影视则隶属于视听语言体系”⑦，小说作为文学范畴中的一种，其文本形式、文字系统足以使得梦的虚渺性保留完好，但是影片实实在在的图像呈现则将梦的表现过于现实化，容易抹杀掉观众对于一个梦的想象力。所以，顾长卫导演放弃了原著中“梦”这一重要表现方法。
    《最爱》通篇是完全的现实化，现实的场景、现实的情感与现实的角色，却也在影片结尾适当地迎合了小说的魔幻性，“所有艾滋病患者们陆续死去，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实无异，同样地作息，同样地娱乐”，顾长卫通过简单的画外音实现这种巧妙的结尾设置，我们可以看出导演的用心与功力深厚，但小说中爷爷梦里深藏着的预言、文字表达中充满趣味的内涵，却注定丧失在小说到影视作品的改编中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梦”与“魔幻主义”能被演绎得引人入胜，而电影艺术的“魔幻之处”则被更多现实的存在所取代。
    现如今影视艺术在高科技技术的运用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文学作品依靠文字以及作者在字里行间传达的情绪、情感相比，影视作品想要营造出合适的意境已经成为“小事一桩”，但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所要体会的意蕴，并不仅仅是“意境”上的感同身受，而应是对作品精髓的深刻体味。故而，在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艺术形势日益壮大的同时，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影视作品的表达与价值观的导向，更应该透过影视改编更深层次地了解原著的经典所在。
    本文着重梳理了小说《丁庄梦》与电影《最爱》在主题表达、人物塑造与叙事方式等角度的同与异，通过分析《丁庄梦》改编成《最爱》的成功与不足，来窥探文学作品影视化过程中的优长与缺失。
    一方面，《最爱》对《丁庄梦》的改编带给观众更立体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悟，可以说是成功的。《丁庄梦》关注疾病本身，以艾滋病笼罩背景下村民们的生活为重要着笔点，选择更为直接的方式面对苦难、拷问人的内心。文字表达的敲击力度，在改编成《最爱》的影视表达后，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提升，《最爱》融合视觉、听觉两种感官的协作体验，更为立体地、真实地呈现艾滋病人在病痛折磨下的豁达乐观与不堪作为，使得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形象真真正正“存活”在观众眼前。《最爱》对《丁庄梦》的改编，另一值得称赞之处，便是顾长卫对于人物角色的侧重与增删。《最爱》择取小说中的爱情角度，将“赵得意”与“商琴琴”作为最最重要的角色来展现，这不仅将影片主题巧妙转移，使之符合审查制度与大众口味，避免了《最爱》重蹈《丁庄梦》被禁之路；而且影片中较多的爱情成分，虽缓解了《丁庄梦》原有的深沉的苦痛，却为《最爱》主旨宣传的“向死而生”的积极人生观奠定了乐观向上的舒缓氛围。另外，“大嘴”形象的合成，使得一个人面临死亡时无处安放的情绪转变与无助妥协，毫不矫饰地传达对生命的坚守、不舍、无助直至服从，给观众一种直击心灵的震撼。以及影片中删去小说中各种官员角色、将“罪魁祸首”丁辉贬为次要人物出场的做法，都避免了《最爱》甚至是《丁庄梦》再一次成为政治性话题的谈资，避免了没必要的、不在宣传范围内的麻烦。
    另一方面，《最爱》对《丁庄梦》的改编也限制住了观众的想象，对于小说着重传达的生命关注与人性发掘未能充分体现。《丁庄梦》的文本存在将阎连科所要表达的对于疾病、生命的关怀，以及面对苦难时人性深处的劣根性藏在字里行间，读者唯有深入阅读、用心体会，才能够深谙文本中所蕴藏着的作者的震撼与担忧。比如阎连科安排丁小强在小说开篇就死亡，从而通篇借助这个阴间儿童的口吻来讲述丁庄的故事，这其中的用意上文也已详谈，这个“置身于丁庄之外，又存在于热病事件之内”的儿童，可以更客观、更引人深思地叙述一切事实。作为读者，当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且第一人称还是个死人时，我们会大为震撼这样的叙述角度，从而耐心想象故事的后续、解读作者的用意。而《最爱》的人物形象完完全全直接呈现，我们只需要通过自己的双眼去看，去观察从而自己判断人物的形象与特征，并且下意识地认定人物形象的特点就是演员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子，这样影片中延续“阴间儿童”视角作出的讲述就是多余的了，作为观众，我们自己就成了这部影片的叙述者，我们通过自己来了解故事的发展而不需要赵小鑫的讲述了。同时人物的形象再也不是我们看小说时脑海中所构想的形象了，而是唯一的，影片中呈现出来的形象，我们的想象便完全受到影片里那个会动的形象的约束。影视作品不同于文学艺术的是，影片中演员对于人物形象的理解与演绎，影响着整部影片带给观众的导向与情感体验。就如上文提及章子怡饰演的“商琴琴”，艾滋病患者的形象设定与章子怡青春靓丽的形象呈现完全不能对应成同一个人，所以说，人物形象的失真是《最爱》对《丁庄梦》改编中较为不足之处。
    文学作品是作者独立作业的成果，依托着他的个人意愿，是作者主观想法的表达与感情的抒发；而影视作品则是一个大众参与的过程，需要考虑更多的外界因素，对各方面的整合统一有着更高的要求。因而，文学作品改编影视艺术时，其主题也相应受到表现形式的影响，多多少少发生改变，与原本作品的表达有所不同。依据主题的改变，影片对于原文学作品中人物的适当选择则显得尤为重要，故而出现角色或情节的侧重与取舍。除《最爱》外，根据陈忠实小说《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灵魂人物”朱先生在影片中就完全不曾出现，原作中白嘉轩用计谋骗取风水宝地、在白鹿原种植鸦片、田小娥冤魂索命等情节也都被删掉或弱化。
    另外，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将虚幻的“真空”落实到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一个虚渺的存在，是能够被人想象，存在于读者脑海中的幻想，“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每个人对特定的人物形象的幻想又是不雷同的。但在观赏影片《哈姆莱特》，我们都定型化地认为“影片中那个穿白色紧身裤的、犹豫不决的主人公就是哈姆雷特”，“哈姆莱特就是影片中这唯一的形象”。然而我们要清楚：小说改编电影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电影语言与篇幅的局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并不能被原原本本地呈现。影视化即有形化，是将文学作品的文字载体有形化，在提供更立体、更易被接受的观赏效果的同时，一些演员的自身特性也牢牢限制住了原著人物的本体形象与性格。
    “从本质上来讲，电影只是一种创作形式，是一系列源于社会想象地集体性画面地影像与思想。”⑧电影叙事与文学叙事存在着普遍性的差异，文学原著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取舍塑造，在影片中得以影射或直接存在，虽然电影定型化的特点，使得文学艺术自身的张力与对人想象力的启发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电影的具象呈现却进一步重塑了人们的感知能力，使得观众更直观、更立体地感受与思考，更显而易见的是，文学作品影视化给读者们创造出了更立体、更全方位的情节与人物，在电影推出时，文学作品也又一次被推入大众视野。在《阿Q正传》《红高粱》《边城》等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阿Q、翠翠等，都被大众所熟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在银幕上呈现，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回归读者身份，静下心来去品读文学原著。
    随着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日益繁荣发展，以及大众视野的开拓与欣赏水平的广泛提升，我们应当更加重视文学作品影视化的优长与缺失，关注内涵提炼与意识创新。在跨越文字表达的同时尊重文学作品的原本用意与思想，努力发挥影视化改编后的文学作品对于大众精神与素质的建设与提高的作用。
    注释：
    ① 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② 林进桃：《从“苦痛”小说到“时尚”影像——顾长卫电影〈最爱〉改编中的审美变奏》，《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31页。
    ③④ 阎连科：《丁庄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⑤ 阎连科：《丁庄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⑥ 韩煦：《疯癫与文明：〈丁庄梦〉的前现代寓言与后现代叙事》，《信阳师范学院院报》，2014年第6期，第119页。
    ⑦ 赵恒斌：《从文字到影像——谈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戏剧之家》，2015年第3期，第136页。
    ⑧ 孙立峰：《文学与电影的百年匹配与折磨——文学影像化的跨世纪回溯》，《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3期，第112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