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见到周总理
    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召开，也就是第一届青创会，我在这个会上见到了周总理。
    这个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国作协和共青团组织的培训班，为期半个月，请了很多作家给我们讲课。它不是作报告，而是给大家讲具体的写作，介绍经典名著，从各个角度讲文学创作，周扬、赵树理、老舍、茅盾等都讲过。老舍是我的偶像，我本不是北京人，就是看老舍的小说，喜欢那种语言，就学说北京话。他的讲课，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他讲勤学苦练持之以恒，讲一个人背一副对联说，上联忘记了，下联是什么什么春。十四个字，他只记住一个，他说这样读书是不行的。茅盾是讲关于艺术的技巧，以屠格涅夫的《木木》为教材，它的表现手法等，通过具体而微的一些写作方式，表现了作家语言的魅力，人道主义的精神，思想的深度、广度，观察生活的角度等等。
    我们开会期间周总理没来，是在有一次联合了戏曲界、部队和我们文学界一共六百来人的大会上见到的。我们每人还收到了请柬，淡蓝色的，说是某年某月某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请周总理作报告，请你出席。还注明从西门进入。拿到这个请柬我感到很荣耀，真是激动，装在这里不放心，藏在那里不放心，最后竟然找不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纪念章。怀仁堂我这辈子也就进去过那么一次。一个大礼堂雕梁画栋，大概可容纳一千多人，周总理在台上给我们作报告，声音洪亮，神采飞扬。他首先鼓励青年作家，接着报告国际形势，然后说了一些对文艺的政策，就是要怎样进一步地鼓励创作、解放思想等等。他讲一段我们下面就鼓掌，欢声雷动。后来讲到要对文艺扶持减少税收什么的，这时候大家又鼓起掌来，他就说这次鼓掌可能是真的吧。感觉周总理是很平易近人又很风趣的一个人。
    还有一次是在这次会议要结束的时候，在北京饭店举行舞会，我们全体参加。人家都衣装笔挺，而我穿着件粗布短棉袄土里土气的，进门还要脱外套，服务员给你接衣服挂上，我一看服务员穿得比我高级多了，就怕脏了人家的手，没好意思脱外衣，进去以后就热得不行。后来各省代表团在整个客厅里围成一个大圆圈站好，我们湖北在尾巴上，临近是河南代表团。周总理进来后绕场一周，走得也比较快，边走边挥手，步伐矫健，基本不停步。走过河南代表团时，还有人伸手要求和总理握手。因为原来给我们宣布过纪律，不准主动要求跟领导握手谈话什么的。没想到走到我们湖北团的时候，周总理停下了脚步（我现在说起来还有些激动），就站在我的对面，就这样一米的距离，他站在那儿定定地看着我，满面容光，笑容慈和，目光炯炯。一只手抚着另一只胳臂，微微仰头，非常潇洒，引得许多人都围上来。看得我难为情了，不知所措。我起初也看着他，什么时候这样近距离地跟领袖面对面过啊！但是时间一久，越来越紧张了，又想说话，甚至想喊一声万岁什么的，又怕犯纪律，不知道如何是好。大的欢喜突然临头，是会镇住人的。骆文同志就站在我身边，我看看他，他却也只顾看着总理笑，我心跳不止，甚至不敢再直视总理了。看了两三分钟，后来站在我后边的女作家刘真捅了我一下低声说：鞠躬！我就赶忙向总理鞠了一躬，总理笑着点点头走过去了，而我出了一身汗。我相信如果我说一下话，问候一句，可能会有个对话的。你看我多傻！后来我问刘真：总理走了整个会场都没停留怎么到我这停了？她说可能因为全场你年纪不大，个子最高，又傻里傻气的呗。后来开始舞会，周总理的舞姿真是帅极了，女士们排着队请他跳舞，我目不转睛看迷了。刘真大姐请我跳舞，我怕出洋相，不敢，另外我要看周总理跳舞，你想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机会？
    我认为这是文学给我带来的荣耀。我的文学写作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文化程度也不高，解放前读不起书，家里叫我到街上去卖香烟，我就到商务印书馆或者开明书店去站着看书，一站一天。解放后参加速成中学学习，后来叫我给工人讲课，我不会照课本讲，我就讲赵树理的小说。就这样我也没有敢想自己能写作。后来南下参加武钢建设，我是完全被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给激动了、鼓舞了，刚刚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那种建设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劲头和自豪感，不是今天的人所能想象的。我就通宵写稿，投给《黄石工人报》，发表了，慢慢地在《长江文艺》、《湖北文艺》上也发表。但是我清醒地知道这些与我读过的大家之作相去甚远，不能算文学作品。我就是喜欢写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的东西，表扬他们，歌颂他们。这一次到北京参加这样的文学会，而且竟然见到了周总理，虽然自己表现委琐，但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觉得这就是文学给我的奖赏。以后就要尽量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从那时起，我省吃俭用订了《译文》等好几份刊物。
    二 在武钢
    反右和“文革”期间，我都在武钢。武钢十万兵马来自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搞文学创作的爱好者。我那时候在武钢工会，接触到这些业余作者，觉得是一支很有潜力的作者队伍，就给党委宣传部部长反映，这么多业余写作者，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不一定能上省市级刊物，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刊物发表他们的作品，团结和鼓励他们。这之前我曾经在武钢搞过一张文学小报，叫《红流》，但是报纸篇幅还是太小了。武钢党委宣传部领导原来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积极支持，叫我在一次武钢党委开会的时候汇报下自己的想法。书记、经理、部长等领导都在。我也做了一些准备，在会上说我们武钢名气很大，新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职工队伍里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尤其是喜欢文学的人很多，调动他们的写作积极性，对于宣传我们武钢有很大好处。为了宣传武钢，也鼓励作者、帮助作者，有必要搞一个文学刊物。当时武钢很受作家们的关注，像徐迟、赵寻都来过武钢深入生活。我说外面的作家来深入生活、反映我们，那我们内部的有些作者自己在这个环境里生活，要是反映起来也许更熟悉方便些。反正就这样说来说去就同意了，当场决定创办刊物，名字也很现成，就叫《武钢文艺》，人员就我一个。青山区有一个小印刷厂，原来只印刷单据发票之类的东西，从来没有印过什么文艺刊物。因为它就近，比较便宜，我跟他们说只要配一些字模就可以了。因为工人以前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刊物从收集稿子到进印刷厂，我都一路跟进，跟工人一起检字，有工人不认得的字，我在那就方便些。从打印、校对到拼版、印刷、装订、出刊，再把刊物拖到编辑部，又从编辑部发往各厂，一条龙都是我做。很辛苦，也乐在其中，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前后编了十几期，几乎武钢的作者都在上面露过面，有小说、戏剧、诗歌、绘画等，当然政治性很浓，有《武钢英雄谱》等，主要宣传武钢，昂扬工人阶级士气，武钢的领导就很满意和支持。
    接着就是“文革”。“文革”的风声一传到武钢，我本能地感到不妙，因为主要问题就是清理文艺黑线。武钢是生产钢铁的，没有什么文艺黑线，只有一个《武钢文艺》，就这样撞枪口上了。好像搞《武钢文艺》就是为了“文革”有一个批判对象。马上就一片大字报铺开。全是工会的干部们写的，全是对准《武钢文艺》的，因为这个刊物归工会管辖，却与他们都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既成了运动积极分子，又掩护了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革命派。《武钢文艺》就停刊，我就下干校。说我是周扬文艺黑线在武钢的代理人，我乍一听还受宠若惊呢，我能跟周扬挂上钩吗？又说李建纲通过《武钢文艺》放了很多毒，毒害我们的工人阶级，是可忍孰不可忍！然后是一篇一篇的批判文章，把我的那些作品也拿出来批判、示众。一些人本来对文艺一窍不通，却个个成了文艺批判家。
    《去工地的路上》是1960年我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的一个小册子，书里收了十几篇小说散文习作。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出书，对我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我本来是怕写文章的，从那时候又开始写一点。但是在“文革”期间这些全部成为批判材料。《武钢文艺》被全部没收上交，给所谓的群众一篇一篇审查、批判。然后我就下放到了干校。先在广水军营里军代表的领导下，吃了一年的胡萝卜饭，搞点半夜拉练什么的，挺好玩的，以为这就是干校，其实只是军训。真正的干校是在监利、沔阳、洪湖三县交界或者说三不管的一个大湖区。我们在泥巴地上自搭席棚，白天搭了晚上就被风吹跑。几十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晚上起来到外面撒尿，回来就挤不进来了。生产任务就是下湖插秧。那湖就跟一个大泥浆潭一样，下去踩不到底，像我这么高的都要齐到胸部，但是脚还没有踩在泥地上，而是踩在盘根错节的草根、草垫子上，万一踩穿了就不知道会掉到什么爪哇国去了。个子矮的下去就只看见一顶破草帽游动在水面上。水是浑的，可能是多少年没有人来的一个荒湖。蚂蝗很厉害，一听水响成群地扑过来，马上贴满了一身，只听见女人们这里喊那里叫。据说这里原来倒是荷花遍湖，鱼米之乡，后来因围湖造田，把一个好好的湖搞得跟泥潭一样。后来才说这地方真的是不能插秧，我们搞错地方了。指导员说，错了就错了嘛，也是给你们交学费嘛!于是就换了个可以插秧的地方，也不是什么正经田地，泥巴很深，人踩进去，没到膝盖，拔腿拔不出来，要人帮忙。从来没有做过农活的一些人，洋相百出，叫贫下中农笑掉大牙。反正是锻炼改造嘛，有没有收成不在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在干校才能深刻体会阶级划分的严格分明。指导员可以骂排长，排长可以骂班长，班长骂群众，群众是最低的了，但是可以骂审查对象。审查对象就是阶级敌人，我就属于审查对象。最苦最累的活都是我干，然后还要被斗争批判，大家休息的时候，就围着我叫骂一番。我就看着大家龇牙咧嘴的相心里好笑，我知道他们是假装的，假装得很正经。我们排长就不是假装的了，他多年来往上爬爬不上去，“文革”机会来了，发誓要把他领导的一排打造成全干校的对敌斗争尖刀排，他要立大功。我就倒霉了，经常被抓着批判。常常是干了一天活，半夜里刚睡下来就被叫起来，要给你训话，或者叫你到谷场上跑步去。更可笑的是有一次全干校批判我，排长却要我给他写批判我的发言稿。我就这样在干校过了三年。一直到林彪事件后干校结束，我才最后一个回来。
    回来后还是到武钢，原单位工会说这样的人怎么能要呢，就分配到了下面一个厂里食堂卖饭票。我喜出望外，在干校里饿怕了，到食堂管饭票，吃吃喝喝是不成问题了。可是好事多磨，后来我一个姓刘的文友，是电修厂党委的副书记，跑到我家里说，你哪儿都不要去啊，我们正在联系要你。于是我就到了电修厂宣传科。
    《打倒贾威》就是从干校回来以后写的。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第二年（1977年），《长江文艺》的名字还没有恢复，那时候还叫《湖北文艺》。淑耘同志曾经组织我们几个年轻人包括吉学沛、管用和，从湖南华国锋主席工作过的地方一直到井冈山去走了一趟。回来后写了几篇东西，淑耘同志看了很赞赏，然后叫刘岱找我写些小说。在武重招待所开了一间房叫我写，一个星期交稿。那时候他们大概都没有想到我会写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四人帮”粉碎不久，似乎余威还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真的解放，一切观念态度都还在惯性的轨道上滑行。但是于我来说那时想的就是：第一，“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你不能因为一篇文章再把我打成什么；第二，我在干校深受其害，感触太深，干校可以说是集中了“文革”最丑恶、最凶残、最黑暗的暴力，等于是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大家围着想怎么欺负你就怎么欺负你，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所以我写这个《打倒贾威》可以说是情不自禁身不由己。人家一看这个题目就觉得不妥，要我改。我没改，我说“文革”十年，天天喊打倒，大家对这个口号很熟悉。现在不是又喊打倒“四人帮”吗？这才是文学，而且是历史。我在这之前还写了《牌》、《三个李》，是在《长江》丛刊和《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的第一本小说集，就收了《三个李》。
    我现在觉得，《打倒贾威》这个小说从艺术上说它是有些粗糙的、粗线条的，缺乏细腻周密，因为写的时候确实出于一种感情冲动，写得太快，而且写作的风格跟过去也完全变了，像《三个李》还是一种比较平实惯常的写法。因为我从根本上痛恨、鄙视贾威这样的人物，它决定了我要用一种讽刺、批判、调侃、幽默的手法来写。我也喜欢看马克·吐温、老舍、张天翼的小说，但是我不敢幽默，我并不聪明，也不机智，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有限，缺乏幽默的起码条件。但是到了要写贾威这样的人物，我就不顾虑那么多了。贾威当然是个典型，干校中的贾威，正是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干校就是他的王国，在这里他是绝对权威，愚鲁颟顸邪恶，为所欲为，只要他政治正确，阶级立场坚定，他就立于不败之地，干什么他都正确。他要专一切人的政，牛鬼蛇神阶级敌人审查对象等等更是他案板上的菜。一个副指导员随手扔一块石头到河里打死了农民的鸭子，老百姓到连队来要赔偿，那个副指导员却说，我是领导，怎么能向普通老百姓作检讨！还要赔？我还怎么领导连队？实际上那个时候，无论是排长，还是指导员，个个作风恶劣。他们霸道、凶残，集中了人性中最恶劣的品行。但是一粉碎“四人帮”，再看看这些人，多么可笑！所以我就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写了这么一个小说。在《长江文艺》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还收到了一百多封来信。但这个小说还是给我惹了麻烦。我那时还在武钢，我的顶头上司拿着《长江文艺》找到武钢宣传部领导，说看看这个李建纲把我们党的干部说成什么了！这样的人现在真是右派翻天了吧？！宣传部长说现在“四人帮”都粉碎了，中央广播电台都广播了，咱们还叫唤什么呀。但是在武钢立刻就传开一个人尽皆知的口号：李建纲打不倒贾威，贾威要打倒李建纲。有个评论家看了小说很激动，要写评论，被他夫人制止，说：“四人帮”可以打倒，阶级斗争永远不倒，李建纲早晚要倒霉的。所以我这小说虽然轰动一时，谩骂威胁也收了一大堆，本来要提拔我一下的，也撤了。
    三 在《长江》丛刊
    1978年，省文联开了一个湖北省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那时作协还未单独建制），消息在长江日报上也登了，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恢复文联作协的工作。那个会上选了新的领导班子，骆文是党组书记兼主席，我是副主席之一，当时还在武钢工作。
    1979年，骆文同志写信给武钢领导，协商把我调了过来。调过来后我是副主席兼秘书长，也做了一些事情。一个大事便是打报告把作协从文联脱钩，单独建制，为此我跟骆文同志往省委跑了几次，好不容易才办下来；还有接待来访的作家，其中有一位美国诗人金斯伯格，他的长诗《嚎叫》世界有名，个子不高，长发乱须，不修边幅，他说他吸毒，同性恋。他问我湖北作家的情况，我说我们作家不吸毒，不搞同性恋，个个遵纪守法。他听了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但是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长江》丛刊。
    我们是1979年筹备了《长江》丛刊，也是以骆文为主组成的一个班子，骆文任主编，我和沈毅是他的副手。沈毅管诗歌和评论，我管小说。老实说，我到作协是希望搞专业创作的，我那时候势头很好，无论是工厂还是干校，肚子里还是有些故事素材的。可是骆文同志说别人可以挂名，你可不能挂名，刊物的事情要抓起来，还是先工作吧。我就服从安排，放弃写作，投入工作。
    当时的《长江》丛刊有几件事情可以提一下。一个是大力扶持我省作家。当时鄢国培正好写了长江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基本上是把他作为一个重点扶持对象，为他在当阳、嘉鱼办了几次笔会，指定陈龄专门看他的稿子，还邀请了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田中全参加。他一边写我们一边看。他的素材搜罗得很丰富，他自己原来是驳船上的一个电工。另外我们还推出了徐迟、沈虹光、池莉等作家的作品。
    另一个就是找名家组稿。这方面我做的工作比较多。骆文同志一见我在办公室待着，就催我出去组稿。因为刊物初创，没有名气，等自由来稿是等不来名家的。要让《长江》丛刊很快打响，就要发表名家名作。可是名家名作怎么会给名不见经传的我们呢？我从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得到启发。那次会上好多老作家被称为出土文物，他们人出土了，参加会议了，但是现在的年轻读者根本不认识他们，解放以来就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我想，重新发表他们当年那些脍炙人口的旧作，不仅能使出土文物重放光彩，让现代的文学青年看看我们五四以来的文学是怎样的，也肯定会使《长江》丛刊名声大振。我拟了一个名单，第一位就是沈从文先生，还有汪曾祺、刘绍棠、赵振开（北岛）、最后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老舍的公子舒乙等等。我非常庆幸我有了这样的机会，能够登门拜访结识这些大师级的作家们。
    我为了找沈从文四处奔走。因为沈从文当时还处于一种“没有出土的文物”的状态。1982年深秋时节，我在北京组稿，住在东四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招待所里。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没有雾霾，蓝天白云，常常有鸽群带哨飞过，我的心情好极了。我首先认识了《青年文学》的一个编辑叫马未都，就是现在经常在电视上为人作古董鉴定、讲解文物收藏的文物专家，那时他二十来岁，是编辑也是作家。我们熟了，他说刚写完一个中篇小说，我就要来看看。一看不错，还有点刘绍棠的味道，我说我带回去发表，他很高兴，说要请我上全聚德。不过我一心念的是沈从文老先生，就说：你先别请我，我要麻烦你的事还多呢，你知道沈从文先生住哪里吗？他说：沈先生啊，老人家脱离文学了，现在是文物专家，在故宫上班呢，具体住哪我不清楚，他不会有作品的，不太写了。我就把我们《长江》丛刊的设想跟他说了，他表示这是个好主意，就告诉我可以找一找汪曾祺，汪老或许知道沈老的地址。他马上打电话问一个人汪老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当即就坐电车找到汪老家，原来很好找的。我到的时候，汪老正在伺弄阳台上的盆景。他胖胖的，弥勒佛一般，穿一身宽松的中式裤褂，一手拿小喷壶，一手拿着小铲子，两手泥巴，望着我笑。这位人称“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文人，一身淡雅潇洒之气。我向他说明来意，介绍《长江》丛刊。我知道解放初他在武汉工作过，认识崔嵬、巴南岗，我就请他为《长江》丛刊赐稿。他表示困难，因为他当时主要写散文，一般就是给《北京文学》、《人民文学》和《收获》。然后就谈到了沈老，沈老是他西南联大的老师，经常去看望。他很高兴重新发表这些老辈作家的作品，甚至要领我去找沈老，临出门时来了客人，就给我写了具体地址，就是崇文门大街的部长楼。
    我找到了那座大楼，有电梯没敢坐，自惭形秽；到了门口还不敢敲门，反复核对汪老给我写的地址。没错，就是这里，洁净闪光的大木门。正在犹豫的时候，也是从楼梯上走上来一位老人，看上去有七十多岁，步态稳健，胖胖的，笑眯眯的。一个老人有这样洁白细腻光润的皮肤，令人惊异，那种和善慈祥，让人顿生敬意和爱意。他也走到这个门口，站定了，笑看着我，带点湘音轻声问，你找谁呀？我把汪老写的条子给他看，说，沈老师是住在这里吗？他爽朗一笑说，我就是啊，为什么他不来呀？然后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女士，短发，清秀端庄，我马上知道就是沈夫人张兆和了。我看到了一幅亲密恩爱令人感动的图画：张先生开门后，先没有看见我这个客人，而首先看的是沈先生，惊喜而关切地说，理发了呀，在哪里理的呀？那不是要过马路吗，你怎么过来的呀？打个电话叫孩子去接你呀！然后搀进了门，又是翻开领子看有没有碎头发，并且对着后颈窝轻轻地吹。我看得眼睛都湿了。我想老先生当年苦苦地追求，是多么英明啊！当时对张兆和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朴素而高贵。清秀苗条的身材，象牙色的光润的瓜子脸。天下有一种女人是无需脂粉而天然美丽，所有的衣裳都衬托出她的高雅和美丽，就是张先生这样的，文文静静，气质非凡。进了门，张先生才忙着招呼我，说汪先生已经打来电话啦，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端来茶和点心。他家里大概有五六间房，因为满屋的家具、书柜、桌椅，使屋子显得不够宽大。书柜、立柜，以至于茶壶茶杯，都是古董，彩绘的古仕女。我一时竟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发现沈老和张先生他们一左一右坐在我的身边。啊呀，我真恨我竟然没有带相机。我取出了1957年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请沈老签名。他看了看说，我再送你一本吧。于是起身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不大的书：《从文自传》，在扉页上用钢笔写下两行工整小字：“建纲同志惠存，沈从文1982年10月8日于北京，时年八十。”我双手捧过。沈老却说，我的作品都过时了，没有用了。我连忙说，可不是这样，您的作品是中国文学的经典。我就提出请他给我们一部旧作，让我们发表。沈老还有些犹豫，情不自禁向我谈起了他的一部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说这是周总理给他的任务，快要出版了。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热爱他的文物研究工作，向我介绍他在故宫博物馆的工作和他怎么样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外国人讲解中国古文物等等。还是张先生拉回了他的话，肯定我们《长江》丛刊的做法。沈老看着张先生说，那给什么呢，《长河》好不好？张先生点头，沈老就又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旧书《长河》给我说：重新发表这个还有些意义。解放前出版过，可是被国民党审查机关删节得七零八碎，现在就由你们发表一个完整的本子，恢复它的原貌吧。我接过来，看见书桌上摆着文房四宝，有沈老给别人写好的条幅。我知道沈老是书法家，解放前为了资助青年作家，曾经卖字。我就请他题写“长河”二字，刊物发表时用，同时也就求他给我写一幅字。后来老人家给我写来两幅，都是章草宋词。这时候我看见家人已经在准备饭桌，我待的时间不短了，任务也完成了，我就告辞。张先生要留我吃饭，我再三不肯，走出门来，下了一层楼，还闻到先生家的红烧羊肉香。就这样《长江》丛刊发表了《长河》并且配发了长篇评论，反响很大，许多青年读者来信说以前不知道沈从文这个作家，看了后很惊奇，原来过去的作家写过这么漂亮的文字。这个效果正是我们预期的。
    要说发表赵振开的小说，不得不先说到一个人，李更，我的儿子。这是一个有点才气，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幼时喜欢画画，自己到处拜师。16岁写诗，18岁时已经发表了不少，出了一本小册子《乱》。他仰慕诗人，敢于主动结交。这样认识了董宏量兄弟、高伐林、熊召政、王家新、顾城、杨炼、舒婷等等。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在一位叫沈睿的姑娘家里看到一本油印的民间刊物，拿起来翻，就看到了一篇小说，题目叫《波动》，一下被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喜欢得不得了。看到作者的名字是两个字，叫艾什么，不熟悉，就问王家新是谁，他又想去拜访。王家新就告诉他是北岛，并且告诉他这篇小说投了几家刊物，都没能发表。王家新就托李更转给我，看能不能在《长江》丛刊上发表。我看了大感惊奇，无论是内容、形式、语言都是新的，令人眼睛一亮，不由想到苏联的几篇小说《活着，但是要记住》、《绝对辨音力》什么的。但是想到北岛这个名字，不免犹豫。“四人帮”刚刚粉碎，政治气候还是时阴时雨，我们过来人都是钟鼓楼的麻雀，惊吓怕了，这种对于政治的莫名的恐惧，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不能体会的。我想他投了几家刊物不能发表，主要也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这个人骨子里是个傻大胆，直话直说，口无遮拦。在文学院的事情上我冲撞过骆文同志，骆文同志大人大量，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打印稿先给我看，叫我写评论，说明老人家没有计较我的无理，使我感念终生。对于《波动》，我最后的决心是发表。我想，别的刊物不发表，主要也是顾虑政治气候的问题，否则哪里轮得到我们？如果我们也畏首畏尾，那就别想出人头地。对于刊物来说，要一炮打响，这正是送来的一颗炮弹。发表了对于刊物有两种情况，一是读者欢迎，评论称赞；一是被抓住辫子，大加批判。两者都可以使刊物大出风头。而我个人就不同，发表了没事便好，有事我就不知道是怎样的命运了，“贾威”同志始终盯着我呢。可是我的傻大胆怂恿我，于是写了详细的意见，向骆文同志汇报，极力推荐。骆文同志、淑耘同志深受“四人帮”毒害，又是文学界老领导，思想是很开放的。他向我点头，但是要开个会，大家讨论一下。讨论会不热烈，但是发言的都赞成发表。骆文同志最后拍板发表。有一个情况是，这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说出北岛的名字。决定要发表时，我通知李更，他就给北岛打电话，北岛很高兴，表示感谢，但是他提出用他的本名发表。《波动》发表在《长江》丛刊1981年第1期。没有出现我预料的情况，既没有好评如潮，也没有大加鞭伐。文学的黎明静悄悄。这对我有好处，也静悄悄混过来了。后来才私底下传来北京、上海包括湖北的文学界，也许主要是年轻的作家和评论家们的一些赞扬，认为《长江》丛刊表现了一种文学的勇气和新的编辑风格。（注：三十多年后，《波动》被《长江文艺·好小说》“再发现”栏目2013年第12期转载。）
    也是在青年出版社，我跟马未都闲谈，了解他们社有什么新书要出版，其中就说到有一本《徐悲鸿一生》，是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写的。我一听就动了心。徐悲鸿大师，他的艺术成就，他的生活经历，他的声名和地位，又是亲密的妻子写的，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传记更真实详尽动人的呢？我立刻请马未都带我找到这本书的责编，跟责编谈了我想先在我们刊物上登一下《徐悲鸿一生》的想法，请他支持。责编说这要取得廖先生的同意，我说当然，就请他马上带我去见廖先生。廖先生是徐悲鸿纪念馆的馆长，我们就去纪念馆。就在纪念馆的外面我们碰到了她。她戴着一顶线织的圆形的无边帽，穿着风衣，高高的个子，在一米七以上，依然有当年的美丽，使人一见就感到亲切。我跟她谈到抗战时期徐悲鸿在武汉的活动，然后就介绍《长江》丛刊，谈我的想法。廖先生很高兴，我就进一步提议请她写一段致武汉读者的话，她也一口答应。事情就这样成了。廖先生要请我和责编到纪念馆里去喝茶，去了才知道纪念馆还在筹备装修中，很多人找廖先生谈事，我看她这么忙，就告辞了。《徐悲鸿一生》在《长江丛刊》上率先发表，骆文同志告诉我，那一期刊物，多印了一万册。
    我跟刘绍棠是在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认识的。那次会议我们湖北去了十几个人，是骆文、王淑耘带队，包括吉学沛、刘真等。刘真早就认识刘绍棠，有一天在会场上她叫住了一个翩翩少年对我介绍说，李建纲，认识一下咱们神童作家刘绍棠。这名字在我如雷灌耳，一见之下，出乎我的想象，他简直还是一位少年，不过确是一位美少年。中等身材，苗条清秀，穿一件黑呢子大衣，齿白唇红，姑娘似的，一副黑框眼镜才似乎让人感到他成年了。后来一想起他来，依然是一副美少年的形象。但是就是在那次会上，这少年少不更事在会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当时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第二年就是反右。最年轻的大右派，享受的待遇也高，郭沫若、茅盾亲自在大会上批判他。他住在府右街，一个小四合院，长着十几棵树。这就是他花三万元人民币买的。五十年代他就是一个不拿工资的靠稿费为生的作家，“为三万元稿费而奋斗”是他的名言，也是他被打为右派的原因之一。他后来跟我说当右派期间，他是下放到他的家乡去了，正是祸兮福之所依，他的乡亲们对他很好，他反而更深入到他们中间，了解了很多故事素材，在那儿不停地写作，没有什么干扰。乡亲们保护他写作，以至于唐山地震期间，还是乡亲们把他从危房中抢出来的，好险哩！就这样他在改造期间反而写了好多，所以一旦他恢复名誉很快就出了书。后来我找他时进了他的客厅发现他还在伏案写作，一见面我问他还认不认识我，因为从1956年到八十年代隔了二十多年。他隔着更深度的近视眼镜看我半天，才恍然说，怎么不认识，那年会上，你是最高的。总理很喜欢你嘞。我说你才是当时最年轻最红最漂亮的男子。但是这次再见面发现他已经胖多了，不过精神蛮好。那时候他正好写了个中篇，叫《荇水荷风》，我就带回来了。他还请我在他家吃地道的北京炸酱面，非常地讲究。
    北京的就说这几位，再说上海的。上海的我首先拜访了巴老。当然，巴老不能算出土文物。老实说，去见巴老，就是见见自己心中的偶像，不存组稿的希望，那么大的作家哪里会有多余的稿子给我们呢。但是当我说了《长江》丛刊重新发表五四名家名作的计划时，老人家却十分支持，就给了他的一篇旧作《沙丁》，是写矿工生活的。这在巴老的作品中并不多见。“文革”中我为了逃难，曾经跑到上海，就住在巨鹿路上海作协的客厅里。在那里曾经两次见到巴老，一次看见他与几位老作家在为食堂洗碗，他旁边的一位似乎生了什么病，捂着胸脯，他立刻把人抱住，叫人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子，倒出几颗药来给病人服下去。又一次是一个批斗会，主要是批斗他，同时还有吴强、王西彦、魏金枝等等，挤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红卫兵小将提着铜头皮带喊：魏金枝站起来！魏老大概八十岁了，瘦得皮包骨，颤颤巍巍半天站不起来，眼看小将挥着皮带看着他，忽然巴老站起来，搀起了魏老，慢慢走到红卫兵指定的地点。红卫兵呵斥巴老滚回去，巴老说，我不扶他要倒的。小将怒吼：让他倒！大约是怕小将挥皮带，巴老慢慢松开，嘱咐魏老站好啊。好在魏老站住了。就这两件事，我至今难忘。
    另一位是秦瘦鸥先生。如果别人还可以出土的话，他老人家恐怕很难了。他是所谓中国最后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他创作最旺盛的年代，他的长篇小说《秋海棠》被改编成话剧，久演不衰。但是解放前这一派就衰落了，更不用说解放后。我是拜访另一位作家的时候，偶然碰到他的。个子很高，瘦骨伶仃，佝偻着腰。那位作家向我介绍他是秦瘦鸥先生，上海滩有名的老作家。当从那位作家家里出来的时候，秦瘦鸥先生就力邀我到他家里坐坐，就在附近。他的家窄小凌乱，他就坐在马桶盖上跟我谈话。然后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破纸箱子，取出一摞厚厚的稿子给我，我一看书名叫《劫收日记》。他说：这是写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借接收大搞贪污腐败的，内容绝对正确，不属于鸳鸯派，不知道贵刊登不登这样的稿子？我说，让我带回去看看好吧？他说好好！可是当我往书包里装稿子的时候，他说：太重了，你拿不了的，要不你先带前面几章去，要是你觉得可以，我就给你寄去，要是不行，也免得你退稿麻烦，你看怎么样？我想老人家是不放心，不了解我们刊物，也担心他的鸳鸯蝴蝶派的历史会有影响。我就说，我就在旅馆里连夜看，走之前答复你。他有点感动，说那太辛苦你了。我真的连夜看了大半。这可以说是一部谴责小说，以极辛辣的讽刺幽默，揭露国民党抗战胜利后以接收之名抢夺胜利果实，大发横财，各种丑陋嘴脸。内容是没有话说了，就这个幽默讽刺也是多年来少见的，有点正中下怀。第二天我就跟老人说了，我全部带回去，请他放心。老人就激动得跟什么似的，非要请我吃饭，陪我逛上海大世界。我怎么忍心，说我时间很紧，还要找别的作家，要回去发稿，辞掉了。《劫收日记》发表以后，我又推荐给花城出版社的李士非、黄伟经，出版了单行本。
    后来我们还搞了一次大型笔会，在神农架，邀请一些名家水运宪、陆星儿、甘铁生、戴厚英，还有我们的作家苏群、羊翚等，写出了一批作品。
    在我离开《长江》丛刊的时候，刊物发行量达到18万，还是不错的。
    四 在文学院
    文学院是我提议建立的。我在1984年参加全国第四次作代会的时候，跟其他省的作协同志接触，都有成立文学院的意思。因为考虑到作协这么大个摊子，有编辑部，有各个科室，如何服务好作家的创作也需要一个组织机构。北京回来后向省委汇报时我就专门提到了这个。看来我有点自不量力了。这事不应该由我来提。我是跟骆文、徐迟都提过的，他们鼓励我提出来。这事后来诸多曲折。又过了大概半年，各地建立文学院都见诸报刊了，我们才又建起来。当时请徐迟做院长，他很高兴，但是他声明说不管事的，我说有你的名义就行，具体事我来做。虽然建立了，但是既然不感兴趣，也就不重视，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文学院还是集中了一些人，解决了一些人的创作时间和环境问题。具体就是跟作者的单位联系，脱产两年，有的由单位继续发工资，有的由作协补助，现在提几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有刘醒龙、陈应松、王家新、徐鲁、古清生、朱晓玲、叶明山等等。入了文学院，他们才能脱离原职，专心写作。一些单位都不愿意，我还是跑了不少腿，磨了不少嘴。我们千方百计搞了不少文学活动，在武钢租大会堂请作家讲课，在五三农场组织作家和我们的学员见面，面对面解答学员的问题。徐迟、骆文、方方、刘富道还有大学的老师都被我们请来讲过课。宣传部也派人参加。但是当时不但不给文学院经费，还找文学院要钱，叫做创收。怎么创收呢？当时我们考虑到，作为作家协会的文学院，不仅要扶持高水平的专业作家，而且要帮助更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培养文学新人。这也是许多文学爱好者的要求。我们就搞文学函授。有两百来人报名，一个人交40块钱，我们的钱由财务科黄望新专门负责，她是个精细的老会计，一笔一笔账务清清楚楚。这样我们就可以执行党组的指示，有钱可交了。我们按党组规定比例上交，其他的用于文学发展。例如用于租场地搞笔会，定期举行面授讲课，请老师讲课、批阅学员的作业。我还几次跑出版局，申请刊号，办了一个刊物，叫《文学园》，专门发表学员的习作，配上老师的评点。这个刊物后来叫《楚文学》，就是现在的《新作家》。两百来人不好管理，就是我们两个人，忙东忙西。学员大部分是真诚来学习的，但是也有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我们后来又进一步扩大活动，组织学员走出去，深入生活，到改革开放最前沿去，收集写作素材，古清生、朱晓玲都写了小说，还应邀给一些优秀单位写报告文学。
    我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努力的，从作协的恢复到文学院的成立，是有贡献的。领导是看得见的。
    所以我现在有资格这样说：我李建纲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文学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