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安是革命老区，有名的将军县。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随处可见一坐孤坟，那坟立着青石碑。那必定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墓，那必定有一个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
    我的二爷就是一位革命烈士，但红安这片土地上，却没有他的坟茔。像他这样没有坟茔的烈士，红安数以万计——他们的确是战死了，战事紧迫，条件所限，他们未能拥有自己单独的坟茔，更别说墓碑。后来，红安革命烈士陵园重建，把这些烈士的名字，刻在一面巨大的纪念墙上。自此，每逢清明，我，或五弟，或哥哥们，我们老曾家，总会有人到烈士陵园，去缅怀我们的二爷。
    我们在这片热土上成长，我们经常听着这样的革命故事，我们还会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外乡来的人听。我们常常向他们讲述二爷。实际上，关于我二爷的故事，我们知之甚少，但这丝毫不影响二爷成为我们的骄傲。
    我们那一带的山上，经常会捡到锈迹斑斑的子弹壳，哥哥们告诉我，说小一点的是手枪，大一点的是步枪，再大一点的，说是机关枪。我家南面有座山，叫王母寨，一山两峰，很气派。从有记忆起，三个哥哥与村子同样大小的孩子，会分成两派，各占据一峰，一派当“红军”，一派是“敌人”，玩“打仗”，枪自然是木头的，子弹是干牛粪，土疙瘩，打急眼了，石头子也上，于是，经常有半大孩子的头上，挂着乌紫的包，或是风干的血痕。但第二天，他们“继续战斗”，乐此不疲，直至他们大了，把这种游戏，传递到我们手中。
    受革命前辈影响，我们那里年轻人，特别热衷当兵，一代一代年轻人，以走向军营为荣。
    承包到户第一年，我家的粮食在碾场堆得像山，一直的穷日子眼看就要成为过去。一个午后，一向沉默的父亲，突然对我们说：“你们的二爷要是活着就好了。”我看见父亲眼眶里溢满泪水。我们沉默着。
    逢年过节，父亲总会给二爷摆上一副碗筷，一个小酒盅。
    也就是这年初冬，父亲让大哥去当兵。父亲腿有疾，大哥虽然年少，却是家中的劳动力，顶梁柱。大哥走了，我们还小，都是读书的年龄，粮食堆得像山的景象，我家再没有出现过，日子拮据，父亲却总是报喜不报忧，鼓励大哥在部队好好干。大哥在部队干了十一年。
    再后来就是我，还有五弟。
    前年我大侄子退伍后，我家还有三个侄子在部，一个侄子军校毕业，一个是士官，一个去年刚入伍。问及五弟还在幼儿园大班的两个儿子：“长大了干什么？”
    “当兵去！”稚嫩的声音，回答得却是那么干脆。
    事实上，我父亲的堂兄也是一名军人，只是他退伍早，胃癌，离世的早，我对他也没有太多记忆。我想说的是，从我二爷始，我们曾家四代，从军之路，从未断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不少老兵回到内地。我们邻近村子就有好几位。他们带回对故土的思念，也带着财富和金钱。离我们村子三里地个三十多岁的人，眼看就要打一辈子光棍，其叔叔从台湾加来，给他盖了三层小洋楼，这个“老光棍”很快告别了光棍生涯，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子为妻。那个女子，长得还很漂亮。这自然成为我们饭后谈资。
    回大陆探亲的老兵，也有穷的。他们的牙刷像刺猬，不知用了多少年。牙膏是过期的。穿的袜子，还是战争年代的布袜子，打上了补丁。
    那几天，我的二哥脸上漾溢着喜悦，他说烈士墙上那个姓曾的烈士，不是我们的二爷，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他说，姓曾的，红安不少，有曾家垸，有曾家大屋，有牌楼曾家。同名同姓的，完全可能。
    二哥高兴在地村子里跳来跳去，他逢人便说：“我二爷很快就会回来了！”二哥固执地认为，我们的二爷，打仗那年，因为年少，被抓，当了俘虏，被带到台湾，坐在牢里，但二爷一直坚贞不屈。两岸关系缓和后，二爷被释放，并且被允许回来探亲。
    没有人笑话二哥是痴人说梦，这恰好说明，二爷一直活在二哥心中，就像二爷一直活在我们心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