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当代社会近三十年来的思想文化巨变，似乎已经催生出人们意识中愈发断裂的时间感。技术文明修补了人们欲望中的诸多不可能性，建立起一种他者的语法和时序，将人类流放出主体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诗歌似乎正在跟时间和技术各自展开竞技。如何谋求一种以弱胜强的法器？在作者看来，诗人必须学习雪落在大地上的声音，在词语中精确把握微妙的过渡、间隔和停顿，透过词的变异和折射，通识和摘取过去和未来。
    现代诗人无一例外地沦为“时间的遗民”，他们苦心孤诣地从事写作，都是为了在词语中开创一个明天。这种朝向未来的写作，似乎肩负着一项重大的使命，它祝祷被击碎的心灵重归完整，期盼被禁锢的头脑重获自由。在当代汉诗的创作实绩中，我们应当努力找到连接这项使命的珍贵经验和精神资源。让我们像尼采一样，用耳后的小耳来倾听它们的声音，在充满生命力的写作中，去感受那一丝与众不同的快意。犹如一片雪花落在大地上，发出一种极其微小的声响，只有那些善听者才能精确地捕获它们。雪落在大地上，看似有所增加，其实并未增加；雪化之后，看似有所减少，实际并无减少。
    中国当代社会近三十年来的思想文化巨变，似乎已经催生出人们意识中愈发断裂的时间感：一方面，有毛泽东所感叹的那种豪迈的浪漫运动，谓之“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再年轻的人仿佛都会在某一刻感慨自己老了、累了，看不清眼前这个纷繁喧嚣的美丽天地了，词语在回应周围世界时变得失效了，疲软了，垂头丧气地寻觅着收割后遗落的零星粮食；另一方面，也有昌耀在孤寂斗室里写下的绝望歌谣，“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更多的写作者在默默分享着这份天大的寂寞，面对一个既背负传统又无话可说的自我，一个看似无所不能、其实又百无一用的个体，他们试着跟身上的自我说话，用词语的沉默来交换着宇宙的沉默。
    奔腾不息、日新月异的技术文明已经修补了我们欲望中的诸多不可能性，并逐渐代替人类的大脑成为“第三记忆”，并且在技术理性的张目下建立了一种他者的语法和时序，将人类流放出主体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迷途的诗歌似乎正在跟时间和技术各自展开竞技。如何谋求一种以弱胜强的法器？诗人必须学习雪落在大地上的声音，他们在词语中必须精确地把握住一种微妙的过渡、间隔和停顿。只有在这个似有似无的地带，我们才能透过词的变异和折射，通识和摘取过去和未来，才有机会重新弥合破碎的心灵，解放囚禁的头脑。诗歌越来越成为一种隐忍的技艺，一项卧薪尝胆的事业，诗人在默念“时刻准备着”的口诀。
    关于当代诗的处境，让我们联想起阿伦特引用过的一则卡夫卡寓言。故事描绘了一个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向前走，在他后面和前面各有一个对手，后面的人从源头驱迫他，支持他与前面的人厮打，前面的人挡住他的去路，鼓励他跟后面的人搏斗，中间的人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梦想趁着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一个比任何黑暗更黑的夜晚，跳出战场，进入一个旁观者的位置，目睹前后两个对手之间的互搏。这则寓言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和概括了现代诗人所遭遇的情状——过去和未来都在咄咄逼人——也标明了当下写作的一种可能的出路，即注意和把握每一个过渡、间隔和停顿的时刻。无论是在经验里，还是在词语中，那里都包含着另一种潜藏着的未来，它或许正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并等待着先觉者的致意和求助。
    在这种意义上，从总体潜能上来看，那些躬身于当代诗坛的写作者们，似乎都隐约表达了卡夫卡描述的那种两难处境：既要承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呼应，又要在现代主潮中顺势生存和精进，汉语诗人的腹背分别站立着一位摩拳擦掌的对手，诗人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获得一种矛盾经验。最深重的劫难和灾变也发生于此，正如第三代诗人赵野在《江南》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一种相思宛如亲密敌人”。或者可以说，正是在每一个现代人身上，囚禁着两个不断争吵的邻居，他们争吵的根源来自这种关系本身。在这种双重危机之下，每一个个体都沦为一种剩余生命。除非诗人解放了自己，也就同时解放了他人。这里启动了两副相向而来的多米诺骨牌，两股力量的源头已不可考，但确凿无疑的是，它们迟早要一脸尴尬地中止于两副牌的连接处，制造出一个不知所措的位置。
    在《无限》一诗中，当代优秀的维族诗人帕尔哈提·吐尔逊表达出这种对存在的迷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人暗杀/因为暗杀他的人也不知道/他自己也暗杀别人却不知原因/谁也不知道这连续不断的暗杀是从何时开始/就这样暗杀永远不断”。诗中反复提及的“暗杀”，在这里可以替换成“凝视”，可能会更加直取精义。过去和未来同时投来的目光，让当事人萌生出一条逃逸线——词语的过渡、间隔和停顿——他借助这条逃逸线，可以将两副多米诺骨牌在他那个尴尬的位置上反推回去，把无限的还给无限，这也是解放自己的第一步。
    从“五四”一代开始，现代汉语诗人就一直在寻觅这条自我解放之路，语言解放则始终是这种努力中的先锋事业。汉娜·阿伦特在思想上设计过这条逃逸线（解放线？生命线？），它对汉诗的现代转型和发展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无异于一条汉语新诗的再生线。这条线来自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来自无限过去和无限未来的两股力量，在它们的交汇点上，将会产成一个朝向第三方的合力。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正踟蹰地站立在这个几何点上，它在传统和未来两道目光的凝视下，开启了全新的方向和潜能。在词语中，诗人面朝无限，睁开了自我解放的双眼，画出了一条挣脱形状的再生线。
    这是时间和语言在过渡进程中瞬间的出神状态。在《旧照》一诗中，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诗人康善锻写道：“有那么一会儿，我仿佛/置身相片中。哦，多么/精确的悼词啊。哦，/我们的表情一模一样了”。这既是一个超越过去和未来、又将两者内在化的一个过程，类似于汉语思想中的“内在超越”观念，这种朝向第三方的逃逸和开拓，在当代汉语诗人的写作中已经有所感应和实践：相对于过去，诗人写出了一篇不断延迟的悼词，直到他最后开始哀悼自己：“女儿渐渐忘了如何喊声爸爸，直到/她终于过了比她父亲还大的年龄”（刘洁岷《题一张照片》）；相对于未来，诗人写下了提前公布的遗嘱，直到“经由地下升腾，并将渗透着星球上任何事物的/悲悯，/也将你拱起卷集进未来之风暴。”（黑夜《枯坐》）这条朝向未知的第三方的合力，即是在悼词和遗嘱的双重意义上开启的，它根源于每一个生存于当下的个体生命，指引着一种全新的、无限的未来，是劫后生命里的一个明天，但首先是词语中的明天：
    他们是鱼筐中的火苗
    沉到水底
    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
    （海子《在昌平的孤独》）
    当代汉诗需要一部“选粹”，它首先应该在每一位写作者内心深处扎根，正应合了它“内在超越”的根本意义。一本“选粹”之必要诚如未来之必要。这部构想中的“选粹”，已经为作品编好“鱼筐”，准备投向由万千条大江大河汇聚成的诗歌海洋，等待收获水中的火苗，或一种空以纳物的形状。它无意于成为一卷大丰收式的诗坛封神榜或功劳簿，也没有能力为修筑汉语诗歌界的统一战线而举办一场歌舞升平的嘉年华或中国派，这里听不到“恭喜发财”和“难忘今宵”。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真正的收割和归类只能交给将来而未来的词语，这诗歌的犁铧和容器，它们将迎接收获中的虚空。
    我们在这个未知的方向上追问，“鱼筐”究竟能够捕捉到怎样的作品？汉语诗歌在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手中究竟变成了什么？在这种追问下，我们试图考量，在这个未来的诗歌“选粹”中，究竟有哪些成分决定了它“内在超越”的精神气度？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不断延迟的悼词和提前公布的遗嘱中，当代汉语诗人析取出来的神秘向度，其实古已有之。它就是挽歌，是诗歌在注视周围世界的同时投向自身的一道目光和一声太息。悼词和遗嘱，虽然具有词语的形式，但还不是真正的诗歌。只有仰赖在它们两者之间诞生、向两者之外辐射的抒情原质，才能制造诗歌的血液。一首诗或许都是一首挽歌，对他者，或对自己。在挽歌的视线里，我们重新度量词语和世界之间的精确关系。遵循着汉语新诗的再生线，一个现代诗人必定与一种挽歌式的书写气质相遇：
    我懂得这番说教，在异乡已被温习半生
    就不怕被置若罔闻，继续雕琢刻了半个世纪的
    裂痕。自行寻找尖细的长指甲，剥开
    在海关出口的标签，内核甜涩到发苦。
    （李怡静《一只柚子的挽歌》）
    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拟挽歌辞第三》）
    这里同时列出的，是一位生于20世纪90年代、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所写的挽歌，以及中国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挽歌，它出自大诗人陶渊明之手。不论是为一只柚子撰写的陌生挽歌，还是家喻户晓的自挽歌，当它们在读者眼前并列出现时，两者之间就已经画出了一条“相忘于江湖”的生命线：在挽歌面前，李怡静熟悉得几乎快要忘记陶渊明。这本未来的“选粹”应该是一只挽歌的“鱼筐”。其中的所有作品，都将像音符一样，缀满这根充满弹性的无形线条上。陶渊明写下的这四行经典文本，同样可以抽绎出“选粹”的五个基本部类。这首耳熟能详的挽歌，已经包含了未来“选粹”编排体例的全部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希望它们能够展示出当代汉诗写作的观念结晶和意识取向。具体来说：“亦已歌”与“何所道”可衍生为“书写与差异”这一视角（此亦为德里达一部著作的标题）；“同山阿”与“或余悲”可阐发为“格物与剩余”这个主题；“托体同山阿”一句能够抽取出“自然与身体”含义；“死去何所道”一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翻译为“消逝与未济”；“亲戚”和“他人”也可以整合成“亲爱与友谊”这一命题。这五个从陶诗中拾取的基本栏目，奠基为一部未来“选粹”的分类法，它们共同串起一条当代汉诗的再生线。那些可能入选的作品，也分门别类地集结于不同的标题之下。标题只是一种指引通道，并非对作品灵魂的独断认定。于是，在这些标题的提示下，我们注意到一批更加的青年诗人的如下诗句：
    ——记忆在此处打盹，
    那行道树更换了新的叶子。
    ——如果拐弯，
    那就曾是脚步所未到过的区域。
    （几年前，他们那么年轻）
    （叶飙《诗》）
    我们需要的如此之少，简单，只不过
    再快一点，我们就能学习着相互接近而不再怨恨。
    我听见梨子被咀嚼，像是仍旧有生命，最后一丝气息
    延宕而不能毁灭。
    （砂丁《烂梨子》）
    而我两腿间的路对我的手指哪怕中指也是没有尽头的
    和我跟在他身后走的路一样
    （光体《幻汤》）
    ……我仿佛
    仍是八九岁，堂哥还没疯，
    同我走在细瘦的田垄间，
    阔大的镜子照见健健康康的天地。
    （李琬《夏日》）
    二十年了，我终于越来越不像你。
    （子申《致父亲》）
    这些充满潜能的青年诗人，在他们作品的过渡、间隔和停顿处降下新雪，它们或许构成了这部未来“选粹”中刚刚降落到大地上那薄薄的一层，异常轻逸，却掷地有声。新雪落在大地上，看似有所增加，其实并未增加；雪化之后，看似有所减少，实际并无减少。在降雪与化雪之间，一条当代汉是的再生线悬置了过去与未来，在大地上渐次呈现。相对与已然消逝的纯一世界和金口玉言，作为一种绝对的挽歌，汉语新诗纷然杂陈，北俊南靡，却并未向世上增添一毫一厘，它如风行吟，吹拂着大地，却不曾改变它；诗歌从不间断地召唤、追寻和弥补着那些迅速消逝的事物和人，每分每秒，长歌当哭，充盈着我们日益耗散的血气，填满了茫茫世界和幽幽时日里那些无处安置、无人认领的沉默和空白。生生不息的汉诗读者期待着一首在新雪中升起的挽歌，也祝福在挽歌中降下的新雪：
    但是道路不会消逝，消逝的
    是东西；但东西不会消逝
    消逝的是我们；但我们不会
    消逝，正如尘埃不会消逝
    （张枣《一首雪的挽歌》）
    有了词语，那些终将消逝的事物，才终于不会消逝，它们在挽歌中找到归宿，得到重生。那些孤独而卓越的诗人，将不遗余力地为这片汉语的大地贡献着美妙的新雪，纷纷洒洒，万物齐一。在这本构想中的“选粹”里，我们尝试将新雪垒成一座小小的屋宅。它是阿赫玛托娃在沙地上画出的一所房子，我等“时间的遗民”住在里面，准备在此冬眠，整晚围着红泥小火炉，酒浆浮着绿蚁，蝴蝶梦着庄周，在朦胧里说着那些冬夜的远行人。
    2015年4月，北京看丹桥。
    原载于《先锋诗》2015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