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勇，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开栏的话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开办的专栏《啄木声声》本期正式与各位读者见面。《啄木声声》专栏旨在对当前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等存在的不良倾向进行批评、剖析，提出建设性意见，发扬文艺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啄木鸟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近年涌现的文艺作品数量巨大，但佳作、力作不多，尤其是获得专家和读者认可、值得流传的经典少之又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文艺创作的套路化倾向存在着一定关系。
    “套路”一词再度流行，显然不是在中华武术范畴中被激活、被引用、被接受的，而更多地指向一种实用主义倾向，携带着关于当前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些症候和信息，耐人寻味。在此前提下所说的套路化写作，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尽可能快速而有效地吸引人们的眼球，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一味跟风、低水平重复甚至肆意抄袭的创作风气。这种既无创作主体性可言，又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行为，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也放弃了文艺创作者本该有的责任与追求。
    简单地说，套路化创作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创作题材跟风化，即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一旦某种题材大受欢迎，就一拥而上；二是创作模式低水平重复化，“霸道总裁爱上我”“穿越时空的虐心之恋”等缺乏创新精神和原创意识的内容比比皆是，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三是创作心理浮躁化，盲目迎合市场的行为日渐成为一种“时尚”，而那种严肃认真、“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正面临被侵蚀的危机；四是创作理念鄙俗化，创作者不把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寄寓在作品的精神内蕴上，而是寄托在所谓的娱乐明星、市场营销、话题炒作等非本体的手段上。短时间而言，套路化创作或许可以“多快省”地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但文艺作品与一般商品不同，它当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加丰厚的精神价值，肩负起引导社会审美取向、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重任。而即便是退回到一般商品的层次上，也需精心打造，顾客才会买账，套路化远不是什么一本万利的灵丹妙药。
    就市场而言，套路化创作应和的是消费主义的逻辑，其特性是快餐性、流行性、多变性，因而非常讽刺的是，一旦创作成为某种套路，恰恰也就是套路过时之日。以好莱坞电影为例，其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无非两种类型，一是超级英雄片，一是合家欢动画片，一旦观众对这些套路了如指掌，而创作者又无法及时拿出新花样时，就会被市场抛弃。此前上映的《变形金刚5》《速度与激情8》，口碑和票房大不如前就是很好的例证。可见，“还是熟悉的配方”并非就一定是永远有效的配方。
    文艺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反套路化的。那些彪炳千古的伟大作品，诸如李白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鲁迅的小说、特吕弗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无一不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这些作品构筑了人类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上最为瑰丽多姿的七宝楼台，照亮了我们的世界、点燃了我们的激情、丰富了我们的情感。当然，套路化创作也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对于初涉创作的人来说，套路是学习前辈艺术家宝贵经验的有效手段。辩证、有取舍地吸取套路中蕴藏的创作经验，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减少因经验不足而老走弯路的试错成本。但如果我们一味依靠套路，将其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就只能获得技能上的娴熟而非艺术水平的提高，所创作的作品必然是扁平的、苍白的、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
    文艺是人写的、写人的、写给人看的，我们之所以需要欣赏文艺作品，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可能的世界、可能的经验以及可能的选择。作品在构造了一个艺术世界的同时，也往往构造出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或者说它们既生产了新的故事、新的语言，同时也生产出了新的主体。而套路化创作显然会导致艺术世界的“同质化”，至少在审美的意义上剥夺了我们想象和构造其他世界的可能性，也使得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日渐单一、浅薄。那么，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互动的今天，在资本影响的大众文化生态中，那些凝结了艺术家们心血的诚意之作，在经济效益方面就无从对抗那些套路之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实际上，随着受众欣赏水平日益提高，观赏行为日趋理性，具有极高艺术性、强烈现实关怀的文艺作品反而更容易获得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正在热映的《战狼2》和《二十二》就是极好的例子。前者将主流价值的表达与类型化的探索进行有机融合，用高质量视听奇观和高强度叙事节奏完成中国精神之于全世界的形象化展示，后者突破口述历史老是沉浸于追溯往事的思维窄巷，用轻松平静的镜头凝视那些曾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的老人，让人们在新鲜震撼的观赏体验之中获得别样的启示和思考。因此，创作者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以超越前辈艺术家的勇气、胆识和雄心摆脱套路的束缚，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