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
    1992年端午节前一天，母亲结束和我辗转动荡的城市生活，闭上了眼睛。她的手和脸在我手里和脸上逐渐变凉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和认识了什么叫死亡。
    其间三年，我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个孝子。比如放弃银行在奶子山煤矿给的房子，租房把家安在蛟河。奶子山太小，安放不了我年轻的心。我不想在那儿扎根。最主要是我害怕失去爱情。为此我起早贪晚坐通勤车，让母亲一个人忍受孤独。生活因此变得拮据而动荡不安。再比如，和女朋友分手后，为了自尊和面子，我带着母亲投奔陌生的桦甸，结果来到更为陌生的红石林业局——我小说的故乡“木香镇”，也是母亲最后停留之地。
    我当时的目标很明确，既然要把母亲和妹妹从农村领到城市，就绝不能在小镇扎根，因为小镇不是城市。为了这份虚荣，我们多吃了很多苦。唯一的安慰是，母亲依然感到很满足。
    若干年后，我又一次选择动荡，这次不为虚荣，也不为小说。
    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我相信一切皆事出有因。生活里发生的一件件事，如同一个巨大旋转的齿轮，形成漩涡、力量，你被裹挟其中，然后就不由自主了。对于我，这个因就是骨子里天生的不安分。尤其在年轻的时候。那么，可不可以说，不安的内心以及动荡的生活是最初生长小说的种子和土壤？对于我，是的。
    1992年，红石林业局进入林木采伐的高潮，来自五湖四海的木材老客挤满了小镇所有的旅店和招待所。我们工行办事处寄身在百货商店背阴的小偏房里，不足60平米，阴暗得很，白天就像夜晚一样。我做出纳，白天拼命点票，晚上和两个守库员一起住在那儿，他俩一个睡老王主任的办公桌，一个睡行军床，我则睡在营业室靠墙装账簿的两只大木板箱子上——这是《歌唱》里兽医站的环境。其实，连镇里的兽医站都不如，更别说大学时我们经常上课的兽医站了——说到这，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学的专业就是兽医。顺便补充一嘴，是女朋友家给我改的行，这也是我最终辞掉它的主要原因——眼珠没了，眼眶也就无所谓了。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还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我的理解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要说的是，1992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无助和忧伤？不是矫情，当时确实如此，漫无边际的忧伤就像当地盛产的坚硬的松果，实实在在硌疼了我的神经和胃，我脸孔苍白，毛焦体瘦。直到调回桦甸两年后的1996，那种感觉还强烈如初。对于我，它们是小说发芽的诱因，所需的空气阳光和水。
    其时，国家形势一派大好，邓小平刚刚发表南巡电视讲话《东风吹来满眼春》，酒店、夜总会就如雨后长出的蘑菇，几乎一夜间便覆盖了小镇所有显著的位置。四十和十几岁的女性被统称为小姐，在此汇聚并同场飙技，有人真的把钱当成了纸，为争歌手的点歌权竟先后在舞台上比赛烧它。“丁”字形柏油路边所有音像店每天只滚动播出两首歌，一首是《潇洒走一回》，一首是《大家都来擦皮鞋》。我呢，白天数别人的钱，晚上住门窗紧闭的银行，没有亲情友情，更没有爱情，是一匹年轻、孤独的北方的狼。
    1996年冬，我悄悄开始动笔写平生第一篇小说《歌唱》。我清晰地记得那晚的月光，和小宿舍里自己做贼一样兴奋和慌乱的呼吸，以及像感冒一样发烧的脸。我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最大的梦想就是登上文坛。眼下我殚精竭虑想的是，发什么样的第一发炮弹才能轰开坚硬的文学之门。轰不开哪怕吓它一下也好。
    事实上，我基本实现了后一点。结果，它就像一个怪胎一样，在求诊了一些行家之后，彻底变成怪胎，被我藏匿家中。然后是我自己被吓着了，因此再也没敢轻易地弄第二个。
    直到2003年。
    这都是因为时间。只有它，才能真正做到四平八稳、宠辱不惊，无所不克和无所不包。问题是，我们的热情呢？
    感谢鲁院同学陈集益，感谢吴玄和《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