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草原深处常遇到一些中年人。他们话语很少，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总是用最简短的话语来回答。他们历经风霜的脸上也没有微笑，有的只是一种坦然、沉思的表情。我曾想，他们的生活不艰难吗？他们没有遇到过不平吗？肯定不是。但他们不想说这些，只是默默地、坦然地承受。我认为他们这个表情的背后存在着十分丰富的记忆。但那些记忆具体包括一些什么，我又说不清。因为它太丰富了，所以也就变得模糊了。但我相信它是存在的。
    我在深夜的草原上独行，偶尔会听到歌声。那是一个男人在唱歌，是长调。虽然听不清歌词，但我却能够听出歌声里表达的某些东西，比如孤独感、思念等。我想到唱歌的也是一个独行者，很可能就是我曾见过的人中的某一位。他的唱歌技巧完全是“草原式”的，从而让我觉得那歌声不是从喉咙里唱出来的，而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他们的表情、歌声都承载着记忆。我如果读懂这些，才能够多少读懂草原。我有时候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本身就是记忆，作家是记忆的记录者。至少，对作家而言记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内蒙古有很多作家是写草原的，所以有人说他们的作品是草原文学，但他们大都生活在城市里，所以就需要经常到草原深处去寻找记忆。因为有关草原的活生生的记忆不在城市，也不在旅游点，而是在最基层的百姓大众之中。
    草原文学作家搞创作并不是为了怀旧，草原文学更不是“向后看”的文学。但我们如果不能读懂草原记忆，我们的作品就厚重不起来。其实不仅仅是草原文学，其他任何民族、任何地域的文学一旦脱离了记忆，都是一种悲哀。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物、事，一旦成为记忆保留下来的时候，它们的意义就会超出原本的它们。或者，当它们成为记忆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其背后的意义。当风沙中传来的驼铃声和牵驼人的歌声被汽车喇叭声替代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消失的不仅仅是驼铃声和歌声，还有对沙暴的蔑视和勇敢精神。当狭小的网围栏让牧马人挥动套马杆快速奔跑变得毫无必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告别了一种豪情。当好些劳动环节被机械替代时，我们会怀念过去的汗水与欢笑。
    去年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天边那一抹耀眼的晚霞》（刊发于《民族文学》2016年第7期），写的是过去草原上“高原好汉”的故事。曾经的蒙古草原上，确实存在过“高原好汉”这种人，他们以盗赶马匹为职业，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赶马大盗”。但“高原好汉”为什么干盗赶马匹的勾当？为了图财？为了不劳而获？好像都不是。他们干那种事，似乎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骑术与胆量。而更为奇特的是人们对“高原好汉”的态度。那些遭受袭击的牧户对他们咬牙切齿，官府有时候也会追捕他们，但总体而言，广袤的蒙古草原对他们却相当地宽容，好多人欣赏他们如欣赏英雄，于是，关于他们的故事也会一代接一代地传诵……但这是为什么？你如果不了解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可能会觉得这种现象很离奇。但你如果了解到蒙古族是个崇拜英雄的民族，从骨子里崇尚各种“好汉”，明白蒙古人与马之间的特殊情感，对优秀的骑手总是赞美有加……你也许就会明白蒙古草原上的“高原好汉”在追求什么，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我曾买到三本书，都是“高原好汉”们的传略，三本书加起来写了好几十人，有内蒙古的也有蒙古国的。我在查阅中发现，越往后他们的人数越少，最后一个“高原好汉”是1961年去世的。随着社会的变革，他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被挤出历史舞台。这是一种必然，同时也是一种缺憾。
    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学的根基，其中包括民族的记忆。所以想写好自己的民族，不管是写现代生活或者写大都市的蒙古人，我们必须从记忆深处寻找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经常深入到草原深处，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