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在青藏高原行走年岁的增加，愈加觉得应该为这片高寒之地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以此来对应广博深厚的雪域圣地。
    《阿里，阿里》出版以后，多个省市援藏领导小组或援藏人员联系到我，希望为他们写一些文字，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相关省市执行中央政府对口援助西藏政策以来，多地涌现出大批援藏题材作品，我依然不为所动。
    不写受邀之作，不等于对援藏这件国家大事不关注。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西藏堆龙德庆区定点深入生活，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也是一位援藏者。
    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和回望半个多世纪，即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以来，内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与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与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问的主题。
    某一天，我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不停地催促司机开快点，司机问我这么急干嘛呀。我说做援藏干部的节目。他立即转过脸，提高嗓门问我，什么是援藏干部？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我问他是哪里人，开了多少年出租车。他说是长安县人，现在叫长安区，在西安城里开了20年出租车，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名字，嗨嗨，援藏干部。
    说话的当儿，车身一抖，差点撞到路边护栏上。我惊得半张着嘴，望着两只麻雀从石榴树飞向雪松，浓密的松针间并没有鸟巢，但依然义无反顾，悠然轻盈。
    西安暮冬的清晨，空气总是那样粘稠，撞开麦浪般的浮尘去赴一场文学盛宴，为一个区的文学爱好者讲写作。教室在四楼，并无电梯通达，上楼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位老先生被人搀扶着，走得缓慢而蹒跚。老人头发没有全白，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互动提问时，他双手撑着桌沿站起来说，40年前听茹志鹃讲她走村串乡动员老百姓抗日的经历，今天听小杜老师讲西藏故事，讲孔繁森为什么二次援藏的故事。我立即起身双手合十，向他表示敬意。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望向窗外，梧桐高过窗棂，枯叶飘落一片，又飘落一片。风过时，哗啦啦脆响，光裸的枝干在冷意中愈显苍劲，树皮莲花一样被拂起，露出斑斑驳驳树的脸。睫毛闪烁间，想起广袤的藏西和藏北大地，无论是农牧民还是机关干部，只要不走出当地，从睁开眼睛看世界到耄耋老去，没有谁见过如此高的树木，这般繁盛的萧萧落叶，因为他们一生一世不知道树长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甚至连一株高过脚踝的植物都不曾见过。
    西藏就这样忽近忽远，似风似雨又似霞，与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无力逐一向所有人解释，讲述我眼中的西藏不是那么简单，我经见的藏族同胞深广如海，缤纷盎然。
    的确，我不应该一直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诠释一个领域、一种姿态、一个人的万千思绪。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双外来者的眼光，一颗关照远方的心灵，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写什么和怎样写是每个写作者必须面临的考验，为此我辗转纠结，惆怅满怀。
    哪个点才是小说的种子？这种子如何生根发芽、茁壮蓬勃？一个听来的故事如同雅鲁藏布江之夏，汹涌浩荡、一泻千里。
    那位热血青年原来一直藏在记忆深处，我是多么欣慰，还有一方润泽失败者的清净之地，他在我心中，不离不弃，从模糊到清晰，从笑谈到肃穆。
    我把他从尘封中请出来，走近他，打量他，探究他，与他屈膝长谈，同床共枕。其实，我万般清楚，他是不情愿被打扰，不想被人知道，如果还活着，也是隐姓埋名，如果已经离世，更是寂寥无声。
    好像是2011年6月过罢，我请一位当地官员帮忙寻找从阿里到拉萨的长途汽车，他是一位“藏二代”，父辈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较早一批援藏者，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曾经有一位青年学生，从内地千里迢迢来到西藏，有关部门希望他留在拉萨工作，所有部门任由他挑。可他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就把他分配到藏北一个县当老师，校园里第一次响起了二胡笛子声，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热闹，两个月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向，有人到内地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感觉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西藏。
    记得非常清楚，听完这个故事，我俩相对而立，哈哈大笑，高原阳光照耀在脸上，刺得两只眼睛不能同时睁开，嘴唇虎口因为皲裂，笑的时候撕扯得疼痛，伸手去摸，抹一把艳红。
    这位知识青年就是柳渡江的原型。
    确定了男主人公，就得有一位女主人公相匹配。西藏和平解放60余年，雪域高原是否经历了汉地那样的政治风云、历史变迁？她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心路历程怎样、两个人有什么样的交集？思索良久，认为两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藏北高原，尤其是茫茫无人区，但他们肯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人相连，还有事相牵，这人就是柳巴松，这事就是援藏。柳巴松便成为连接柳渡江和南宫羽的桥梁与纽带，同时也串联起几十年风雨援藏路。
    这条路不是康庄大道，没有浩荡气势，有点荒僻甚至私密，属于一个人的心灵史。
    作家写一辈子，永远也绕不开自己，我非凡人，南宫羽当然有我的影子。
    万物生灵都有关联与矛盾，和谐与斗争并存，小说是人学，更是社会学，自有避不开的法则。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冲突又在何方？是自然环境的？时代背景的？还是民族认知的？或者是人性原罪，种种可能都有，而每一种可能背后都有相匹配的庞杂内容。人物命运、性格特征、政治生态、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动物植被、气候地貌等一切，都需要谨慎取舍，细细铺排，悠悠锻造。
    所有成品都是简单的，成书过程却相当杂芜，千头万绪常常使我怀疑自己，内心的坚韧是不够的，强健的身体很快被拖垮，在庞大浩繁的工程面前，所有豪言壮语和妖艳玳瑁都一败涂地，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广厦千间，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抗争。从开笔动工，每天日出而写日落而息，朝思暮想，念念不忘，调动思维肌肤乃至血液，目的只有一个，让柳渡江、柳巴松、李青林、欧珠久美、老白、扎西校长、王副县长、河北大胡子们栩栩如生，让南宫羽、土丹卓玛、秦姨、冀苗苗们风姿绰约，让所有人动起来舞起来，不但让有生命的人物多姿生辉，请他们的影子也随之蹁跹。
    话剧人物在舞台上张扬个性，小说人物在细节中鲜活生动，无处不在的细节最能检阅小说家的功力。洋洋洒洒30余万言，单靠语言、情感、意念、景物描写是支撑不住的，海量的信息源自几十年的储备和积累，信手拈来靠驰骋万里的魄力和自信。
    有人说小说不讲政治，只是男女纠葛，情感波澜，与政治毫无关联。其实小说讲大政治，政治像阳光空气和水，无时不在，如影相随。谁说托尔斯泰、路遥不是政治家，《离骚》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源头，《论语》是儒学思想的原乡，鸿篇巨制不可能没有大时代大政治。所幸，我有在藏区跟随慈善机构做公益的经历，接触过众多当地人、外来者、知识分子、普通农牧民，悲悯和仁爱是我的文化立场。
    知道写不出扛鼎之作，但虔诚和努力是具备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以我的视觉平视那片高地，真诚地呈现出这部援藏史。
    《红雪莲》从素材积累到成书历时数年，也把自己变成了一朵红雪莲，经受风霜，历尽严寒。仓央嘉措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我想说的是，我创造了一部《红雪莲》，我就是汉地最艳的雪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