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让叙事进入到诗歌，增加诗歌中的叙事成分，是诸多诗人们已有的成功尝试，属于它的“开拓性”其实已变得微薄，但对它的言说和梳理似乎还有相当的必要性，毕竟，对它的抵御还是普遍自觉，给诗歌加进“新的负载”并不是通识，尤其是在“叙事诗歌”一直遭受漠视、未充分展开的中国背景之下。
    整合，从其他中汲取，是我一向所看重的。诗歌也应当有一个庞大的、吸收良好的胃。它不仅要从叙事的文体中汲取，也应向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学的……在一切人类的智慧中汲取，成为它的有机部分。
    2
    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就像是它让诗歌发生着反应，物理的甚至是化学的，让它变得更加丰厚、浑浊，生出更多的向度，自然其“外延”也随之拓展。这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相称”，是艺术发展的内在动能，是诗歌自我生长和繁殖的趋向之一。我不会轻易否认艺术的生长性或“进化论”，任何一种具有伟大感的创造都应具有前人艺术经验的综合，同时，又是“对未有的补充”，诗歌当然也是如此，更应如此。
    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叙事的介质”而非“叙事诗”，它并非惯常的“叙事诗”的完成，它也并非再次让叙事性成为核心而忽略抒情性——我看中的是前人经验之后的变化、拓展、丰富，以及重新的注入。
    谈及诗歌的叙事性，我首先想起的是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献给父亲的挽歌》。这是一首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诗，其中有一小节《回答》，他为进入到死亡的父亲虚拟了声音。巧妙的是，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指向相悖，而它也完全可以由同一个人做出。马克·斯特兰德在叙事性中注入了撕扯的力量，从而使它更耐回味。它是对具体的“这一个”的追问，但同时又是针对于所有人的，而那种貌似的不经意又能让我们进一步“感同身受”。在《献给父亲的挽歌》中，马克·斯特兰德按捺住情绪，他平静描述，却在具有叙事意味的描述中建立了层层的、旋转着的涡流。我们可以拆解诗中的每个语词并加以阐释，解析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解析它的言外之意，解析它内在的哲学思考……而在另外的诗人那里，叙事所带来的歧义和丰富却那样不同，譬如在西尔维娅·普拉斯那里，譬如《珀耳塞福涅两姐妹》，譬如《锅匠杰克与整洁的少妇》（它完全由引语来完成，仿佛在诗的一侧站着一个不停诉说的人），譬如《与挖蛤的人一起做梦》——在这首诗中，由情境开始，更属于“故事”的部分被普拉斯安置于“前史”，而这前史则交给了隐喻：“枯燥的朝圣之旅”。是的，这首诗充满着梦幻般的气息，它的芽茎一直在生长，即使具体化的、叙事化的情境描述也不能让梦幻的感觉有丝毫消弥。叙事性，在这首诗中建立起的是延伸通道，它延伸至语词的外面很远很远，需要阅读者调用经验和想象补充，诗中只说她回到了小镇，“什么也没变”——谁能言说她的离开，究竟经历了什么？她返回到“什么也没变”的时间和这座称为家乡的小镇上，谁又知道她身上的变化，和她对变化的可能隐藏？隐喻化的前史有着极其模糊的指向，其中巨大的歧意性让我们无法准确确认，即使在诗歌最后突然渗透：“他们阴森如石像鬼，常年蹲在海的边界，/在缠绕的野草与海草之间等待，以便/在她首次爱的行动中诱捕这任性女孩……”情境是具体而稳固的，但她的前史和对前史的猜想则是跳跃的，“未完成”的。
    马克·斯特兰德诗中的叙事介质使他的诗获得了丰厚，这丰厚多少来自于“思”的成分，它容纳阅读者不断向里面注入自我的生命认知，并让你审视；普拉斯诗中的叙事介质同样使她的诗获得了丰厚，不过这丰厚来自于我们对“事件”和发生的想象，它吸纳的是“体验”、感受和猜度。
    3
    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它另一显在的用意应是粘接“现实感”和“经历感”，让对它的阅读都更有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它会将你吸入，让你成为参与者，甚至会调用你的相似经验以完成诗歌在言说中点到却有意不曾充分表述的“未尽之意”。谈及现实感，我首先想到的是爱尔兰诗人希尼。希尼善用叙事的辅助完成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他承认，他尝试“要使那种生活的真谛具有一种具体的真实性”，“最为欣慰的时刻是诗作显得最直接，成为其所参与、所辩护和所反对的世界的一种最前沿的再现的时刻”（《归功于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是的，他的诗因由叙事的介入而生出了“日常生活的神奇”，他致力于“再现”，致力于运用把“具体的真实性”和“生活的真谛”粘合于一起的神秘药方……譬如他反复被人阐释的《挖掘》。诗中，“我父亲正在挖掘”的情境完全是现实性的描述，仿佛将我们的目光也吸引至窗口，和西默斯·希尼一起向窗下看去——它在把我们拉入场景的同时也把我们的情感拉入进来，让我们成为诗歌的参与者、情感的参与者。诗歌的叙事往往会把我们看成是具有参与感的“观众”，或者是经历者，它要用叙事的手段建起“戏剧”的纬布，让我们跟着戏剧的上演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投入，直到阅读者和写作者悄悄地融为一体。
    譬如，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它几乎全然地交给了叙事，为了强化其真实性，雷平阳甚至不得不牺牲部分的“诗意”而将时间（今天早上10点25分）、地点（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落实，努力让我们“信以为真”，仿佛这一过程就在眼前发生，仿佛我们是其中的旁观者，是想要抽身都有些困难的经历者——那种弥漫着血的腥气被我们嗅到了，那种痛感也因此作用于我们的神经末梢，仿佛我们始终“看见”。这种看见的、仿佛在场的力量与一般抒情相比较，我以为它或许更震憾一些，也更为直接、浓厚。
    4
    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另外的用意也不应忽略：它会强化诗歌的陌生感，强化“意外”，强化具体差别，从而使写下的诗歌与旧有完成区别，生出更重的新颖感，甚至“灾变感”。求新求奇，是训练有素的阅读者普遍的心理，没有谁愿意只阅读那些已经被惯常言说过一千遍的旧识，没有谁愿意咀嚼被别人咀嚼过一小时之后的口香糖，在诗歌抒情性意味被惯常不断消耗的当下，叙事性的注入大约是让诗歌言说生出新意的有效方式。
    在《广西文学》2016年11期“双年展”的诗歌中，也不乏有效的、成功的范例，譬如朱山坡的诗歌有意用叙事为基底，耸立起的却是思和抒情，这一有意而有趣的“悖反”让我看到了新颖；大解的《有神记》则打通神话、虚构、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壁垒，他轻松的穿越让人感叹；刘春的《叙事》故意直白，故意用叙事的样貌“反叙事”，他埋伏了反讽性，在这里，延展出的是另一种可能。《高处和低处》中，年轻的陆辉艳在这里选取的叙事不是延续性场景，而是“片段”，但在这个片段之外有明显伸长的根须，让人感吁。李南的《老约翰谈一场战争》是卓越的，它有着充沛的光；而郁葱、北野的诗歌则有涡流的回旋，他们说着旧事和记忆，在不知不觉中会让你沉入。
    叙事的介质融入诗歌之中，可以增加诗歌的丰厚感、浑浊感和歧义，生出更多的向度；可以使阅读者更具“亲历”的现实性，让阅读者有更多的身心投入；可以使诗歌样式从惯常的抒情样式中挣脱出来，从而更具新意和陌生。除此，叙事的介质融入到诗歌，还能较好地打通时间的困囿，打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困囿，增强其自由度；它还会部分地强化诗人的个人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