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书话】
    大凡喜欢读书的人，总想有自己的书桌，倒不是为了在桌前正襟危坐地读书，只是有了书桌，身心才觉得有倚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读书人而无书桌，便不能用功读写。虽然读书也可以睡卧以致瘫坐，但如此模样总不利于真心用功。
    清代嘉庆、同治年间，浙江归安县有一位吴云，他号愉庭，历官苏州府知府，性嗜古器，精于书法，著有《焦山志》《古铜印存》《两罍轩彝器图说》等书，留有《愉庭老人家训》手稿一册。其中写到：
    吾生平所到之区，无论阛阓之中，与夫茅第湫溢之地，必设一书桌，否则身无归束……读书人家中不摆书案，一味闲散，尚得谓之读书人耶？
    此公不论身在繁荣街市还是闭塞乡村，所居之处都要摆放书桌，不然就不知把身体依靠于何处——可见对于读书人，书桌的意义已不限于使用，更是精神寄托。
    说起书桌，明人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有专门的记载：
    中心取阔大，四周镶边，阔仅半寸许，足稍矮而细，则其制自古。凡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
    明代有许多士人生活优裕，对物质条件十分讲究，这种讲究并非追求奢侈稀有，而是要在审美上体现出文人风度。比如这件书桌，尺寸阔大用起来方便，这好理解，但四周镶边仅应半寸、桌角不能是圆角、不上漆这些要求，似乎体现的就是文人特有的审美情趣了。我猜，窄窄的镶边与方正的桌角，大概能显得瘦劲峭拔，这或许与文士的风骨相衬；而不上漆，则直接能看出木头的本色，这或许是为了体现不矫揉造作的书生本色。
    谈到书桌，印象中北海公园西侧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阅览书桌真是好，虽然上了棕色的漆，然而简洁宽大，罗列书籍于其上，颇有些将军“沙场秋点兵”的感觉。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谢国桢先生供职于此，他曾记述：
    在旧都文津街有一处碧瓦朱甍的建筑，就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我们在办公室里，可以看见北海的琼岛和一泓秋水，北海边石栏上依着不少游人，水面上飘荡着残荷，还有几只野鸭子在游泳。那种幽静的光景，真是一个读书的好所在。
    这个情景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真是美好的时空——比邻古建园林，既安心又悠闲，读书间歇还可“游目”。但在谢先生记述的读书场所中，还有更让人神往的。他后来访问南京当时一家国学图书馆，这样记述：
    ……我到后院一间房子里居住，院内有一丛芭蕉和一棵梧桐，点缀着许多花草，朦胧的初月，看不清楚了。到夜晚来，虫声唧唧的叫，风吹梧桐作响，一盏孤灯，照着非常清寂。吃过晚饭后，手里随便拿一本书看，就睡着了……住在馆中，好像在深山里一样，晚来风急，灯火昏黄，读苏东坡的诗和宋人词，听秋虫的凄鸣，如同鼓吹两部……
    想象着这样的读书所在，我的心也沉醉了。北京文津街图书馆里看到的湖山，终究是人造的痕迹，南京这座图书馆似乎就完全在自然中了。芭蕉与梧桐，都是有风雅故事的植物，曾经为怀素所书、为欧阳修所闻，让人联想无限。树叶传递了风声，风声里夹着虫鸣，天上只有初月半弦，书桌上的灯火昏黄，只能照清眼前的书，书中的文字却可以带人到另一个时空的心灵里——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不正是读书最美的风景？
    时至今日，这样诗意的读书所在，似乎不易寻得，普通人一张普通的书桌，应该何处安放？我突然记起，在邓之诚先生的诗集中，曾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迎面是硕大的窗户，书桌当窗而放，上面没有书，只有水盂、笔筒、铜瓶等小物件，邓先生倒是坐在书桌边的躺椅中，露出一张笑脸来。
    可能，无论书桌安放何处，主人能在书桌边露出一张笑脸来，则得其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