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赵树理与葛水平放在一起来谈论，有什么“意思”吗？有。
    赵树理与葛水平都在山西沁水河边长大、走出来的作家；两人都曾是山西农村最底层的“土娃子”；他们的作品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散发着浓郁的“山药蛋”气息。这样一种气息，是从骨子里发散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沁河的水……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两位属于不同时代的山西作家？因为刚刚到赵树理和葛水平的家乡——沁水县的历山脚下参加了葛水平一部新著《河水带走两岸》的讨论会。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赵树理，也不自主地把两位作家“链接”起来思考一些问题。
    葛水平刚刚当选为山西省新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某个场合，省作协一位领导半开玩笑地对葛水平说：“我们选你当了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为什么你在会议名册上不明确注明？我很生气……”葛水平笑而不答。我则打圆场说：“站在葛水平的角度，我理解她的‘低调’。”
    如果把这种“低调”与赵树理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或许这“低调”内还含有一种难得的对自我认知的“警醒”。在葛水平的这部新著里，有一篇是专门写赵树理的，她从赵树理这位同乡、前辈作家的悲凉命运中获得一种“前车之鉴”的警示，是必然的。
    赵树理在他那个时代，曾经达到辉煌的巅峰。那样一种知名度和影响力，大概今天能与之比肩的作家也不多。赵树理因小说《小二黑结婚》而一举成名，正如到边区访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等所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这位从小能够熟背《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怪书的“神童”，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和文学才华，他用农民式的幽默，土得掉渣的乡村俚语，颠覆了那些常见的陈腐而又沉闷的食“洋”不化的书面语言，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全会上，他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50年代后，他写了大量图解政治概念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因诡异莫测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等帽子，被拉到全省各处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从三层高桌上摔下来，跌断了髋骨，不久便于1966年9月在极度痛苦中告别人世，他留给子女的最后一句话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文学才华造就了他，文学才华也毁灭了他。
    如果有所谓“捧杀”和“棒杀”一说，那么赵树理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不仅仅是赵树理，从其他一些作家的命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文艺批评或文艺批判，只有在有强权介入时，才会产生“捧杀”或“棒杀”的恶果。
    同比赵树理，葛水平的名气当然远未达到这个时代的巅峰。时代环境大不同，靠文学暴得大名、一夜走红的难度大大增加。但葛水平以她一系列作品所表现出的实力，已经让文学界不敢等闲视之。2003年，她以中篇小说《甩鞭》、《喊山》等让主流文坛为之惊诧，此后便连续性地有中篇、长篇、散文集问世。她的作品的写作路数，显然与赵树理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作品中都散发着“山药蛋”特有的泥土气息。
    说赵树理是一位“速朽”的作家，可能太残酷了，很多人接受不了。但赵树理的那些作品，与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一样，除了具有在文学史上录以备存的价值，今天还有几个人会读那样的东西呢！因此，与赵树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生命终结后，最可怕的是他们的作品也随之归入尘土。对于一位有着难得文学天赋的作家，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
    评论界很多人，把葛水平视作“山药蛋派”的传人。短暂的名声常常如同泡沫转瞬即逝，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完全要靠作品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保持创作者独立思考的立场和作品文学品质的纯粹性，大概是作品获得持久活力的最重要的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