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
    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为它写一部书。一如当你爱上一个人，就想为他（她）写一首诗一样。
    36年前，我开始在重庆的求学生活，那一年我18岁。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重庆，远走云南。到2014年春天，我为我的第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吾血吾土》到重庆做最后的补充采访，在不经意间了解到重庆的抗战历史文化。那时有那么多的大师巨匠在抗战时期都聚居在重庆，茅盾、老舍、巴金、冰心、梁实秋、林语堂、夏衍、阳翰笙、应云卫、吴祖光、洪深、金山、白杨、秦怡……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以舞台上的演出宣传抗战、弘扬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文化抗战，正是我想在表现抗战的书写中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国土可以丧失，军事可以失利，士兵和百姓可以牺牲，但我们的文化从不曾被征服，也永远不可能被侵略者征服。
    2015年，我几乎移师重庆。买菜做饭、吃小面、烫火锅，在拥挤不堪的车流人流中从江北到南岸、从渝中区到沙坪坝四处奔波。我需要重新接上地气，重新找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温度，尤其是，需要重新发现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朋友们。中国的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运动始自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中国劳工索赔案、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细菌试验案、慰安妇索赔案、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平顶山大屠杀、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等，共有20多起对日索赔案直指那个应负起历史战争责任的政府。战争索赔是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法律问题，可对一个战争受害者来说，却只是讨个说法这样简单的道义问题。在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们的接触中，我才慢慢地发现，这群白发苍苍的索赔者实际上在向我们这个社会传递着某种久违了的精神气质——维护民族尊严的勇气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自信。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和平有什么保障呢？文明世界的正义又在哪里呢？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普通的大轰炸受害者，绝对想不到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与索赔会牵涉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搏弈，并且这种博弈从二战甫一结束就开始了。在美国的制度设计和军事庇护下，日本成为“最好的战败者”。但这种“好”只是对西方世界而言，对日本战后的恢复重建而言。今天日本的法庭，绝不会对一个万里迢迢前去打官司的战争受害者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好”。
    实际上，许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要一次又一次地自费去日本伸张正义和公道。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步履蹒跚、白发飘零，尽管一些受害者在漫长的诉讼中含恨命赴黄泉，尽管所有的索赔诉讼都以败诉告终，但是人们没有放弃。一个受害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去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些日本人不会晓得他们在重庆犯下的罪行。”
    这是一个民族的正义行动，是一座城市的声音跨越了国界的呐喊，是一个个普通平凡的中国人自觉肩负起来的民族尊严和世界正义。它和重庆人当年在大轰炸下仍然坚持话剧演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是一脉相连的。这样一群肩担道义的人，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正如其中一个人说的：“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
    我希望自己的书写能为这些证人与证言留下鲜活形象的注脚。在真实宏大的历史和超乎想象的人生命运面前，一个作家可能只配当一个注释者。我近些年来致力于抗战历史的书写，总是在历史老人白发苍苍的微弱光芒中寻找前行的道路。这光芒在纷繁的尘世中若隐若现，在典籍的书堆里如火种般坚韧而温暖。历史老人在山城的浓雾中冷笑叹息，皓首白头、创伤犹在的大轰炸经历者在沉重不堪的回忆中悲伤哭泣。如果抛开身边繁花似锦的升平景象，你会发现，战争的创伤还在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隐隐作痛，幸存的战争受害者还在某个黑夜的孤灯下独自垂泪。过去我在提笔写作前总是行走于大地，现在我更多地穿行在时间的经度和纬度里，寻找那些遗失的珍珠和还在闪闪发光的记忆碎片。在重庆这座以火锅闻名的城市里，我的激情一次一次地被激活，仿佛每一个细胞都膨胀沸腾起来了。
    这是一部向一座勇敢倔强的城市致敬的小说，是向一段不屈的光辉历史致敬的颂歌。当然，一个小说家总是要写爱情的，我还想通过本书，向不平凡的岁月中一场伟大的爱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