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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怡芬: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鱼尾纹》创作谈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花城》杂志 杨怡芬 参加讨论


    《鱼尾纹》说的是2004年的事情。和现在,隔着十二年。
    十二年的光阴,叫做什么?有叫一轮的,十二年间,我们可爱的值年生肖们从鼠值到了猪;有叫一纪的,岁星(木星)绕地球一周约需十二年,是为一纪。唉,无论一轮或一纪,十二年,真够长的,长得足够让人生出隔世之感。有时候想,这些年,如果不在写小说,我很可能会耽于中年之后的安稳,说是淡泊也好,麻木也罢,就只安于当下,忙于养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可是,人到中年,作为“写作者”的那个自己却焦灼不安,她频频回望,感慨万千,竟也想学那无才补天的顽石,写点自己亲历或亲见的事情,不辜负自己来这世上走的这遭。可惜,我这么个大俗人,这些年,我所见的,也不过是些平淡无奇的俗事,这年头对于故事本身,再离奇曲折的,大家也都见过,在这上头实在难以花样翻新;我所感慨的,我想写出的,只不过是人心——这才是一个小说写作者该深耕的田地。
    小说有它自足的疆域,它有它自己的味道、气息和肌理,有自己成其为小说的种种“物质”,如果没有这些,它们就不可能吸引我这么久——直到现在,我还在抗拒成为一个标准的“小说家”,还是对太过“文艺”的生活存疑。在这样的吸引和排斥之间,我只有希望我写出的小说,至少先合乎我自己的理想:它是在世俗当中的,却又能成为一个超脱世俗的存在;它也许会努力长成世情小说的模样,但它又不是能被社会学来简单解读的。小说,对我来说,是个玄奥的存在。从我开始阅读起,众多文学样式中,我独爱的,就是它;开始写作后,我独爱的,也还是它。我渴望知道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秘密,我愿意把余生都给它,即使到最后也只能无以名之。至于写作中的“主义”,它们一个个都被说得很成体系的样子,我却还是存疑又存疑,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最奢望和最真切的是“主义过时了,主义者们去世了,艺术却永远留存。”
    我对小说“艺术”之秘的理解之一是,且不说描绘美好,就是在呈现丑陋时,仍是富有诗意的。就像《红楼梦》,就像《包法利夫人》。它们都是貌似“现实主义”,而其实哪里是“现实主义”啊?要是按着现实的逻辑去校核,不成立的漏洞,何其多,但是这两个伟大的作家,创造出他们自己想象中的世界,“这世界有它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例外。“小说,原就是虚构的事物,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它披着仿真的外衣,它想在文字中为已经消失了的时间画像,它暗暗期待能得到从那段时间一起走来的读者的共鸣。
    是的,共鸣,它是我此刻想要的。在《鱼尾纹》里,那段时间,就是从2004年春末到仲夏的日子,再具体一点,就是江南的梅雨季节和出梅后的大夏天。当你进入我的文字,如果能重新见到那段时光,在一些瞬间,看到自己或友人模糊的影子,我就无憾了。
    细节,是构建小说世界的基本物质,没有它,小说就不成其为小说——至少,我是这么坚定地认为,故而,采用如此绝对的句式。我的小说,是横着生长的,每向前一步,身后都拖着细密的纱网,你可以很痛快地批评我“拖泥带水”,但我肯定会很严肃地反驳,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挨批久了,多少总要低些头,于是,我也有点掌握如何阔步向前的技巧了,我对自己说,我得多写几个疏阔的,主干清晰的,读起来还爽利的,证明一下非我不能也,是我不为也。这有点好笑,但我真的在这么做。但《鱼尾纹》肯定不在此列,它是我的任性之作——对《花城》给它的宽容,我深深感谢。在这个小说中,故事每行进一步,背后都拖着“细节”的轻纱;故事怎样发展,我并不十分着力,我在意的是那些2004年的日常细节,它们在悄悄编织一个时空。有些细节,只是一闪而过的,有些细节,是反复出现的。那些一闪而过的,连缀起小说毛绒绒的触感,它们会构成一些闲笔,在主干之外,蔓生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让小说之树的倒影在渊薮中更加波动有致;那些反复出现的,它们是经线和纬线,是这个小说材质坚实的质地,它们决定着这个小说能否站得住,或者,是否走得远。作为一个认定“细节就是一切”的读者,只有故事,没有细节的小说,一点也不能吸引我,那么,如果你是急于想知道“故事会怎么样”的读者,也许,会对我的《鱼尾纹》感觉不适。但万一你和我一样,也是对细节痴迷的呢?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我们来一起沉溺吧。2004年的初夏,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呢?把你的经历,融入我的细节吧,我暗暗希冀。
    在写过一些创作谈之后,创作谈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发难了。写作十五年里,我把我的写作经历和写作态度一说再说,到如今,实在说不出什么新的了。好在具体到眼前的这个小说,总是有的说的。比如,说说《鱼尾纹》这个题目。这小说的原题叫做《羞》,想来想去,到最后还是改成了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消失的原题,却正是我想说的东西。在2016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有凤来仪》里,我想说的,也是这个东西。知羞然后才有耻感,知耻然后有勇,而据我的观察,在如今居社会中坚的中年人中,遑论“耻”,就连“羞”这样的感觉,也是很少有了。大家都觉得自己纯洁无瑕,稳居道德高地,有错的,都是别人。我的女主角们,她们至少是还知羞的。
    对我“创造”的人物,我从不曾居高临下地鞭挞,连讽刺,也很少给。我从来是体贴他们的。但,这回我重读《鱼尾纹》(像读别人的小说那么读),我却看得脊椎骨阵阵发凉。在我貌似体贴的叙述里,一股毒辣森森然萦绕其中,这是我在写着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的。《鱼尾纹》讲的故事,并不新鲜,沦陷在物质欲望里,多的是这种放弃自尊却还以为自己在往上走的人。我一直以为,我和我的人物,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行动的,可这回,我看到了自己与人物的疏离。因为这份若即若离,我才有这样毫不留情的刻画,绝不放过一个不堪时刻,阴森森看着她一点点自我毁坏、崩塌,到最后,我却又轻松地逃离,独留她一个人在小说里。我相信她很快会疗好伤的,因为,在这小说里公开的隐秘,在她的“世界”里,还是被小心包裹着的。可我真的不知道,经过这样一番羞辱之后,她将走向何方。从2004年的小说空间,跨越到此时此刻,我的“朱颜”们可还安好?或者,她们也已经变成一个个自认纯洁无瑕的人?
    我不敢多想。我希望她们还是知羞的。
    还是继续说小说吧。我一直很喜欢小说里有散文的味道,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比如魏微的小说。但,喜欢归喜欢,我还是比较谨慎地遵从小说之道——对于文体,我是有一些执念的。在近两年,我发现我有点胆大了,小说里依稀也有了散文的味道了——难道回望的姿态,本就是散文的?这些散文的触角,生成了一些意象。比如,在《鱼尾纹》里,夜海的意象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夜海是白的,“栀子花香搭配洒满银白月光的海,是个良宵样子”,为了放松心情,她想向丈夫求欢,但丈夫却怕影响她第二天的考试而拒绝了;第二次,夜海是黑的,在一场由她发起的带着屈辱的欢爱之后,在旅馆里“她打开窗,这时节,海边的夜风还是凉的,好像夏天永远不会来了一样。海就不远处,黑黑的,软软的。”如果没有整体散文化的意味,这样的意象,就会显得突兀,而现在,我觉得它们是妥帖的。我喜欢这两处的对比,也喜欢散落在这小说各处的那些小小意象。
    我所认定的小说的“艺术”,就是由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小意象来定义的。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讲解《包法利夫人》时说道:“内容也许粗俗低下,作者却用悦耳而又和谐的文字表现出来。这就是风格。这就是艺术。唯有这一点才是一本书真正的价值。”信然。严肃的小说,本就该是泥沙俱下的,因为,生活本就这样,你在《鱼尾纹》里看到的,多的是这些泥沙。一个写作者,如果把心力放在对生活的粉饰和拔高上,我觉得,那才是对小说写作的亵渎。
    小时候读《三言两拍》,看他“雪狮子向火”般兴兴头头渲染一通之后,总以最正经危坐的劝世语作结,当时觉得这样的文体实在好笑无比,左不过是作者的狡猾罢了。但现在自己身为作者,才觉得,在俗世中,有这样的结语很有必要。记得2009年《花城》发了我的一个短篇《迷藏》,说的是一个未婚第三者如何痴迷于她的已婚男友的故事,有个女记者特意来跟我讲:“我真的很不喜欢你那女主角。“我很认真地跟她讲:”我能写到让你很不喜欢,就算我成功了。既然你很不喜欢她,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当你可能像她那样做的时候,你会断然拒绝自己,那么,也算我的小功德了。“现在,我也把我这个曾经的回答写在这里吧。当然,只是写在这里,不是写在小说里。
    你别笑。我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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