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因网刊的提问，久矣乎相忘于江湖的“历史小说”，又成了一个话题。
    “历史小说”一词虽约定俗成，实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模糊概念，禁不住追问和深思。历史是实录，记载已经发生过的人和事；小说重想象，刻画可能发生的人和亊。虽然实录很难绝对真实，虚构大多有所依据，但实录和虚构仍是两个相悖的概念。“纪实小说”“传记小说”都属此类。所以我从来称之为“历史题材的小说”。但如果进一步深究，新问题又出来了：人间真有百分百的“信史”吗？那些汗牛充栋的正史、野史，依据尊者、亲者、仇者和“敌、我、友”的“内外有别”传统，不知已作了多少“隐恶扬善”“隐善扬恶”的取舍、扭曲和伪造。“罗生门现象”是古今普适的。然则从众称“历史小说”也无不可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前后，历史小说如雨后春笋，就引发过一场“历史小说”定义的大讨论；茅盾先生写了带总结性质的长文，但仍未能统一认识（因为它本身是无解的），似乎只是对“大事必须循史，细节可以想象”这个原则取得较多的认同；而实践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臧否由人，文责自负。
    网刊认为，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西来之后的一些历史小说，比如王小波的《红拂夜奔》、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等，叙事策略里隐含着某种“元小说”的逻辑，一开始就把作者的当代性身份，以及“处于当下的历史想象”这一实质和意图作为创作的前提毫不隐讳地暴露出来，迥异于以往的历史小说把文本视为与现实平行的“第二现实”,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都与描写当下现实的小说大不一样。有人问我如何看待历史小说的这一“当代主义”倾向。
    我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小说体裁，而非“历史小说”写法的演变。从文体上区别开来，问题就比较清楚：一种是根据史料，规行矩步，力求“再现”的现实主义小说；另一种是摭取一点史料，借题发挥，表现自我的现代派小说。借用影视剧分类，将后者称为“古装小说”（不含褒贬）还更准确些。这种文体也非自今日始，鲁迅的《不周山》已开先河。鲁迅创作《野草》《故事新编》，翻译安德列耶夫，是介绍现代主义文学的先行者。
    从写作看，写“历史小说”事倍功半，写“古装小说”事半功倍。这只是就难易而言，无褒贬之意。道理很简单：越想逼真历史，就要读越多的古书。郁达夫说过，他为写短篇小说《采石矶》，从琉璃厂花高价买来线装的黄仲则（清代诗人）的《两当轩集》通读。而发表后得的稿费还不够写作中的香烟钱。一个短篇如此，写《李自成》那种长篇巨著、《上官婉儿》那种长篇系列，所下的案头功夫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历史小说空前繁荣，而长篇多短篇少，数量不成比例，大概与这种“得不偿失”的原因有关：材料越多，当然越要充分利用。
    写古装小说主要凭仗作家的才气，天马行空，涉笔成趣；写历史小说则处处是知识、事事皆学问，既要通史学，又要通文学，两“通”缺一不可。明史权威吴晗奉命写《海瑞罢官》剧本，写出来根本没法演，剧团编导、演员费大劲才改得能搬上舞台；老作家姚雪垠为写《李自成》，下十多年功夫研究明史。历史是严谨的学术，处处需要考证，而越具体的事物越难考证。某朝某代，大到典章制度，小到衣食住行，当时不言自明，以后都成了学问，不能以今概古，不能想当然。越要写长、写细、写活，越会发现处处是绊脚石。两“通”问题，写中篇比写短篇难；写长篇比写中篇难；拍影视剧又比小说难：小说还可藏拙，以叙述代描写；影视绕不开，一切要具体出现在画面中。作家信笔写下“椅子”二字，导演就得请教专家，那个朝代的桌椅什么样。官职品阶固然极其复杂；姓名称谓也是一整套学问：姓氏字号、自称他称、尊称卑称、正称别称，规矩周详，一不小心就错。大导演李翰祥拍《火烧圆明园》，请了那么多历史顾问，还遭许多专家指责这不合那不合；等而下之者，更难免“穿帮”处处，笑话百出。香港艺人干脆“戏说”，避重就轻，正是他们聪明之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历史小说的语言问题极其重要。除了不出上述诸方面的“硬伤”，人物的对话、作者叙事的文字和笔调，都要非今非古、既今又古，不能太口语化又不能完全书面语化，要能营造出特定的氛围和语境，读起来舒服、自然、有味，分寸非常微妙。孔夫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好移用于此。文、史两“通”既平衡又高水平，当然再理想不过，但恐怕可遇而不可求。就我的阅读范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应算首席代表罢。中国作品则《李自成》第一卷（初版本）最好。
    二
    网刊告诉我：“现在有人把喜欢历史小说的读者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读高阳的，人数较众，问我对此的看法，并询及我最喜欢的历史小说作家。
    我对读书界很陌生，不知他说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以我看，高阳的史学和史识粝养，在历史小说家中无人可比肩。但他的小说有个通病：虎头蛇尾，开头很精彩，越往后越粗，笔头跟着材料走，演义化、说史化。知识性大于文学性。但信息量丰富。《红顶商人》比较完整些，但还是后面不如前面。我想这与他以笔谋生，写得太多太快太长有关。有些很红火的历史小说我曾读过一点，书里许多小故事是从正史野史照搬的。我既知其出处，觉得太张冠李戴；写得也粗糙，禁不起推敲的地方很多，读不及十一就废然而止了。其实史料翔实、写作精致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是可以列举不少的，如《风萧萧》《白门柳》《上官婉儿》《少年天子》等，但反响远不如某些有错谬的当红作品。这现象涉及一个问题：历史小说挑读者。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育空白，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普遍缺乏阅读历史小说的知识基础，严谨型的作品自然被通俗型的作品取而代之。比如写“十月革命”的长篇小说，我年轻时最喜欢《静静的顿河》；多年后读到《日瓦戈医生》，觉得更为深刻并且互补，但比前者难啃。今天的读者就会连《静静的顿诃》也感觉难读了。
    我曾经喜欢读历史小说，读过的好作品不少；但不能排座次，没有一个“最”。小说的写法，似可粗分为两类：展开的写法和浓缩的写法；历史小说亦然。前者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后者如井上靖的《天平之甍》。前一类作品浓墨重彩，雄伟壮阔，如长江大河，雅俗共赏；后一类小说叙事简练，不枝不蔓，如小河潜流，只供会心者悠然玩味。1981年前后，我住在珠影招待所改本子，向图书资料室借些书来看。其中有《天平之甍》,开读后颇觉沉闷，渐渐读进去了，读完大受震撼，感到这种冷峻至于“枯槁”的笔调是历史小说的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井上靖以一个日本作家而写中国历史题材，采用这种写法，既是艺术气质使然，也不排除是一种“藏拙”的选择；但从此我对这种过去陌生的风格产生了敬畏和喜好。我对展开和浓缩两种写法并无轩轾，只要写得好，都喜欢读。年轻时候认作家，后来渐渐认作品：无名作家可能出手不凡，著名作家往往出败招。但随着年龄增长，出现一个趋势：中年以前更喜欢前类作品，餍足如饫盛宴；中年以后更喜欢后一类，仿佛品小吃清茶，易读完、有余味。我认为再优秀的小说家也应当掌握两个“节制”：一是不要写得太长，太长令读者望而却步；二是不要写得太多，太多容易粗糙。《战争与和平》当然是“全景式”小说的巅峰，但据说在西方早已读者寥寥；我视为经典之至的《旋涡》（哥伦比亚作家里维拉著），还不到30万字。文学从本质说总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以一斑示全豹，不可能包罗万象。记得80年代译介的现代小说名著，如《城堡》《伤心咖啡馆之歌》等等，篇幅都在大中篇与小长篇之间，名重一时的《人到中年》等也如此，我觉得这正是最适应当代读者的小说体裁。余华的《活着》反响远过于《兄弟》，除了别的原因，篇幅当亦有关。当然，写“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更见气魄和功力，我说的只是个人的偏好。
    三
    网刊之所以找我就历史小说对话，是因为我曾经在十来年时间里几乎专写历史小说，甚至宣称要写三部曲，忽然间完全撇开，只写散文了。不解其故，寻问缘由。我自小躭读演义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成年后杂览泛读，中外小说之外，喜读野史、轶事、传记、诗话词话、笔记小品。在书世界中如鱼得水，在现实中却拙如鲇鱼爬竹竿；昧于社会生活，这正是写小说者的不治之症。“文革”时，我已调到一所山区中学，停课时间很多，我就蜗伏饕读，把随身带去的百十本古今中外文学书籍一一重读。后来文艺再生，旧梦重温，历史题材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所写顾贞观与纳兰容若，龚自珍、苏轼与米芾、秦桧与高宗等，都是在山中取读，联想现实，遥接千年，感触最深的人和事。我对正史没有下过功夫，可以说是从文学的通道走进历史，在泛读中积累了些常识掌故，感染了些氛围情调，而且兴趣主要在“人”而非在“事”。加以喜简约不喜详尽的趣味，所以写起历史小说来，取“量体裁衣”的明智态度：写短篇而不写长篇；写个体而不写全体；写一隅而不求“全方位”。总之是力求“扬长避短”，取巧藏拙。
    当时兴致很高。写了几个中短篇之后，又写了一个小长篇《九疑烟尘》，算是《南明三部曲》的第一部。出版后，收到两位作家来信，都认为历史小说还是应当“全景式”的史诗写法；有一位写历史小说评论的专家则干脆说没读懂。对文体的这种分歧，让我颇觉扫兴：我向往原创性，他们强调惯性；我喜欢浓缩，他们喜欢展开；我喜欢小长篇，他们钟爱长河小说。当时大部头历史小说不少，我读起来，既对那些人物和事件已经前知，毫无悬念吸引；又对全景式的结构和细致入微的描写感到烦琐，就渐渐走进了“读历史小说不如读传记，读传记不如读年谱”的窄胡同。有个感觉，我们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似乎定型化了，时代人物故事不同，写法却是一样的。缺乏文体的原创性。借用伍尔芙的话来说，读起来感觉“作品的基础”不是作家自己的亲切感受而是传统程式的章法。倒是《我的帝王生涯》一类彰显作家想象力、笔力和文字功夫的“古装小说”，我还愿意读读。我把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也列入此类。
    “五四”新文学运动引入西方文学概念，我们才有了现代模样的小说。1984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选编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选入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冯至、何其芳等人的短篇小说48篇，质量很高。开新型长篇历史小说先河的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于“文革”前夕。记得我们读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初版小开本时，钦佩兴奋，觉得见到了文学里程碑。那一卷确实写得好。但很快进入“文革”的“非常时期”，这部小说的继续写作成了“准政治事件”，不仅越写越离谱，越写越粗糙，难以卒读；而且连第一部也补进迎合“路线需要”的新篇章，成了画蛇添足，令人惋惜。冯雪峰想写太平天国未能获准，知情者无不惋惜；我想象不出他会怎么写。写历史人物，根据一顶大帽子（起义、镇压、改革、保守等等）分为正面反面，然后按需分配地对前者隐恶扬善、扩善造善；对后者隐善扬恶、扩恶造恶，这似乎是我们写作历史小说甚至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