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的中国诗歌继续在平稳中推进，在多元中发展，繁荣、多元、和谐、共生是诗歌发展的关键词，以底层诗人为主体的非专业写作成为近年的一大亮点。
    当下诗歌问题也并不比以往时代要少。尽管诗歌的交流渠道正在新媒体的狂欢中变得便利和快捷，但是仍有优秀的诗人可能被一拥而上的欢呼所淹没。”
    在被指认为文学阅读碎片化的年代，近五年的中国诗歌继续在平稳中推进，在多元中发展，在沉静中开掘，在喧嚣中分化。繁荣、多元、和谐、共生是诗歌发展的关键词。尤其是新诗、旧体诗词、散文诗、儿童诗出现共同长足发展的局面。其中，少数民族诗歌在关注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整体呈现出绚烂多彩且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同时，以底层诗人为主体的非专业写作成为近年的一大亮点。
    “回暖”与反思
    近年来，诗歌在社会和公众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变，受关注度和影响力也明显扩大，但是研究者应对以上现象做出审慎的分析和判断。
    在碎片化、电子化阅读语境下，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即时性、交互性、日常化和大众化。新媒体尤其是移动自媒体使得诗歌在写作人数、传播速度、接受面积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都出现了新变。而“媒体报道”的点击率法则一定程度上对“诗歌现实”构成了巨大的虚构力量，使得带有“新闻话题”、“娱乐效应”的诗人和写作群体一夜成名，比如余秀华现象、底层诗人、纪录片《我的诗篇》等。诗歌的跨界传播，如剧场化、影视化、广场化等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由此，诗歌在社会和公众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变，受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也明显扩大，但是在诗歌“活动”已达高峰期的时候，研究者应对以上的诗歌现象做出审慎的分析和判断。一方面是热闹的诗歌现场和诗歌文化的多元化，“大跃进”式的诗歌生产，频繁的诗歌活动和奖项，诗歌刊物“回暖”，各种渠道出版或自印的诗集、诗刊、诗选的繁荣局面以及难以计数的微信群和诗歌公众号；另一方面是新媒体和各种活动、奖项刺激下的写作者的虚荣心和膨胀心理，而大众对诗歌“读不懂”的困惑以及对“个人化”、“圈子化”、“小众化”的不满仍然存在。
    近年来，人们对诗歌的普遍观感是重新“回暖”了，诗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身边。而诗歌如何有效地重建与读者的密切关系，是诗歌界不断探索和热议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文艺座谈会中提到传统诗歌和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孔子倡导的“不学诗，无以言”的诗教传统在今天该如何传承？北岛编选的《给孩子的诗》、王小妮编选的《给孩子的诗》、叶开主编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诗歌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天天诗历》的热销以及全国中学校园诗歌节、广东小学生诗歌节，还有电视节目《诗歌之王》《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等的热播，都引发了文学界和教育界对诗教问题的反思。适合儿童和青少年阅读的诗歌选本和相应的教材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推出的驻校诗人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和校园诗歌文化建设。
    “诗缘情”和“诗言志”
    诗歌最难的在于知晓了世界的残酷性还能继续说出“温暖”和“爱”，只有“怨恨”的诗学是畸形的，只有赞美的冲动也是可怕的。
    诗歌既是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的揭示者。“诗缘情”和“诗言志”的传统构成了诗歌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中国梦”、“一带一路”背景下，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近些年涌现出大量的高歌中国梦、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叙事长诗、长篇政治抒情诗和组歌。其中代表性的诗作在抒写重大主题和为人民抒怀的同时在诗歌的思想性、历史感以及艺术架构、想象力和语言上均有一定的探索和突破。与此同时，同类题材的诗歌也存在着挖掘不深、空泛议论、浮夸抒情、缺乏生命体验和真挚情感的弊端。近几年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军旅诗歌写作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宗旨，表现时代的重大主题，携带着生命体温、情感热度、思想深度、人文情怀和社会观照。当然，军旅诗歌创作也出现了一些“短板”，一些军旅诗歌缺乏锐气和担当，缺乏有写作难度和精神难度的撼动人心的大作品。
    五年来的旧体诗词在创作、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多媒体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旧体诗词在继承和创新中力求表达新的时代经验，实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当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显示出日益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据统计，相关诗词歌赋社团组织达3000多个，创作者分布在各个阶层和年龄段。尤其是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建党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代诗词的繁荣发展。其中更为可喜的是，涌现了一批热衷于古体诗词并且带有新气象的“80后”和“90后”青年写作群。借助于这些传统的诗歌样式，青年诗人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和精神景观。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传统形式与鲜活的时代现实的对接，凸显出了个人体验、现实精神以及敢于创新的文体求变能力。
    诗歌是面向未来的，而预写未来的主体必将是青年一代。五年来，青年诗人成长速度的加快不仅与诗歌自身发展的日渐成熟和良好的诗歌生态有关，也与新媒体、自媒体所提供的交流平台相关联，诗人之间的互动和相互砥砺以及快速的诗歌传播都打开了青年诗人的眼界。不过，必须提出青年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一部分年轻诗人在诗歌写作中存在“否定性的面孔”，诗人不能滥用了“否定”的权利，甚至更不能偏狭地将其生成为二元对立的极端。实际上，诗歌最难的在于知晓了世界的残酷性还能继续说出“温暖”和“爱”。只有一种“怨恨”的诗学是畸形的，当然只有赞美的冲动也是可怕的。诗歌不能仅仅局限于“怨恨诗学”，除了表达不满、怨愤和紧张感，诗歌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内容需要去发现、关注和抒写。诗不是贴在这个时代的小广告、匿名信和举报信，它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群和现实中无比丰富的多层次性以及人类的整体命运和精神大势。
    “雾霾时代诗人何为”
    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真正的写作者应该具有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的“介入者”双重身份，从而发现日常中“新鲜的诗意”。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没有诗，就没有未来”，在他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这五年来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
    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巨变对诗歌构成了严峻考验，也为有作为的诗人敞开了广阔天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等问题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诗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强调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诗人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纯粹性和个体主体性，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进行衡估和再认识。无论是现代诗还是旧体诗，诗人都必须面对一个“传统”，即诗人如何通过语言、修辞和想象来面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由五年来诗歌写作中的“现实抒写”，我们注意到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差异很大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的“介入者”的双重身份，从而发现日常中“新鲜的诗意”。
    中国目前有3.1亿的农民工，有2000万在写作，有100万的一线打工诗人。现代性的城市化景观在带来了时代美好前景的同时，也给一部分诗人的写作带来了“乡愁”，最具代表性的是近年来以广东（珠三角）和云南为代表的诗人群落。广东因为经济原因成为“打工大省”“移民大省”，涌现出了大批外出务工者的“异乡”写作，如杨克、郑小琼、许立志、郭金牛、谢湘南、乌鸟鸟等。与此相对的则是较为偏远的“西部高原”，一部分诗人在“故乡”生活和写作。他们感受到的是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巨变以及随之生发出的对现代性的反思，比如于坚、雷平阳、樊忠慰、艾傈木诺、王单单等，都在诗歌中重建了文化的乡愁、地方性的想象和差异性的现实感。
    诗人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其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受到挑战。深入探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诗学价值。
    女性诗歌与长诗写作
    近几年来，大批年轻女性诗人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
    对于长诗写作而言，最大的难度不仅来自于空间和时间，更来自于抒情主体的个人化想象能力，以及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的平衡。
    当下的女性诗歌已经渐渐祛除了偏激的精神疾病的气息，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想象中舒展出内心的潮汐冷暖。或者可以说，这些女性的声音不再像以往那样尖利，而是在静水流深中闪现的幽微光芒和闪电。但问题是，当下的女性写作者之间的面目越来越模糊，尽管女性的精神世界已经足够丰富，女性在文字中也能发挥出感性和想象的才能，但是正是因为了缺乏一种精神提升的力量和开阔的视野，女性写作呈现出窄化和自我迷恋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批涌现的年轻女性诗人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个别致而充满差异性的女性花园，花园里每夜都有人在讲着属于个人的故事。女性诗歌仍然在不同程度延续了“个人情感”写作向度的同时进一步打开了诗歌的空间。在女性独白的幽微闪电的照彻下，我们还要注意女性写作中的生命意识、历史意识、生存意识、生态意识以及现实经验。尤其是翟永明、蓝蓝、路也、海男、安琪等以生态、历史、战争和精神自传为题材的长诗写作，提供了女性写作的另一种景观和可能性前景。
    长诗写作在这五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叙事诗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长诗都展现了当代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提升。对于长诗写作而言，最大的难度不仅来自于空间和时间，更来自于抒情主体的个人化想象能力，以及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的平衡。代表性文本是吉狄马加的《我，雪豹……》《致马雅可夫斯基》、西川的《万寿》、欧阳江河的《凤凰》、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孙文波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柏桦的“史记”系列、周伦佑《后中国七部书》、萧开愚的《内地研究》、雷平阳的《去白衣寨》、陈先发的《九章》、杨键的《哭庙》、王明韵的《长爱歌》、道辉的《大呢喃颂》、胡弦的《蝴蝶》等。这些长诗文本无论是在个体精神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度、历史的个人化、现实体验，还是在写作技巧、修辞策略上都体现了探索精神和实验意识。
    阵地建设与理论批评
    诗歌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的交流活动，使诗歌译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诗歌批评和理论领域，青年一代以鲜活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研究领域成为生力军。
    诗歌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的交流活动近几年呈现繁多的局面，除了各种国际诗歌节和交流活动之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对外翻译工程（含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北师大的国际写作中心以及磨铁图书公司的“诗人互译”工程以及不断涌现的“诗人翻译家”，如西川、王家新、陈黎、李笠、黄灿然、汪剑钊、田原、高兴、树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等，使得近年的诗歌译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诗歌批评和诗歌理论上成绩不俗。尤其是在新诗百年之际，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网、中国诗歌网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的诗歌研究机构以及《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中华诗词研究》等刊物主办的相关研讨会、推出的研究文集、报告和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如《中国诗歌通史》《中国新诗编年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国现代诗学丛书》《中国新诗研究论文索引》《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等。此外，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和江苏作协联合举办一系列“中国新诗百年论坛”活动对诗歌的传统、现代性、本土性、地方性、语言、形式建设、翻译、批评和理论、少数民族写作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而近年来涌现的以“70后”和“80后”为主体青年诗歌批评家姜涛、张桃洲、胡续冬、李润霞、冷霜、王敖、杨佳娴、杨宗翰、孙良好、胡亮、杨庆祥、张定浩、何同彬、刘春、刘波、陈卫、陈均、张伟栋、崔勇、茱萸、熊辉、易彬、卢桢、王东东、颜炼军等以蓬勃的激情、鲜活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元化的研究领域成为诗歌理论建设的生力军。
    对于诗歌的来路、当下以及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诗歌正在不断成熟和快速发展，但是也要注意“时间神话”和“文学进化论”的危险，当下诗歌问题也并不比以往时代要少。尽管诗歌的交流渠道正在新媒体的狂欢中变得如此便利和快捷，但是仍有优秀的诗人可能被一拥而上的欢呼所淹没。由此，观察、发现、再造、冷静、深入、沉潜，是我对当下诗人的期待。
    来路正长，时间会收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