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时间、集体的时间，或问题的提出
    时间是叙事文学中一个特别关键的、重要的因素。时间不止决定了一部小说的情节，决定一部小说的叙事长度，还会决定一部小说的美学，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今天我们就尝试探讨一下时间在当代叙事当中的几种情况。作为一种修辞，作为一种叙事方面的安排，时间会有不同的形态，这几种形态分别又决定了作品的美学属性。这里我想结合一些作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因为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宽阔、比较复杂，我尽量从理论的方面荡开些，尽量通过一些文学叙事的案例来进行讨论。
    首先我想提到的是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的一段话，他说，“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他用非常短的话语梳理了小说史，“在塞缪尔·理查森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与内心的东西”，从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过渡阶段，小说刚刚在欧洲开始世俗化，就像中国的明代开始出现真正世俗意义上的小说一样。到了“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其实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巴尔扎克始终在探讨人和自己的时代之间的关系,以编年史的方式书写了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侵入到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的状况。“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指当时还都不为人所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精细地展开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托尔斯泰主要是探寻人在做出决定和人的行为当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实际上就是已经深入到人的无意识世界如何影响人的命运。再之后，“小说是在探索时间”，他提出来的例证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专门在一个非常密集的短暂的一个时间里面来探讨人的无意识活动，“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而乔伊斯则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两个意识流大师主要就是探讨瞬间时间当中人的存在状况、人的无意识活动。昆德拉还说，“小说家不要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而是要将之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这句话可能是最重要的。他有可能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过于盘桓沉湎于个体经验、个人的时间。一个作家写作的初衷，开始的动因有可能是个人记忆的发酵，有自己的生命经历中“不得不写”的东西，所以他很容易会把第一部小说写成个人的“成长小说”。在我看来，特别没有出息的作家大约是一生都会把自己的经验当作描写的对象——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分？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及早地胀破个人经验、个人记忆，应该迅速地穿越个人进入到历史之中，去寻找集体的经验，“集体的时间”。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当然是由自己的时间经历构成的，但是如果个人的时间经历不与所谓“时代”或是公共记忆之间建立关系的话，这种个人化的东西是很可疑的。当然，伟大作家对个人经验的描写，会有一种深入毛孔的——自然也就遍及人性的一切领域的能力。因为很容易就举出例子，比如说《红楼梦》，这是一个典型的个人经验的写作，但他的个人经验和家族记忆、人性经验，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经验，和一段历史的经验之间，是同构的，或是一个同心圆，说的直白一点，个人经验的核心，与家族记忆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经验以及通常的一段历史经验之间，是同一个构造。这是最伟大的作品，那没办法。
    所以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的才华决定了他的个人经验的价值，这个才华足够大，其个人记忆、个人经验、个人时间便可以成为一切人的时间，这是了不起的。昆德拉要求作家有这样一种自觉，一定要把个人记忆扩展为集体时间，而且要解析其中的谜，一种“欧洲的时间”，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经历的一生，“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就像《三国演义》开篇词里讲到的。这让我觉得昆德拉不但是一位好的小说家，而且也是一位特别厉害的理论家。作为一个作家，他对小说史、艺术史、文化史、哲学思想史的认知，其深度以及纵横裕如的那样一种能力，确乎让人赞佩。
    贰：圆形、轮回以及中国传统叙事的时间形构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现代性”的命题，我想有这样几个层面：一是时间在个体生命中的意义，即，当我们把时间作为一个小说命题和一个美学命题提出来的时候，它的现代性在哪里？现代性的含义在哪里？显然，时间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基础，首先是建立在个体经验之上的，在个体无意识世界当中，它的作用尤其重要，这和古典意义上的时间是有区别的。要知道在古典小说里面，时间通常是被处理的，差不多都已经“非个人化”了。比如说《西游记》，我们阅读《西游记》的时候，人物性格始终是没有变化的，孙悟空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既没有衰老也没有成长成熟，他的性格是固定的；猪八戒也一样，虽然他最后也成了“佛”，成了“净坛使者”，但他的性格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以说“猪性未泯”，仍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唐僧也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圣人，最后还是圣人。从大唐到西土取经的过程当中，历尽了千难万险，走了许多年，但是最后几个人物并没有老去，这就叫“传奇时间”。对此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中有过非常细致的讨论，“传奇时间”和“物理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传奇时间里，人物没有成长也没有变化。这通常是古典小说的处理方式。当然，古典小说也有“世俗时间”，比如说《红楼梦》就是这样。但他在处理的时候，又赋予了一种更大的尺度，就是“轮回”。所谓“几世几劫”，这样的尺度又使单个人的世俗时间被赋予了更为广远的属性，与永恒性。
    第二个层面是“时间的公共性”，即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与本体的意义。时间不但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和公共的，民族的，群体和人类的，是非个人的公共记忆的载体。但是时间本身在中国又是一个最为古老的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几乎是一个百科全书的核心和根本的命题，也是中国人“生命本体论”哲学的核心。稍后我们会讲到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时间命题，它几乎是一个包容一切的命题，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伤春悲秋，登高望远，发思古之忧情，中国人慨叹宇宙，慨叹人生的有限和世界的无限，这些都是从时间出发的。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美学，西方人很少，他们也感慨生命，但是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有“强迫症”一样的关注个体生命的冲动。
    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出时间的几种状况。我归纳的第一种状况，是“完整性叙事”的时间奥秘。完整性叙事主要是从中国传统叙事里提炼出来的一个说法。实际上也是在讲整体性的时间修辞问题或者是悲剧是如何诞生的之类的问题——悲剧是怎么诞生的？它源于时间的完整性。当我们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当我讲到他阶段性的成长的完成，与相爱的人终成眷属，讲到他终于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讲到这儿结束，那自然是一曲“青春之歌”，用古老的说法就是一个传奇，“才子佳人”的传奇，从美学上也就注定了是一个喜剧，这就叫“阶段性叙事”。
    一个人不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停下脚步，可是叙事却可以提前结束，我们的叙事结束在主人公的青春年少的时候，并且宣告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个叙事立刻变成了一个喜剧。如果相反，我们固执地讲到最后，讲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讲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候，那自然就变成了“长恨歌”，一个完整的时间叙事。我所说的完整，是以一个个体的生命为本位的，就是讲述一个人的一生，完整的一生。
    当然，由此也可以延伸为讲述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如《三国演义》；讲述一个家族的兴衰存亡，如《红楼梦》；讲述一伙人的聚散成败，如《水浒传》……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完整性的叙事时间”。这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一个癖好，我们讲故事喜欢从头讲到尾。《红楼梦》开头第一回里，跛足道人和癞头和尚提前就把这个从头到尾的故事用寓言的方式讲给我们了——就是“好”和“了”，好是什么？是过程，了则是结束，同时也是新的开始，轮回的开始，永远是“好——了”这样一个循环。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这是一个悖论，神仙是不会考虑人间的利益的，但是每个人都向往神仙，但又都在追逐世间的名利。“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那些荣华富贵、帝王将相们如今何在？只有一抙黄土而已。他告诉你这个世界的完整性，时间的完整性，便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奔波不和家人相聚，等到哪儿也去不了——就有了这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这歌为什么感人？他就是《好了歌》的一个现代版，每个人听了以后都热泪盈眶，没办法，他就把完整时间呈现给我们，因为我们通常是不考虑完整时间的，假定我们是不死的，我们每天才像苍蝇一样经营，像蚂蚁一样搬运，去积累、去努力。可实际上在更大的哲学时间里，这些都是白费。
    这种时间观的哲学基础，我们来稍加探讨。首先是先秦时期的“自然时间观”，它导致了达观的人生哲学。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能长生”。天和地并不是自己要活，所以才能够长久地活着。所以圣人就从这永恒的事物里接收了教益和真理，“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你先走，你先死，你去争，你历险，抢来抢去没准会惹来祸端。所以这就是老子的哲学，“无为”，以无为来应对一切，而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也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宇宙是如此的广大，你怎么去比？“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与自然追比是危险的和可笑的。所以孔子也回避了他学生的提问，学生问关于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很生气地回避这个问题。
    但是从秦汉以后就不一样了。秦朝的始皇帝怎么死的？其实就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吃了那些有毒的“仙丹”毒死了。秦代到汉代的皇帝，一直到南北朝，都喜欢吃这些东西。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和药之关系》中也提到这一点。这说明他们已有切实的生命焦虑，都希望长生不死。在诗歌里面就大量的出现了生命主题，也生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命本体论的时间观”，《古诗十九首》中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曹操的《短歌行》里也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到唐代，这样的一种情绪就变成了诗歌中最普遍的主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个诗人登上一座高台，想象一百年以前有人登上这里，曾经发思古之忧情，就像今天我在这儿登上一样，但是我已看不见他，因为他已经早就不在了；一百年以后还将有人登上这里，也同样发思古之忧情，慨叹生命短暂、宇宙无限，但是他也看不见我，因为我早不在了。
    所以有一种绝望，一种在时间长河中溺毙的恐惧。这刚好是一千多年后海德格尔的一个说法，《存在与时间》里说到的，我们都是世界的“被抛掷”者，我们被父母生下来抛到这个世界上不管了，而且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生来就带着“烦”与“畏”，一种生命的烦恼和畏惧，所以才产生了存在感。其实一千多年以前的陈子昂，早就有了类似的体验和看法。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是这样，个体生命在固执地追问永恒和无限。用个体生命来丈量一切，自然就出现了一种悲剧性的体验。这类诗中的完整长度的追求，其中的个体经验的完整性，一个人从生到死、有不断轮回的完整性，投射到小说叙事里面，就幻化为这样一些情况：《水浒传》里面的由聚到散，《三国演义》中的由合到分，或由分到合，《金瓶梅》中的由色入空，《红楼梦》中的由盛而衰……
    这些典范的模型说起来都是很复杂的话题，我们以《红楼梦》为例，这部集大成的奇书，可以说隐喻了中国人的时间观、生命观，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必将面临一个由聚到散的悲剧体验，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说“片断的时间容易产生喜剧”？当我们年轻时，想想我们整个家族的记忆，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在不断长大，世界由远而近，你可以拥抱它，拥有它，这时你的父母可能正处盛年，你的祖父祖母还都在，过去人还会有很多姨妈、姑妈、舅舅，乃至表亲与叔伯的更多兄弟姐妹——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一样，其实说到底每个人都有一部《红楼梦》式的记忆与经验，你家族的曾经的繁华会在你年龄渐长的时候逐渐离你而去，聚终将会出现散，所以悲欢离合的完整性，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诗学或者是中国美学的体现。
    类似《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会稍显抽象一些，讲的是“由色入空”的故事。当然这个“色”不只是欲望意义上的色，它指的是佛学意义上的色，色即万象，而“空”是世界的本体。“色和空”之间是一个表里关系，也是一个因果与轮回关系。西门庆用他全部的财富和身体作为资本，永无餍足地占人妻女，他一生就像一头发情的野猪到处糟践东西，这是色；但这个人最终将怎样？小说安排他纵欲身亡，将小说最终又变为一个训诫叙事，是为空。如果我们不将这个过程看做是一个道德化的命题，那么每个人其实都会有相似的经历：年轻时血气方刚、欲望旺盛，等到年纪大了，身体衰败，便成了“鸟之将亡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变成了“道德文章”。这是一个中国人，我们所设想的普通人的一个生活逻辑或者生命逻辑。
    《红楼梦》是集大成者，集各种完整长度于一身的典范，我把它归结为“由盛而衰”的叙事，或者也可以叫做梦模型，梦叙事。今天人们都在说“中国梦”，我们说的是梦的另一个隐喻。通常梦指向两个方向，一个是无限美好,即说不出有多么美的，诸如“梦之队”，“梦工厂”，“梦幻组合”云云，夸张的是梦的不可限量、未可知性；另一端指向的则是幻灭，所谓黄粱一梦，南柯一梦，终究要破产的梦。关于梦的修辞，在汉语里面是非常丰富的，而《红楼梦》大而言之讲的是繁华之梦，一场幻灭的人间繁华之梦，宽广的楼宇、大家族的生活、钟鸣鼎食、妻妾成群这样的繁华终将落尽。
    这样一个家族之梦，暗合的是个人经验中最终的幻灭感，即刚才所说的，每一个体的生命记忆中都充满了幻灭。小说的第一回就已经哲学化、纲领性地把他的时间观、历史观、生命观、美学观做了集中交代，“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繁华之梦终将变成一个大荒凉的幻灭之梦。也就是说，必须要叙述到终了，一旦叙述到终了，那就是一个“长恨歌”式的叙事，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我们其实可以把《红楼梦》和《长恨歌》这样的叙事搁在一起来讨论。我做了一个模型，整体的结构，中国传统叙事的整体结构是一个大悲剧，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模型，由始到终。由始到终其实就是由生到死，有聚到散，由盛到衰，由色到空……这个完整的过程一定是悲剧的结构。古典小说中最经典的部分其实都是大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大团圆”，但事实是，中国人不只有悲剧性的世界观与哲学，同时也有自我解套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让这个世界观“轮回”起来，由此来解除他的焦虑和烦恼。从陈子昂张若虚的诗中完全可以看出，抒情者知道个体生命的短暂和必死，但又把这种死设定为下一个轮回的开始。如此，焦虑自然就缓解了。不只是对人生这样看，对历史也是，所以我们中国人可谓既深刻又达观，有什么不好？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2013年秋在鲁迅文学院的演讲。因篇幅较长，撷取第一、二部分内容刊发于此，全文请参看《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