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语
    自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栏目后，这一新文体立刻成为当代文坛瞩目的焦点。一些被放置在“非虚构”名下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学评论界也对这一概念展开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环境等发生了剧烈变革。这样的巨变时代要求文学重建其社会属性，走出对于叙事形式与内心隐秘世界的专注，去回应时代提出的思想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的出现及其热议，可以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重要征候之一。本期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非虚构”进行了分析，可以让我们从更开阔的视野认识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
    ——李云雷
    “非虚构”写作或者“非虚构”文学被注意或者说成为一个潮流应该是从2010年的第二期《人民文学》开始的。当时《人民文学》设置了一个“非虚构”栏目，在2010年第10期它又推出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一时间就掀起了关于“非虚构”主题和“非虚构”理论的探讨。其实宽泛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或者“非虚构”文学一直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一脉，尽管命名不一，地位不一，却从未离场。新世纪以来，各类“非虚构”写作确实构成一股不小的冲势，《人民文学》的做法虽非首创，却第一次比较鲜明地把“非虚构”推向公众视野，普遍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次针对当下文学颓势的拯救或补救之举，并因此而备受瞩目，引发广泛的讨论。
    关于“非虚构”文学，现在来看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人民文学》也只是对“非虚构”做出一种探讨性的提法。尽管定义并不明确，但人们普遍认为“非虚构”的针对对象是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的虚构”这个脉络的文学传统，人们认为这一脉络的中国文学逐渐跟现实之间产生隔膜，甚至不再能参与当下现实。作为“非虚构”作家的重要一员，梁鸿的说法可能比较具有代表性，她在解释自己创作《梁庄》的缘由时不乏真情地说：“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论文成为了学术生产，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无疑，这是“非虚构”文学之所以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文学生产，我们的文学批评已经跟我们具体的生活与我们的现实离得越来越远。而这开始引起学界的警醒，并思考如何扭转这一劣局。
    可以看出“非虚构”文学主要不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或提法，而主要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或提法。因此，虽然“非虚构”的意义依然暧昧，但是在否定性的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给出“非虚构”文学一个大致的意义区隔。
    首先，“非虚构”文学一方面连接外部的世界，特别强调对于世界的认识、把握、介入，另一方面连接的其实是虚构。“非虚构”文学它依然是文学，依然是虚构，它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来的依然是文学作品，它里面必有虚构的要素，依然要在虚构的意义上确定它的含义。其次，“非虚构”文学可以和新闻区别，我们知道新闻是什么状态，但是“非虚构”文学和新闻的处理的对象、处理的题材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处理的效果或者说它的精神追求是完全有区别的。第三，“非虚构”文学与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纪实文学的区别。一般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宏大叙述，是一种跟国家政治靠得太近的，追逐意识形态热点，依托于意识形态来确立自己的重大意义，典型人物、环境、事件是其重心，所以就很容易在一种宏大叙事中把文学的特质压抑或祛除。“非虚构”相对而言则是小叙事，它强调个人体验的介入，实际上就是强调对于意识形态热点的回避和反拨。它也介入世界，但是以个人的姿态介入，它展示的是更为个人化的具体的世界，同时又是最为接地气的世界。
    在肯定性的意义上，“非虚构”文学显现出与纯文学或“文学的虚构”这一脉络文学的极大不同，甚至是相反。当然在追求文学品质或文学成就的意义上，二者有相同之处。大致来说，“非虚构”文学首先强调对真实的忠诚，体现出一种“逃逸”艺术真实的倾向，而倾心于生活真实。为什么“非虚构”会强调生活真实呢？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是一个全媒体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数据，成为一个信息来接受的时代，我们现实中的生活经验很多变成了一种符号性的，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渐渐变成符号系统或者是符号体系，我们具体的生命感受力在退缩或者说萎缩，这个时候“非虚构”强调生活真实等于说是对我们每一个现实中生活的个体的重新发现。让我们在这个符号世界尽可能地感受到自己真实的世界，尽可能认识真实的世界。其次，“非虚构”文学强调对行动、介入、在场的提倡，强调对社会现实时代的介入，强调这种介入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强调敏感鲜明的问题意识。第三，“非虚构”文学强调个人经验，视个人经验或个人体验为其根本关切点之一。“非虚构”文学强调“我”的视角：那些“真实”是一个具体的个人看到的现实。它一方面具有一种个人经验的亲近性，另一方面“我”看到的现实由此具有一种个体性以及由个体性而来的丰富性。与主观性文学不同的是，“非虚构”尽管强调“我”的在场，但是“我”在场的重点不在于“我”的凸显，而在于“我”看到的那些现象与事实。成熟的“非虚构”作品经常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自由转换，第一人称的直感与第三人称的理性结合在一起，从而有力地对当下现实做切近本质的表现。
    作为一种文学补救方案，可以看到“非虚构”文学在很多层面上有力地撬动了纯文学或“文学的虚构”一脉的文学传统的霸权地位，将已经或正在远离社会公共空间、丧失社会属性的中国文学重新引导到社会公共空间，并重建其社会属性。尽管文学生硬地反映现实尤其是当下现实是一种强硬的无理要求，但那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逃离当下现实，沉溺在纯文学或文学虚构的王国里，不能自拔。健康的中国文学应该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深切关怀与密切观察之下的用心之作，在文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有机联系，而不是躲避现实乃至鄙视现实，并因此与现实失去必要的血肉联系。“非虚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我们时代的文学补救方案。不过，“非虚构”文学的最终达成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远不是已经达到了其完善程度，无论从理念还是实践来看。现在来看，“非虚构”文学也存在不少风险或危险，可能有待再思。
    首先，“非虚构”的写作题材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往往体现在对于社会问题的一种强调，或者社会重大问题的探讨。这种探讨会不会导致“非虚构”文学对于现实的呈现也只是现实的一个层面，可能是一些重大的层面。李云雷认为可能现在“非虚构”处理的问题还不是特别重大，但是我觉得“非虚构”的写作其实已经足够重大或宏大。就题材来说，“非虚构”普遍有一个升华的过程或冲动，都是从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升到一个关于中国的讲述，或者关于世界的一个认识。这样的话，“非虚构”其实是有一些过于的宏大，它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将大与小协调起来，在文学的意义上，我在意的是在此局面下，文学的轻与重的辩证如何达成？
    其次，个人的体验是有局限性的。写作一旦单独面对具体的个人，个人的局限性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从根本上来说，在当下社会，个人对于现实的把握和认知恰恰可能是盲目的，只能是一种碎片化的对于世界的反映。因此，个人体验并不绝对可靠，“非虚构”强调个人体验的真切性，这种真切性并不是自明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虚假的、需要警惕的。纯文学依靠语言或修辞的磨练去超脱个体经验的局限性，“非虚构”如何在介入现实、与现实同步的情况下超越个人经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问题。强调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和介入性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个人体验本身有局限性，而要超脱这种个人体验局限性就需要更强大的理性的力量去提升。对于文学来说，这种“必然的”提升是否能够保证文学品质？个人体验的真切性与对我们时代的真实认知如何在写作的意义上协调起来？
    第三，“非虚构”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自身理论的匮乏。我们现在只是说能拿“非虚构”写作来作为讨论的依据，但是“非虚构”写作没有一个具体的界定，在此情形下，形构“非虚构”文学自成一个体系的某种理论或批评话语必将面临重重困难。学界需要在展开讨论的基础上努力发掘理论建构的可能，并做出相应尝试。只有“非虚构”写作的相应理论体系建立起来后，“非虚构”写作的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展开。目前来看，以“非”虚构的否定立论方式确立自己的位置，对“非虚构”的探讨就要在虚构文学的对立面来讨论，这不利于“非虚构”文学初衷真正的达成，也不利于其最终的发展。“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并非截然两分，强调“非虚构”只是对于当前文学弱化现实关切等弊端的一种针对性反应而已。如果以此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划一个僵硬的界限，等于自我画地为牢。
    最后，最重要的在于“非虚构”其实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写作。它首先要求对社会的精准判断，对社会现实、社会现象精准判断后才能找到能够反应当代社会现实的一个题材，或者说一个题目。在当今时代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这种“以小见大”的题材或题目的择取，如果要同时摆脱僵硬的图解政策之意味，将是非常艰难的。“非虚构”写作还需要对文学有相应的造诣，没有相应文学素质或造诣的话，可能也无法将“非虚构”文学持续深入推进。“非虚构”文学的重心或中心词依然在“文学”之上，这是不会改变的，也是这一概念确立自身的根本所在。也许人们对此一直都有误解，以为“非虚构”文学要彻底与虚构文学区分开来，包括摒弃纯文学的种种文学经验，这实在是难以原谅的误解。目前对文学有相应造诣的都是虚构文学的作家，在现有虚构文学审美霸权体系下，他们很难立马转身写作“非虚构”，在文学观念上的转换或渐变，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非虚构”文学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革命”，要走过漫漫长途，一点一点改变整个文学的天平。另外，“非虚构”写作要求对写作对象的一种真挚的感情，一种投入的态度，而这种感情或态度相应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从我们每个人对社会现象或者是对社会经验的感情与态度来看，除非那些与我们相关的某部分社会现象或社会经验能够激起我们强烈的情感。我们只会对与我们相关的那部分社会现实或社会经验有特别的同情或者特别深入的感情。如何解决对于写作对象感情的问题？这显然不是简单地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就可以解决的。在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网络化、虚拟化、全球化的社会中，我们的“属己”经验正在或已经被资本、权力、金钱等更强大的力量强烈冲击，我们是否能在“非虚构”文学的意义上建立其对社会现实真正的贴心感情与态度？这是问题的又一个层次或方面。判断力或识别力，文学造诣，真挚的感情，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才能促成好的“非虚构”文学的产生，无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门槛高，意味着它可能很难普及开来，成为一个有广泛生命力的实践。成为理念总是比变为实践容易。在理念与实践之间，“非虚构”文学注定要经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