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随着里下河文学研究的深入，迫切需要引入新的视角，拓宽新的领域，比如城市文学视角。事实上，里下河文学可以说一直是亦城亦乡的。从城乡的双重表达去看里下河文学，不但贴合里下河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而且对纠偏文学界对里下河文学的习惯性思维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至少说，在此前有关里下河文学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视角都将它定位于乡土文学，很少顾及到这个流派中的城市表达，而事实上，遍布于里下河文学的各种文体，城市书写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具体到里下河文学的创作个体也是如此，从老一代的汪曾祺，进而到毕飞宇、鲁敏、刘仁前、罗望子、朱辉、王大进、庞余亮、顾坚、刘春龙等等，他们的写作可以说都是这种双线写作和双重写作。以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而言就相当典型，它呈现出由乡到城的写作序列。《香河》可以说是以乡村作为表现主体，它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在传统的乡村地理上展开的，到了《浮城》故事背景就拓宽到了小县城，而第三部《残月》按中国的行政区划级别，其故事背景已经到了地级市。其他作家也大抵如此，而且按照现在的总体创作趋势，里下河文学的城市书写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这就涉及到对里下河这一地理与文化空间的理解。学界之所以谈到里下河文学就将其先入为主地定性为乡土文学，就是因为对苏中这一特殊的地域的文化定性，因为不管是自然地理，还是文化想象，苏中这一块亦农亦渔的土地一直被作为农业文明的典型，其实，至少对于里下河而言，从其文明的形成历程来看，始终被许多大型的“镇”所引领。这就涉及到对中国农业文明的理解，对中国乡村文明的理解，特别是对中西城市的理解。之所以将里下河视为典型的中国农村，并顺理成章地将里下河文学视为乡土文学，在根本上就是以西方的城市观念来看待中国的城市，以现在的城市文学，来区分中国的城乡文学，这样，像里下河这样的地方，至少说在传统上就被认为是没有城市的，而以其作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当然就只能是乡土文学。
    其实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的城市是有历史的，有她的前世今生。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地方，首先就在她的历史。这种历史一方面是它与乡村的联系，一方面则是它自身的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与乡村的同构关系，这是中国城市的中国经验。中西方的城市是不同的。西方的城市经过中世纪后的重建，使古典文化浓缩在博物院之中。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的农业社会以封建领主的庄园形式存在，而工商业则归工商业者所有，它和城市结为一体，作为前者的对立面而存在。工商业者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壮大了声势，政治力量同步增长，终于取得了城市自治权。随着近现代的工业革命，西方城市以资本的形式向农村渗透，并最终以城市化的方式取代了农村。于是，城市文化在西欧是独立发展起来并以自己的实力战胜了乡村文化，它以取消的方式实现了两者的融和。
    而中国城市的发展则是另一道路。城市的兴起主要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而不首先是经济的原因，城市没有独立的经济力量因而不可能脱离乡村而存在。同时，城市经济（主要服务于城市消费）和乡村经济的命脉不是由对立的阶层所掌握，而是由同一个阶级、阶层或集团所占有，从而显现出城市、乡村一体化的血缘关系。这种经济模式当然是依靠地理因素建立起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城市由于其政治上的地位为某一经济区的中心。和这种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呼应，中国古典城市文化并不与乡村文化相对立，相反，却成为某一乡村文化的典范体现，成为某一地域性文化的代表。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细加考察，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大概只局限于量的差异并且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只有时间特别是地域上的差异才为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们所重视。各代史书均设《地理志》，列举描述各地的风物特点，江河山岳、历史沿革，尤其是风土人情。在论述时也大都以城市作为中心向四方辐射。这种观察方式本身就意味深长地说明着中国城市与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特殊关系。这样的状况一直到近代都未得到改变，而现当代，由于所共知的政治、经济原因，变化的步伐也相当缓慢。
    需要在这样的基础上着重说明中国城市的起源、成长与发展。传统的中国城市是在乡村中长成的，许多村，以及镇是现代城市的前生，为什么要说到里下河地区许多古镇、名镇？因为他们当中许多成了今天的城市，有的也许会成为明天的城市。王安忆的《天香》是写上海的发源的，她对城市的理解就非常中国化，她笔下的“镇”是城市还是乡村？她所描绘的生活场景是城市还是乡村？中国的大城市就是从乡村长起来的，起于乡村生活与生产，起于原住民的生活与生产需要。也许，里下河的作家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明确意识，但是，只要他们尊重历史，只要他们讲的是中国故事，就会使这样的城市形象在作品中得到呈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化与社会学上的意义。研究里下河文学的城乡表达，可以找一些作家笔下的“镇”去细读，去解剖，比如朱辉的白驹，鲁敏的东坝，刘仁前的香河村、楚县，顾坚的顾庄等等，包括毕飞宇的楚水，连同他的王家庄，王家庄是乡村，又不是乡村，它大得很，它是地球上的王家庄，要看懂它，得以地球为背景。另外，费振钟近年的乡镇专题系列写作值得重视，他以兴化的一个个大镇为研究对象，以纪实的、田野的和文化研究的方式对这些“镇”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的解析，非常有助于我们发现里下河城乡的历史和“镇”的秘密。
    应该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理解里下河的城乡书写，理解里下河城市文学的美学形态。这里只说一点。谈到当今的乡土文学也好，城市文学也好，特别是自从生态文学观念兴起包括乡愁成为重要的文化母题之后，批判城市，歌颂乡村，批判当下，缅怀继往，批判工业与现代文明，缅怀自然与农业文明等等，成为流行的主题，在这样的主题之下，设计城乡对立是许多作品的叙事模式与情节结构。但是，里下河文学似乎并不都是如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时间结构也罢，空间转移也罢，故事推进也好，人物命运也好，由乡村到城市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由乡到城，或者由城返乡在作品中基本了无挂碍。这样的审美表达显然契合了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结构，因为中国的城市不但脱胎于乡村，本身就是乡村的不断升级版，而且这种从乡村升级而来的城市，其人际关系的维系大体还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是以核心家庭不断向外扩散的熟人社会，这方面只要看看刘仁前、顾坚、刘春龙等人的长篇小说就可以明白。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没有那种虚构的、至少是被夸张了的城乡对立，没有被流行的城乡对立主题所绑架。也许对里下河地区只有三线城市以及县镇规模的小城市来说，后现代的焦虑症还未蔓延，以本地原住民为主体的城市，其人际关系还是传统的模式，并恪守着本土文化，但也因为如此，里下河的文学保存了中国城乡的最基本的关系，这样的文学在如今的城乡流行写作当中也更具有样本性的意义。
    当然，这些理解可能可以概括里下河城乡书写的昨天与今天，更重要的无疑是它的明天。不过，里下河文学的城乡书写不可能割断与过去的联系，所以，第一，里下河文学应该进一步提升自己城乡书写的自觉性，尊重中国城乡的历史，特别是里下河城乡的发展道路，虽然它可能与流行的主题不甚契合，但是，却具有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学的与美学的意义。第二，鉴于中国城市多样性的现代发展道路，里下河文学也应该充分地做好应对现代城乡书写的准备，因为任何一种居住空间的变革，人际关系的重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文化与心理变化，这些变化往往在传统的城乡视角中找不到恰切的解释。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模式很多，深圳模式也好，浦东模式也好，天津滨海新区模式也好，还有许多其他模式，它们会不会被移植到里下河，或者说它们的一些理念与结构已经被植入到里下河的城乡建设进程中，这些都应该进入里下河文学的视野。
    总之，城乡表达是多样化的，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理论去想象多样的文学存在，而应该去发现每一种写作的个性与差异。这在里下河文学研究中由乡土文学的单一视角向城乡文学的双重视角的转化期，尤其应该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