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顺着鲁迅的脉络，继续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既了解自己的传统，又能够站在人类认识的最前沿，了解世界的新变化，从而审时度势，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征而泽被世界的新价值。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作为20世纪中国最值得谈论的作家之一，鲁迅是近代中国一个禁得住反复咀嚼，并一直能咂摸出新鲜滋味的话题。
    鲁迅以丰富的作品构成了多重解读的维度，其中“中国现代文化如何建设”这个主题一直颇受关注。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也是鲁迅一生思索的一个重要支点。1907年，时年26岁的鲁迅完成《文化偏至论》，从自己所生活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实问题出发，指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抱残守缺，坚持中国中心主义；一是幡然思变，陷入西方崇拜。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成为解决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
    今天，这样一个话题也是有意义的。近年来，仰慕古代圣贤者渐多，国学热一时兴起，品目繁多的“读经班”着实令人眼花缭乱。而有些对国学的庸俗化解读，把国学和成功学简单嫁接，甚至扭曲为厚黑学，有些所谓“女德班”，把精心打扮的现代版“三从四德”端上讲台。这些，正是鲁迅所警惕和批判的。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鲁迅对章士钊主张的读经运动可谓讥讽痛批，十分犀利。其实，鲁迅并不是反对读经，他本人的国学造诣就十分深厚。他担心中国历史沉积的痼疾，只要有机会，就会陷入“中华中心主义”。鲁迅坚持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外来的新文化尽量吸收，在比较中不断破除传统文化糟粕里“瞒”和“骗”的迷梦，从而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同时，鲁迅将批判的锋芒也指向了那些不加鉴别、唯西方是好的盲目崇拜者。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实际上提出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四条原则：一是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避免从众的心理；二是不盲目崇拜，不将西方文化神圣化和终极化；三是考察西方文化的实情，在了解的基础上吸收；四是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西方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避免培养出顶礼膜拜古人的“木乃伊”，也不要完全西化的“香蕉人”，是鲁迅务实的态度。
    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鲁迅看来，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谁就够得上“终极的至善”。一切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鲁迅以“偏至”概括，呼吁人们正视这种偏至性，就可以不陷入将任何一种文化神圣化、绝对化的神话当中。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就是要全面看待中西方文化，热衷国学的需要了解世界，崇尚西学的在睁眼向外看的同时，也要补补自己的传统文化。当一个社会做到了对多元文化在相互比较中汲取养分，就不仅能保持各自文化的独特性，还具备了创造出新文化的动力机制。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外来文化也是为有源头活水来的一种“活水”，确保了自己的文化具有更新的能力。
    今天，我们要顺着鲁迅的脉络，继续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的研究者既了解自己的传统，又有良好的外语和科学训练，能够站在人类认识广阔边际的最前沿，了解世界的新变化，从而审时度势，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征而泽被世界的新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生动、精辟的总结，也启示研究者，唯有辩证看待中西文化，才能找准中国文化的精准坐标。
    现代文化建设是一个进行时，在通往完成的道路上不断完善着。我们纪念鲁迅，继承他的思想，继续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