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全集，并非对所有的文人学者都有利，如果本身并不怎么完美，出了全集，其原有形象反而有可能会受到“损伤”，很显然，并不是每个在生前享有盛誉的作家学者，都具备出全集的条件
    一
    出版一部个人“全集”意味着什么？无论此人是否健在，都是一件不得了而不是无所谓的事情。它象征一种授勋仪式——对“大师”量级的辉煌成就的认可和历史评价，无异于在大众的心中矗立起一座偶像的文化丰碑，它带给人们的应该是一种近乎朝圣般的高山仰止。透过皇皇“全集”，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隆起的文化、智慧与精神的海拔高度。“全集”剔除了一般文集的筛选和拔萃，要求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作者最客观、最真实的文字内容，包括未刊稿、私人书信、日记、便笺，看上去宽松得没了界限，其实不然，包罗万象的另一面便是巨细无遗，便是纤毫毕现，它使得扬长避短和去芜存菁失去了可能性，即使最轻程度的文过饰非和“为尊者讳”，都会践踏“全集”的定义。总之，此绝非等闲之事。
    很显然，不是随便哪一位学者作家的文字全貌都具有珍藏价值，都值得“曝光”和展示，都无愧于“显微”。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集”的质地应该是纯净的，品性应该是透明的。它抵制虚伪拒绝炒作，也容不得浅薄、乏味和平庸。它理应得到人们跨时空的仰慕和珍爱。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许多已经面世的“全集”处境尴尬，颜面难堪，无人喝彩，命运很不美妙，更别提得到书界的尊重。这里，无辜的作者和读者不应承担什么责任。它们如同一个个违章建筑，虽搭出了像模像样的框架，却地基松软材质低劣，工程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十几年前，记得曾有名刊联袂推出过一个“寻找大师”的理论栏目，寻找的结果，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并没有诞生哥伦布和他的新发现。当代中国文坛看上去各领风骚群雄逐鹿，若寻找起真正的所谓“大师”来，又何其艰难。想象大师如繁星满天，对于东西方的任何时代和国家都只是一种寓言，一些聪明的出版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面带无所谓的微笑, 以批量生产和销售的姿态，很轻松地就把一套套名家“全集”供上书界的庙宇，同时也很轻易地用这种方式稀释了大家名家们原有的含金量，使人们不能不质疑这些出版人的诚意所在。
    二
    我的质疑缘于一次逛图书大厦的经历。那是个深秋的中午，幽幽日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来，笼罩着几个位置显赫的专柜，我发现，那光影斑驳中竟满满当当排放着各种个人全集，少则数卷多则数十卷，从什么时候起，我国文化界已经是大师云集“全集”林立，竟如同变戏法一般？为何一些出了“全集”的作家学者，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反而降低了？这种无人喝彩的廉价“繁荣”原因何在？
    许多大家名家，皆为各自领域的翘楚，是不是所有的文字纸屑都有流传和珍藏的价值，却未必然。丁玲女士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上世纪20年代尚有些影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有太多图解政治的痕迹，这位生前主张“一本书主义”的女作家，身后却出版了远谈不上珍贵文学遗产的所有文字，也是一件趣事。诗人闻捷恐怕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30年后会有自己的“全集”问世，这种事怎么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闻捷作品的审美品质如何，稍具水准的读者自有判断。还有一些著名学者、作家，其学问有高下，成就有大小，说到出全集，也都有一定水分。比如我所尊敬的傅雷先生，创作有限，译作却声名远播，如果把巴尔扎克的那些巨著拿来充数，则难免牵强。我以前曾在书店看到过《傅雷文集》，包括文学卷、艺术卷和书信卷，虽非著作等身，却很有含金量，出版“文集”还算是实事求是。最有意思的是，尚健在的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也被隆重推出了“全集”，陈女士在22岁时因其传奇的跨国婚姻而一举成名，进入中年，寡居的陈女士开始步入美国政坛且一度成为风云人物，同时经商理财，还风尘仆仆地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搞从事交流活动，也常常“客串”作家且有著述数十种，水准多类似文学“票友”，作为卓有政绩的社会活动家的陈香梅，我可以诚惶诚恐，但看到《陈香梅全集》，我难以恭维。
    陈平原先生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很认真地开列了一个包括从晚清到五四一代的著名学者在内的大名单，认为应该给他们出“全集”，论述这些珍贵的名字所创造的学术价值是我力不胜任的，陈先生是研究近现代文学史的实力派专家，所言自然颇具权威性。我只是想说，出全集，并非对所有的文人学者都有利，如果本身并不怎么完美，出了全集，其原有形象反而有可能会受到“损伤”，很显然，并不是每个在生前享有盛誉的作家学者，都具备出全集的条件。
    三
    全集和文集、选集之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有本质的区别。用袁枚在《随园诗话》里的说法，“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斟句”。在文化艺术领域，大师和天才、名家之间的区别有时候并不清晰，甚至见仁见智，但多数文化人绝不糊涂，心里还是有杆秤的。具备了超凡脱俗的心灵质量和人格魅力，同时拥有足够丰厚的精神遗产、足够分量的文化建树和足够辉煌的艺术杰作的大师大家，读者需要也愿意了解其全部构成，包括作品内存之外更多的个人生活细节、思想微痕和心理涟漪，历史也不会任其自生自灭，如果以一种最好的纪念和继承方式表达人们对他们的敬仰，莫过于出版他的“全集”，这也是对大师的一种盖棺论定。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全集”，会联想到峰峦、森林、大海和天空，而不是闪电、雷鸣、昙花、飞瀑。后者多属于天才和名家，更适合出文集或选集，而出全集者则非气象万千的大师才能享此尊荣和待遇。
    “大师”不是一顶纸糊的桂冠，经不起岁月的风吹雨打，也不是一颗媒体廉价炒作出来的明星，很容易随时尚潮流的起伏而生而灭。“大师”意味着博大精深，海纳百川，气象万千，承前启后，并不靠局部的光芒和短暂的声响吸引人们的关注。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罗素、泰戈尔和博尔赫斯等，谁能指出具体哪一部作品是他们的代表作？他们的思想和艺术能够跨越国别和年代而浑然一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走向永恒。
    天才也是不多见的。他们不是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一分灵感”，也不靠“取百家之长”，用勋伯格的话，“天才只向自己学习，有才干者则主要向别人学习”，天才的创造常常表现出尖锐的原发性和鲜明的独创性，一般人很难模仿和重复，同时，天才的才情缺乏节制和收控，很容易在极短的创作燃烧中化为灰烬，往往难以达到大师那种高度、深度、广度所必需的精力、体力、从容、坚韧、平衡力、吞吐量和寿命。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名家了。这不需要饶舌，每个年代每个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各自的名家。名家的才华有时候看上去也能直逼大师，由于各种原因也可以声名显赫，但他们很难企及大师的高度、成就和境界，据说巴金就对自己的文学成就评价不高，甚至称自己不是“文学家”，我想这大概不都是出于谦逊之辞。
    其实，天才和名家们大多身怀绝技，笔墨风格各有特色，精选出能无愧于作者水准的文集就可以了。在一个大师稀有的时代，出版人不必“皇帝不急太监急”，草草推出各类低质量的“全集”，给人的感觉很像是在人为缔造“神”，结果“神”一多就不值钱了，把好事情往砸里办。出版人不是魔术师，不可能通过出版“全集”而使大师林立，这种闹剧似的做法是对历史和读者的欺弄。当务之急是让诸“神”归位，回到初心。退一步说，出版人即使打算为什么人出“全集”，也需要一种严格的“资质”认证，以防泛滥成灾，滥竽充数，否则就太不负责任了，既害作者又坑读者。事实上，一些“全集”出版或计划出版的原因复杂微妙，有的是受制于乡谊乡情，带有地方保护主义或政绩色彩，有的出于相互攀比心态，有的则可能取决于财力的配置，或文化与出版官员的偏爱等诸多因素，使得本来是发掘精粹、传承文化的大好事变了味儿，以至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利于创作环境的清洁、学术秩序的改善和文化遗产的整理，容易产生一种阅读误导，败坏文化消费者的胃口，未必符合“全集”作者的意愿。